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腊生：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论乡土小说的知识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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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科技、现代理念融入乡村建设的过程。现代化的实现，是以知识探索为先锋和基础的。一直以来，发展农业科技，提升农村的知识水平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心。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理念渐入人心，乡村脱贫致富、经济模式转型等话题成为乡土小说的叙述主体。乡土小说的创作，既要面对乡村的生活现实与伦理秩序，关注农民群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又要响应国家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召唤，通过乡土社会的变迁进一步深刻理解时代和历史。“一种政治无意识开始悄然介入，‘知识’被推向前台，人物的身份背景被重新规范乃至肯定，‘普遍性’在最后的叙述中实际上趋于解体，而被‘普遍性’曾经抹平的‘差异性’也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知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在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知识、经验型知识和现代知识等层面的发展与变化，表现了文学对主流的现代化话语的理解与策应。不同时期的现代科技和知识、能力的发展为乡村社会带来一次次的巨大变化，展现了农民群众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奋斗与成长。它们不仅体现了乡村文化氛围的现代更新，更体现了乡村社会人的情感结构与精神结构的变化。这三种知识书写在表现形态与伦理诉求等层面上不断衍变，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乡土小说在创作心态、价值追求等维度的复杂与丰富。因此，站在今天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联系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历史情境与话语诉求，探究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知识书写的内涵变化，有利于真切理解中国农村社会自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发展事实，也更能准确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世界。

一、农业科技知识的更新与乡村致富的驱动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共识”，既有国家富强的目标牵引，又有民众对富裕生活的愿景追求，还体现了知识界的民族担当。梁漱溟认为：“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197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不难看出，科学技术、科学实验、现代化等成为新时期初国家主流话语中的高频词汇。与这种政治诉求相呼应，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题材内容集中体现在农民主动学习和运用农林科技，摆脱贫困，努力向现代化迈进。新时期初乡土文学继承了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深入生活、关爱农民、直面现实的传统，寻求乡村科学致富的现代之路。小说中出现众多知识青年热衷于科学种植的情节，一方面体现了文学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叙事中脱胎出来，将主人公过去的革命激情转化为投身乡村科研的热情；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此时乡村渴望走出贫穷寻找致富道路的迫切心情。作品中众多农村知识青年致力于科学种植，提升农村产业的效率，力图摆脱过去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拨乱反正”。早在“十七年”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就有一些农技人员自上而下给乡村带来科技知识，希望获得乡村世界的认同，更好地推进合作化运动。此时的农业科技进入乡村日常，正是推进合作化运动成功的政治资本。《创业史》中农技员韩培生的写字台上，“摆了几本关于农业技术的书，几本初级干部理论学习的书”。这意味着韩培生除了下乡帮助农民推广农业科技，重要的是实现知识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从政治上帮助乡村推进互助合作运动。因为上级给他的指示就是：“要克服单纯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偏向，要帮助做点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的工作。”因此，小说并没有具体书写韩培生在农业科技知识与技术方面的推广，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处理与合作社农民的关系。在这个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农业科技并没有体现出一种科学思维，而是在强调主观能动性中想象未来的乡村图景。新时期初小说中这些积极投身“四化”建设的农业科技新人，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个体致富的欲望驱动，呈现出乡村世界的现代活力与勃勃生机。小说中科学知识和技术成为书写的本体，甚至带有对以往政治话语的解构意味。周克芹的《秋之惑》中，华良玉是一个拥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技员，他热爱土地和果林事业，运用科学知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对抗农村中的守旧与固执。“他随身带了一些书来，除了有关农业、土壤和果树方面的书籍，还有好几本厚小说和旧杂志。”与柳青《创业史》中的韩培生不同，他的阅读中没有干部理论之类的书籍，而多是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书籍。华良玉帮助江路生家管理果园、改造果树品质的举动，为的是改变乡村的面貌和自己的生活。《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吴昌全在他们四队科研小组的试验地里使用“九二〇”激素喷射棉花，减少落花落铃，使棉花获得高产。