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生成逻辑与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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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理响，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话语。建党之初提出用“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不良政治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对“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的清醒认识，解放战争时期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改革开放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图的规划，及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从未缺席和中断过。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如何呈现，它是基于何种逻辑而生成的，又是如何被论述和阐释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构建思路，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更全面地领悟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

在百余年党史中，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不断演进和发展。从基于革命理想的话语表达到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从应对舶来话语的冲击到结合中国实际的理性选择和自主创新，党的民主实践不断推进，民主话语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经典表述，典型体现了党的民主话语的构成特点与表达特色。1.“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不仅体现了对“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普遍认同，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属性和价值定位。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将民主作为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内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这一论述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即民主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广大人民真正地当家做主。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中，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在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中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范围。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认识到，民主政治能否实现要看政权由谁来掌握，要想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必然要推进“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转移”。因此，自成立之初，党便将工农群众作为革命的重要基础，这决定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性，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民主建设的基本价值导向。正如毛泽东强调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后，人民民主相继被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中，从宪制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民主话语表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是为了给西方什么人看的，而是要真正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人民”话语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本色不断强化。“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综观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认知和实践，人民民主无疑是始终高举的旗帜，是党的民主话语最硬核的部分。“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反思，更展现了其对社会主义民主应然形态的深刻把握；不仅体现为一种理想愿景，更展现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与制度安排。2.“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既体现了对西式民主话语霸权的否定，也体现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论证。实现民主方式的多样性意味着民主建设必须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胡锦涛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必须要考虑“我国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等重要因素”。我们必须要尊重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违背发展规律的民主，或者只能是一种形式民主，或者可能带来政治不稳定等负面影响。江泽民强调，中国民主建设成不成功，要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了错误的政治发展道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民主必须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民主。民主带来的应是政治发展而不是“政治衰朽”，是社会进步而不是社会失序，形式上看起来再好的民主，如果不符合国情，都可能会带来诸多不利的后果。走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避免出现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更是取得显著治理成就的关键。正是这一比较治理成就及其对中国道路正确性、科学性的有力证明，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信，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自主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来源。3.“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当然，“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民主的标准。形式民主以及重程序轻实质的现象是当代西方民主困境的重要表现，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是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民主反映的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因而，资本主义民主只能是一种形式民主。恩格斯认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而列宁则将资本主义民主视为“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反思性批判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叙事的重要内容，发展“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也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愿景和实践目标。1953年，邓小平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绝不允许人民有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它在形式上规定一些虚伪的看来似乎漂亮的东西，也纯系为着欺骗人民保护其特权统治的目的”。“最广泛的民主”不仅意味着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受到特定身份、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因素的限制，还意味着民主权利的行使贯穿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最真实的民主”意味着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性的，人民的意愿和呼声能够被真实地反映并被纳入决策过程之中，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能够真正得到保障和实现。“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最管用的民主”意味着民主不仅是程序意义上的，而且更具实体价值，“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解决人民实际问题的。只有能够真正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需所求，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和利益要求的民主才堪称“最管用的民主”。“广泛”“真实”“管用”展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本然、应然面相的理解，而“最”则直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信念和追求。“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的话语表达，既有着鲜明的比较政治指向，更有着独特的自主风格，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初心，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期盼。4.“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民主虽然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但在具体历史实践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无论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不稳定问题，还是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现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如何让民主有效地、有序地运转起来，是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议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改革开放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开始在同一语境中出现，而这一语境即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应当说，这三者中首先凸显的是“依法治国”，话语表达为推进民主的法制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其后，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西方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坚持党的领导”话语开始不断强化。如果我们“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当然，“坚持党的领导”话语的强化，不是要弱化民主法治，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和人民当家做主提供根本保证。也正是基于此种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实现了有机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镜鉴国内外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审思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与西方的显著区别。上述典型表达直观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及特点。无论是“人民民主”所刻画的性质定位，还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所强调的特色优势；无论是“不可能千篇一律”所揭示的道路特殊性，还是“坚持党的领导”所突显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蕴含着鲜明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所谓比较意涵，即话语背后暗含着一个比较对象，这个对象通常是西式民主，通过与西式民主的比较，来展现中国民主的特色和优势。所谓自主意涵，即话语背后表达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强调中国的民主建设应当是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自主选择和实践。这种自主性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建设不能简单地模仿或移植西式民主模式，而是要在自身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从这个层面看，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话语不仅是一种政治表达，更是一种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之所以蕴含着鲜明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与基于超越和适应的民主话语生成逻辑有着密切的关系。超越，即是要超越西式民主。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提出了超越西式民主的目标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我们所发展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都彰显了“超越”的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最新成果和成功实践，开创了一种全面超越西式民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超越不仅意味着对西式民主问题的反思，追寻更先进的民主制度，也意味着对“唯西方”思维定势的破除。适应，即是要适应中国国情。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的民主要有生命力，同样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土壤，适应中国的国情。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各国则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一国的民主必然会打上一国的国民性、政治文化的烙印”，一国的民主发展也会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都凸显了鲜明的“适应”特点。超越必然意味着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从而形成了话语表达的比较意蕴；而适应则意味着自主道路的规划选择，话语表达上自然呈现为自主语境。超越与适应及其衍生的比较与自主问题，本质上来自现代化的宏观逻辑。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方面面临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自身国情的现实境况。后发国家的民主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西方化与本土化、民主愿景与现实国情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系，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有可能会因难以适应国情而造成制度异化问题，甚至出现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朽”现象；但若消极抵制民主发展的世界潮流，政治体系或因难以适应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而面临危机。因此，顺势而为，既利用好先发国家的经验，又结合本国国情进行自主设计和创造，是后发国家现代化战略的理性选择。历史实践也证明，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那些成功走出现代化陷阱的后发国家的基本经验。中国的民主建设同样置身于这一背景当中。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建构性特征，是一个舶来话语与中国语境、中国情境不断调适的过程。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立宪派”与“共和派”的论战，从“三民主义”学说到“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路线图规划，如何看待西方、学习西方以及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等是我们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先进的中国人直面问题，选择了既“师法西方”，又“超越西方”，“把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作为摆脱西方、超越西方”的超越与适应并行的现代化应对策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不仅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适应中国国情，更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道路的超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念正是生成于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中国共产党构建超越西式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新形态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体现的只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形式民主、精英民主成为民主的事实样貌——“‘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而这种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从历史逻辑来看，通过超越和适应形成比较优势与自主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将其作为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民主建设的本色就是人民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基本体现。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民主建设的关键是要“坚持中国道路”，从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民主健康发展，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文化逻辑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亦对中国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有着一定的影响。民主政治的成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例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其倡导的“民惟邦本”“君轻民贵”“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主张的“教民”“养民”“保民”等，虽未有现代民主“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但一定程度上也涵养了现代中国的民主认知：注重民主的人民内涵和人民底色、强调“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等。从现实逻辑来看，特定阶段的国情民情也决定着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民主建设的长期性。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曾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如果过度追求不符合国情的民主，其结果可能只能是形式民主。因此，超越必然要和适应相结合。同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谈到基层直接民主建设时亦论述道，群众自己“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这即指出了中国的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唯有适应国情，渐进推进，才能行稳致远。相比于少数早发国家的社会驱动型现代化道路，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更多由国家主导。中国共产党基于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选择了一条既超越西方民主模式，又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而这正是中国民主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战略选择也深度融入到党的民主话语之中，使得民主话语表达既展现出鲜明的比较视野，又呈现出自主创新的独特意涵。

