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曾国藩的“过桥贷款”看金融对社会的价值

国粮

陈志武（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2000 多年前，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论》名著里指出，“在所有的赚钱方式里，用钱赚钱是最反自然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用钱赚钱”等于要男人生小孩，最不符合道德，所以应该禁止。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金融市场，人们会如何生活？在没有金融市场提供跨期价值交换的背景下，古代的聪明人想出一些办法，通过变通的方式解决了跨期价值交换、跨期风险配置等问题。这些办法并没有使用金融工具，而是通过所谓的风俗习惯，或者文化、伦理规范，以变通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方式带来了人身不自由、腐败等负面问题，历史上的“腐败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金融市场不发达所致。
  曾国藩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国藩1811 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农村，27 岁中进士，不到40 岁就做到二品官，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被认为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中，曾国藩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兴办洋务，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9 世纪60 年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他编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还派出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事后看，曾国藩仕途顺利，收获荣耀和财富。因为在1838 年曾国藩考上进士时，当年全中国人口为3 至4 亿，考上进士的只有202 位。当时虽然被点了翰林，有了做官的通行证，但要进京做官，还需要足够资金（“过桥资本”）才能把通行证的潜力变成现实。做官、做大官前需要各种投入，包括给报喜官员的赏钱，款待亲友，赴京路费，在京城的住房、官服、仆役、马车开销等。据估算，新进士的进京资本在500 两银子以上。而当时，北京有经验的工匠年收入仅为24 两银子。按这样算，从中进士到真正做官，要花掉20 人以上的年收入。
  如何凑足“过桥资本”？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的办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个办法是，如果是有钱士绅家庭出身的，由家里出钱。但是这条路走不通，曾国藩的家境并不富裕，为读书赶考，已经卖掉不少土地。
  第二个办法是找亲戚、族人出资。1839 年，曾国藩回到湘乡，得到中进士的通知后，他先走访了曾家的亲戚，结果曾家的亲戚给他的礼金和贺礼一共只有13 两银子。这些亲戚实际上也都是投资者，用投资者的眼光来看，他们不太清楚曾国藩未来到底能够做多大的官？有多少收入？到北京以后会分配到哪里做官？今天做了投资，以后是不是会有回报？因为投资者在签跨期金融交易时，很担心对方会卷款逃跑。总之，虽然曾国藩马不停蹄走访，但募集的收入仍寥寥无几。
  第三个办法是找金融机构借债。但当时金融市场欠缺，没法让他变现部分未来收益。如果当时有金融机构，能够按年息5%、6% 给他十年的贷款，曾国藩就不用担忧了。曾国藩可以向金融机构说，我以后会做大官，每年的收入会很多，只不过现在我要把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今天，解决过桥资本的问题。其次，即使能够借到，民间借贷的利息高得吓人，也难有大额长期贷款。
  最后，曾国藩的唯一出路，就是四处“拜客”，找朋友和官商捐赠。所谓“拜客”，就是拜会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曾国藩每到一处都要见四类人：一是自己的至亲故旧；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三是各县官员和重要乡绅；再就是当地商主。这些人无不慷慨道贺，送以钱财。他花了7 个月的时间，走了3000 里路，访问了1200 多家和宗祠，包括知县、知府、长沙省会布政使、巡抚，总共筹集了1500 两银子。
  1839 年11 月，曾国藩离开湘乡，正式北上前往京城。途中各地官员又给他送钱，他又额外收了500 两银子，所以加在一起一共收了2000 两银子。但是，“贺礼”钱实质是出资人对曾国藩未来官位的投资，收下这些钱等于承诺未来给予回报。
  晚年曾国藩在家书里反思：“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孔子、孟子推出的儒家文化体系，当时要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把社会治理好？为何社会中暴力这么多、不同国家总是打来打去？所以孔子提出一个思路，回到最基本的层面，把整个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儒家“三纲”建立的名分等级次序，从出生一直到死，都不能够变，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每个人跟社会中任何别人的关系都是确定的。这样就把人际互助、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也把跨期资源配置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以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更好地安身立命的效果。尤其是在面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方面，其效果更是明显：大大增加儒家“家族”成员之间跨期交易的可靠性。
  但儒家文化形成的跨期资源配置体系最大的代价是，个人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权，从出生到死，不管你的年龄，都被固定在既有的名分等级秩序中，没法选择。
  这种体系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欠发达，只能依赖“家族”的温床。我们现在熟悉并痛恨的许多“旧文化”“旧观念”都是金融市场不存在或者不发达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当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曾国藩就可以直接借钱，以后月供，而不是背上人情债，带来滋生腐败的隐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市场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现代社会从个人权利到家庭、到企业、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金融。在今天社会普遍流行贬低、否定金融市场的背景之下，我们非常有必要认清，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是与金融市场，尤其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连在一起的。不能因为从事金融业务的人没有生产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怀疑金融业是否给社会创造了价值。在实体行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创造东西不应该看作是判断对社会贡献的唯一标准，而尤其要看重虚拟的贡献。没有金融，我们就不会有安全感，也更不会有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与权利。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金融行业，了解金融对社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