此时的乡村建设不再以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推进，而是通过提高农民个体的科学意识和技术能力，形成乡村致富的内生动力，体现改革开放政策在乡村焕发的能量。周克芹指出：“对古老落后的劳动方式、生产手段，当代青年农民不愿意一成不变地因袭，他们对引入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减少笨重的重复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中，这些青年农民以一定的科技知识与能力，寻找乡村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率先成为农村中的先富群体，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农业经济模式。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改革。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巨大牵引力量，驱使农村知识青年进入城市寻求发展的空间。“进城”成为此时乡土小说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众多青年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在贾平凹的《浮躁》中，知识青年金狗和雷大空在爱情与事业的浮沉中，渴望做时代的弄潮儿，摆脱乡村的贫穷，改变自身的命运，他们凭借的正是超越一般农民的现代知识与能力。然而，金狗的回归乡土和雷大空的死亡，却没有让他们通向一个现代个体的精神归属。现代知识和能力让他们“不安分守己”，却没有让他们在改革大潮中获得自身价值的主体性。莫言的《白狗秋千架》中的井河，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读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成为一名大学讲师。面对留在乡村的“暖”的悲惨状况，返乡的井河只有尴尬和对乡村的忏悔。这些小说没有实写乡村青年身上的农业知识和科技知识，而是书写他们身上因为有知识而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表现了他们在城乡发展之间的浮躁与矛盾。贾平凹的《秦腔》中，夏天义终日待在七里沟淤地，在冬天里培育出七里沟最大的一支足足有一拃二寸长的麦穗。这是夏天义的一线希望，也是城市化发展中早期乡村的希望。然而，夏天义运用农业科技培育出来的麦穗只有一个，而且还被引生带摄影师给麦穗拍照时，不小心在地上摔碎了。麦穗被城市来的摄影师摔碎，隐喻了商业文化对乡村大地的侵袭，也隐喻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危机。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科技力量不足，知识的价值与力量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以往的科技知识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态势。这些客观事实造成乡土小说中原有的农业科技知识及其实践活动退出读者的视野。因此，此时乡土小说中的乡村青年身上拥有的科技与知识尽管勾连了城市与乡村，体现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特定历史时期的乡村发展事实，但在文本中贯穿的还是传统乡土小说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思维模式上呈现割裂状态。自国家层面开始逐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新的山乡巨变。与此相呼应，一部分乡村小说不再局限于感叹乡土中国的消逝，而是以建设性姿态思考中国乡村的未来，并试图提出乡村重建的方案。新时代乡土小说中，一改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书写，乡村从贫穷与愚昧的状态转化为有希望的、具有乡土文化自信的世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城乡融合”。作家将乡村的发展作为凝望的主体对象，而不是城市世界的对应，主要体现在文本中农业现代科技与现代管理技术的书写。关仁山坦言：“写乡村的作品仅有批判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能力、经济建设、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此时的乡土小说如《天高地厚》《金谷银山》中，乡村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科学种植、电商经营、专业合作社等一些现代农业科技出现在文本中，更加契合数字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天高地厚》中鲍真学习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发展生态产业，最后成功打出苹果牌大米的品牌，进军城市市场。《金谷银山》《人境》中也引入一些关于土地流转和专业合作社的管理知识。范少山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大学生雷小军回家乡创业，在县上成立了蔬菜协会，为农户提供产、供、销各个环节的服务，事业越做越大。马拉也是流转土地，研究在旱地科学种植水稻。如果说新时期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具体的农业种植与养殖技术，体现的是长期处于自然经济模式下的乡村未来想象，那么集约化经营、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新型农村的科学管理知识进入小说文本，体现的则是“城乡互融”模式下的乡村建设新图景。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乡土小说中农业科技知识的书写演变，无论写乡村青年的农业科研投入与科学种植、养殖，还是展示新时代青年带来的生态、电商、股份制等现代农业的管理知识，都打破了过去乡村书写的刻板印象，而呈现出一派生机与活力。作家开始用现代的、科学的思维关注乡村的发展，乡村不再是现代文学中贫穷落后的凋敝之所，乡民不再是愚昧麻木的被启蒙对象。乡土文学也不再是“十七年”文学中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激情想象，而是逐渐将科学思维与现代思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融入乡村日常生活，体现改革开放政策给乡村世界带来的新变，展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成就。然而也应该看到，各个时段的农业科技知识进入乡村生活，并没有真正将科学思维与乡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而是较为抽象地将农业科技活动植入乡村生活中。也就是说，新时期初小说中的知识书写不在于给乡村带来真正的农业科技，而是对过去的愚昧与违背科学规律等做法进行“拨乱反正”；新时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一系列农业科学管理知识，更多地体现了乡村振兴的时代话语。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如何走进乡村生活世界，走进农民的内心，还缺乏有机的融合。乡土小说中对于农业科技知识的书写没有真正体现乡村世界在变与不变中的内在复杂性，读者从中感受更多的是时代话语灼人的热度，而不是富有生活质感的温度。