三、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呈现特点

超越和适应的生成逻辑，既塑造了党的民主话语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也使得党的民主话语呈现出解构与建构、拒绝与包容、特殊与普遍、阐释与叙事、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特点。第一，解构与建构相结合。解构与建构源于民主话语的竞争。由于历史传统和早发优势，西方确立了在民主场域的话语霸权，并将之作为全球性经验向非西方世界传播。然而，西式民主也许代表着某种“民主的原型”，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标准，更不一定符合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构建，首先必须要解构西式民主话语的冲击和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话语表达的批判性语境。例如，“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这一表述就体现了“解构”的路径。当然，解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进一步建构，即建构中国的民主发展理念，展现中国的民主发展经验，从而形成话语表达的建设性语境。例如，“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表述就体现了解构基础上的“建构”。解构和建构，是后发国家构建自主民主话语需要面对的基本议题。第二，拒绝与包容相结合。如果说解构是为了消解西式话语的冲击，那么拒绝则意味着摒弃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话语和制度。例如，“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等表述即体现了“拒绝”的指向。当然，拒绝的目的不是为了封闭，它并不排斥对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借鉴和包容性吸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就表达了“包容”的话语意境。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既要旗帜鲜明地拒绝不符合国情的话语与制度，维护政治安全，也要“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第三，特殊与普遍相结合。所谓特殊，即民主建设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呈现为“中国特色”之话语表达。当然，特殊是建立在普遍基础之上的，离开了普遍语境，特殊就可能沦为“唯特殊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基于普遍语境的民主话语表达。“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等表述就凸显了这一点。普遍语境不仅表现为对一般民主价值和原则的普遍认同，也体现为对中国民主发展经验普遍意义的表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表述就彰显了这一思维。正是通过特殊与普遍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主话语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的内在自洽：中国要发展的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西式民主更优越的民主形态。但中国的民主又不是脱离世界的民主，它不仅是世界民主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有可能“向世界提供竞争性示范”的民主形态。第四，阐释与叙事相结合。阐释，注重话语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其核心在于严密且自洽的论证逻辑。例如，“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一表述就展现了理论阐释的特点。叙事，注重话语的历史实践性，它更加强调话语生成的历史正当性和必然性。例如，“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等表述，即体现了此种历史叙事的风格。将阐释与叙事相结合，有助于实现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的有机统一，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内在逻辑，增强党的民主话语的解释力、说服力。第五，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归纳，是从历史事实和实践现象中总结出一般结论，从局部实践、个别试验、分散化的探索中提炼出一般理论的过程，是民主认知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理念的提出，就是对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一系列民主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和经验凝练。演绎，则是从一般性理论、原则、前提出发来推论和表达具体观点的过程。例如，“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即呈现了演绎式话语表达风格。归纳与演绎相结合，能够有效增强党的民主话语表达的逻辑性。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呈现的辩证统一特点，凸显了党的民主话语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有助于调适超越和适应不同话语表达语径之间的关系，提升党的民主话语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解释力。