二、乡土经验型知识的转型与乡村传统的价值新变

乡土文学紧跟国家现代化的时代步伐，小说中出现大量农业科技人员与科技知识的同时，还书写了一系列老农形象及其身上的经验型知识。他们属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价值主体，带着传统记忆的温情，成为乡土世界的伦理之本。这些老农形象往往传递给年轻人一种富有历史感的经验型知识。“所谓经验型知识是指个人技术专能和主观感觉（如：关怀、友爱、信任、安全感、热情、紧张），通过体验才能分享的知识。”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这样说：“格言、谜语、故事以及历史的叙述，不论在原始或发达的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这些乡村老者用自己一生的故事，通过日常生活中继承和积累起来的经验而获得“话份”。他们身上的经验型知识既有乡村劳动的技能，也有带着生命温度的情感体验，甚至还有乡村的伦理经验。它们既是乡村世界的一个历史性知识系统，又是现代化话语的文化参照。之所以讨论乡村老人身上的经验型知识，根本原因在于新时期初的“拨乱反正”语境。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乡村经济普遍处于落后贫困的混乱状态，迫切需要有一系列的勤业经济主体来加以改变。早在1943年，《解放日报》在题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的社论中倡导：“我们要建立新的劳动的道德观念,把劳动看做光荣的事,把游手好闲看做绝大的耻辱。”这里的“劳动光荣”显然是一种与传统劳动伦理相区别的政治伦理，是一种“新的劳动的道德观念”。现代性的话语融入乡民传统意识中，与自给自足、自食其力等传统农耕社会中的劳动伦理相互融合，将农民的劳动纳入革命意识形态系统，最终以乡村伦理的形式体现在一些老农形象上。《暴风骤雨》中的刘德山扶犁、点籽、夹獐子、码麦子，凡是庄稼活儿样样利落。《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根据多年的生活经验，听到入冬打雷就能预判来年养牛需要注意生病。碰到脾气火爆的牛牯，他用手挠其后腿缝隙的部位，牛立刻就会驯服。小说文本中既批判他们小农意识的落后，又体现乡村世界之“常”。这些老农身上丰富的生产经验知识，构成影响乡村社会大变局中的惯常力量，与当时激进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反差，代表着小农意识的落后一面。新时期以来，乡村社会恢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老农身上的经验型知识重新得到了确认。乡村社会结构由原来的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二元存在转化为国家、民间、个体三个层面，拥有丰富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老农，充当了民间话语力量的主体。他们的经验在劳动致富合法化的时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积极力量，在乡村世界占据主要的民间“话份”。与“十七年”文学中老农形象相比，他们的存在不再是作为批判的对应物，而是乡村伦理的主心骨。这些乡村老人的经验型知识来自他们勤苦劳作的多年积累，与当时主流话语的号召具有同一性。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勤劳致富”这一传统农业时代最为朴素的伦理诉求，正好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伦理达成一致，在乡土文学中直接体现在一些老农的劳动场景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许茂家自留地的勃勃生机，体现了他在生产经验方面的优越感，生产劳动早已成为他渗入骨髓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劳动经验表现出一种优美、明朗、欢快的诗情画意。作家以抒情的笔调颂赞老人的劳动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新时期初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破老汉”精于养牛，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中的刘三伯擅长种包谷，他们身上的经验型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传统经济模式下劳作的标杆，也是传统视域下乡村走向富足的根本。如果说青年人身上的农业科技知识代表了当时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这些老农身上的经验与技能则体现了新时期初乡土世界的立足之本。一方面，这是受到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限制，而乡村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征用乡村传统的生产动力。另一方面，这些乡土型知识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实用知识，更是一个象征的领域。这些老人身上丰富的劳动经验，又构成当时乡村社会中伦理秩序的符号。刚从动乱时期走出来的乡村社会，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乡村伦理来适配乡村现代化的前行。本土的勤劳致富与现代化的发展伦理正好吻合，于是作家就以一系列经验型老人形象为载体，构成新时期初乡村发展的基础。周克芹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认为：“经过党的教育和新时代风雨的洗刷，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劳动人民的身上正生长着一种新的精神素质。那就是传统的美德和我们党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是那样真实动人地结合着体现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中。”《人生》中，高加林返乡劳动，手上的血把镢把都染红了，德顺老汉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帮助止血。干黄土能止血，日常的劳动一定要均匀使劲儿，这些来自德顺老汉多年的劳动经验也是乡村口口相传的知识。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能累积的就是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乡村生活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生活经验构成一种话语权威和伦理秩序。由于新时期的特殊历史氛围，这些经验型知识总是深嵌在乡村世界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之中，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阻碍，反而构成当时乡村现代化的前提。“勤劳+科技”正是当时主流话语推进现代化的主要方式，而乡村伦理嫁接现代科技，构成乡村致富道路的基本路径。20世纪90年代，这类乡村经验型知识及其人物主体逐渐在文学文本中消失。市场经济冲击了乡村的社会结构，传统乡土的经验型知识也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失去有效性。早年乡村经济形态落后，传统经验型知识能够在尽快解决乡村温饱问题时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城市化以及后来的农业专业化开始初具规模，这种植根于自然经济的经验型知识便慢慢退出。这一时期的《秦腔》《麦河》等作品中虽然有一些老人形象，却没有对他们的劳动经验进行直接表述，而是将其民俗化和乡愁化。《秦腔》中的夏天义、《麦河》中的曹老大，二者身上体现的都是一种厚重的土地伦理，并没有呈现关于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经验。《白纸门》中的七奶奶擅长剪纸技艺，《麦河》中的白立国继承的乐亭大鼓书，这些经验属于传统文化范畴的民俗形态，缺乏新时期初小说中经验型知识的实用性，更多透出一种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愁气息。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语境中，一些乡村经验型知识的伦理形态逐渐被经济思维取代。这些经验型知识的主体，一改以往小说叙述中的道德符号或落后形象，而成为乡村振兴旗帜下乡村文化自信的载体。这些经验型知识既属于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长足发展的文化根脉，又构成乡村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源优势。《金谷银山》中的太行山老姑奶奶，就是一个传统的符号。从其坟墓中找出金谷子的种子并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种植，既是新时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征用，又体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资源的市场开发。《高腔》中整理发掘村里老岳父口中传唱的川剧高腔，《战国红》中发掘出杏儿妈会做柳城村特有的糖蒜的手艺，都属于精准扶贫的具体措施。在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文化符号既体现了当下乡村需要坚守和重建的文化核心，又具有乡村传统开发的市场价值。文本通过这些经验型知识的书写，触摸到乡村日常生活的温度和肌理，以文学的方式追求一种民间话语与主流话语的结合，从而既抵达了乡村传统的深处，又策应时代话语的召唤。从价值层面的实用性发展到伦理化与乡愁化，从小农意识发展到市场意识，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经验型知识书写的变迁。从美学层面来看，这些知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韵味隐喻性地表达了一个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小说满怀温情地书写老农身上的经验型知识，在充满牧歌情调中直观地表现了乡村的诗意与乡土的厚重，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小说中现代化叙述的功利及其产生的坚硬效果，建构了一个由这些民间经验知识及其人格魅力支撑起来的话语系统。这些经验型知识一方面连接了乡村沿袭千年的勤劳致富传统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的美德，整合成一个新的乡村话语系统，从侧面推进了乡村的发展。这个话语系统正是乡村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也是乡村伦理的文化符码。同时，小说中对这些经验型知识载体的书写，又充满着乡愁的气息与历史的眷顾，体现了乡村伦理和民间文化的深邃与厚重。总体来看，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乡土小说中这些老者身上的经验型知识，正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勤劳生产积累的经验既是中国农民历史沿袭的惯性，又是新时期初乡村自力更生快速走出贫穷的根本。同时，这些经验型知识又带有很强的伦理化特征，体现一种乡土世界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挽歌情调。当新时代经济模式发生改变后，乡村经验的实用性逐渐演化为传统文化层面的经济价值，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乡土小说中这些老人及其经验型知识既体现了乡村世界的传统伦理，又在实用价值的层面具有了市场的魅力。

三、现代知识的衍变与乡土小说的视界

乡土文学文本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在乡土生活的世界中注入一系列现代知识，体现人们的时代焦虑。新时期以来，现代化成为主流话语推进改革的一个重点目标，其策略正是尊重知识、发展科学。“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现代知识即在现代学科体制内部建构起来的系统化知识，人们相信它们包含着真理。因而，现代知识常常成为一种对人、事物和事件进行价值评判的权力话语，用以区分文明与愚昧这个重提的话题。福柯指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立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欲真正改变以往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就必须在社会层面建构一定的知识体系。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权力关系多建立在政治话语基础上，那么新时期以来确立的现代化路径激发了作家对知识体系的呼唤，从而建立一种现代社会的文明状态。新时期初作家书写现代知识，既是对过去政治话语中的权力关系的“拨乱反正”，也是全民现代化焦虑的体现。创办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中提出“读书无禁区”，开启了“文化热”的时代。这一时期，“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大量丛书系列的译介与出版，将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知识介绍进来，形成一股热潮。这股热潮正是全民现代化焦虑的产物，也是由思想解放、时代变革和学术发展共同推动并产生的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译介、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氛围。