四、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走向世界的阐释路径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其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经过持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党的民主话语构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升华阶段，是党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突破。新时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民主话语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民主话语的表达与阐释。这不仅要求我们加强一般性政治语言的理论阐释和传播，妥善处理好不同话语之间的竞争与对话关系，更需要通过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健康、有序运行，在实践中展示其生命力、优越性和类型学价值。第一，更加重视基于实践的话语证成。超越是一种政治愿景、政治规划，它既来自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当然，也来自于对西式民主的批判性反思，因此，超越型话语偏重阐释和宏大叙事，理论色彩相对较强。而相比而言，适应型话语则更加强调民主的特色和实践可行性。从理论上看，超越同适应并无内在冲突，超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适应，而适应也是为了超越型话语的落地。但需要注意的是，超越所形成的理论话语往往高于、先于适应所指向的经验话语。在特定阶段，要防止将两种话语简单割裂开来，各说各话，造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异。消解超越和适应两种话语间可能的张力，关键在于推进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政治实践中持续、有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立法、大政方针”“微观的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的具体领域中，在人民群众具象化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有效运转，以“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类型学构建及其传播，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阐释，更需要加强基于实践的形象塑造、经验展示和话语证成。第二，更加聚焦基于对话的解构。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视角来看，超越和适应都需要一个参照系。因此，对西式民主的反思性批判构成党的民主话语的重要表达。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式民主制度困境、价值危机的研究，对西方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身份政治、极化政治等政治乱象的关注，对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有序运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批判是为了对话，对话的基础在于对一般性价值和事实的承认，以及对彼此差异和分歧的合理尊重。当前，我们不仅需要深入观察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境和危机，更需要解构以西方为样本的民主与非民主的简约化划分方法，以及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扩张、渗透策略，为中西方基于差异的民主交流创造适宜的对话环境。第三，更加凸显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中国的民主话语和理论要走向世界，需要积极回应“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一方面，要强化基于本土经验的自主阐释。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特点，中国民主话语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存在“参照”的情况，即通过一个可参照甚或可批判的对象来表达民主理念。“参照”的存在，虽有助于话语的阐发，但也可能会影响话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自信和自主地基于本土经验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证明中国民主发展方案的世界价值。“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延续的超大型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有可能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推进提供弥足珍贵的独特经验和可供参考的方案”。另一方面，要拓展民主话语构建的世界视野。从本土经验上升为中国方案，客观上要求我们证明中国的民主模式何以能回答世界民主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基于本土经验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在学理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中国民主发展经验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展示中国方案的独特价值和优势。第四，更加注重基于可理解性语言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叙事。从政治传播角度来看，一种民主话语能否从本土走向世界，与话语本身的可对话性、可理解性密切相关。在基于中国故事构建民主话语时，我们需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论述和论证体系，以适应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政治传播是一个涉及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环境、政治传播渠道和政治传播语言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信息能否被受众有效地理解和接受，需要更加科学的传播策略。从政治传播语言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细化民主叙事的语言风格。既要善用一般性民主理论和话语来讲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也要善用生活语言讲好中国共产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故事。总体而言，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理论表达、生成逻辑和呈现特点的解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更好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民主观念的价值高度、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和实践韧性。当然，对党的民主话语的分析，不仅是为了诠释党的民主发展理念，更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激烈的民主话语竞争，向世界展示中国式民主的独特智慧和切实发展成就。

编辑：墨恩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2期“党建热点”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