路遥谈及自己的阅读范围时曾说：“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各种现代知识进入小说的空间，不仅缓释了人们的现代化焦虑，而且拓宽了作品的文化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发达文明=现代化”正是不少作家心目中的一条逻辑路线，书写现代知识意味着对科学与现代化的追求，将小说的视界从政治诉求慢慢转移到文化追求。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大大减弱，在文化层面的审美厚度则相应增加。各种现代科技知识往往通过人物的阅读行为、对话交流等形式，集中地出现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既体现了一定时代人们对科学思维和现代意识的追求与理解，又拓宽了小说的文本空间。《人生》中的高加林有每天看报的习惯。他和黄亚萍谈论“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国家相互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东盟五国和印支三国未来关系的演变”“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一系列国际新闻。“加林说完这些后，亚萍也不甘示弱，给他谈起了国际能源问题……除了石油，现在有十四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即，太阳能、地热能、风力、水力、生物能、薪柴、木炭、油页岩、焦油砂、海洋能、波浪能、潮汐能、泥炭和畜力……”这些现代知识和国际新闻密集介绍，简直就是一次大容量的科普教育，拓展了乡土小说的书写疆界，体现了高加林这一代人打开视界后对现代化未来的憧憬。张贤亮的《龙种》写的是乡村农场的改革故事，其中出现大量的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诸如生产关系、生产自主权、等价交换、自负盈亏等，连同西方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与乡村农场的自然风光相互融合，仿佛在乡村世界打开了一个奇幻的知识西洋景，给刚从动乱中走出来的读者带来新奇与惊叹。张炜的《古船》中，李技术员不停地讲述着关于“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宇宙卫星等科学知识，既有国际视野的形势分析，又有对未来现代性的忧思。这些科学知识作为国家现代化追求的文化符号，出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乡土世界对现代知识的想象与期盼，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全社会的现代化焦虑及其认知水平。各种现代知识的融入打破了乡土文学长期以来的固有格局，从审美层面提升了文本的现代品格。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进城，乡村出现“空心化”。此时乡土小说大多聚焦于进城打工的青年人，大量的现代知识书写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发展困境与精神困惑。如刘庆邦的《回家》书写了失业大学生建明的返乡遭遇，他回家感受到的是一种破败、凋敝的氛围。孙惠芬的《民工》既表现了鞠广大等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艰难，又表达了他们返乡后发现“家园不在”的震惊与悲伤。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在现实功利的驱动下纷纷进城寻求致富道路。“空心化”的乡村已经不再与当年的现代知识相互匹配，换言之，乡村失去了容纳现代知识的氛围。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慢慢失去了早年的理想，乡村世界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自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一些乡土小说不再从经济层面书写城乡的落差，而是以城乡互融的建设性姿态，重点书写一些市场经济理性、现代经济管理知识及其启蒙功能，促进乡村的发展。“只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作为交换行为的主体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附，他们的理性才能摆脱集体表象的压抑而健全起来。”一些现代企业和土地流转的管理知识融入乡村，引导农民逐渐摆脱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意识，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湖光山色》中五星级宾馆的规范、程序、准则等所代表的现代管理制度，给暖暖及楚王庄年轻农民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产习惯与认知。利奥塔尔指出：“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签订协议、集约化经营模式、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新型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管理知识进入小说文本，共同描绘了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农村发展新业态、新理念和新格局，体现了城市经济理性与现代乡村的融合。这些经济管理知识的融入，见证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发展的事实，体现了文学再一次与主流话语的亲密接触，呈现出文学正能量的建设意义。历史地看，乡土小说中这些现代知识的融入，打开了作品的视野，将乡土世界带入一个现代性、知识性的多维文化空间。新时期初，这在科学强国的高度赋予一种知识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全民急需找到现代之路的集体焦虑。在新时代语境下，这些现代知识代表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现代化的具体实施。然而，由于焦虑心态与整体认知水平难以匹配，导致这些乡土小说中虽然有现代知识，却难以企及现代精神的高度。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些现代知识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存在，没有真正成为普通农民的自觉追求。总之，改革开放的时代转型，乡土作家对于各种知识的情有独钟，正是国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体现，也是长期以来全社会对知识理性与现代思维的认同与追求。小说中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管理知识以及传统的经验型知识的集中呈现与发展变化，既见证了人们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寻求乡土中国现代化的不懈努力，又在美学层面表现了乡土世界中现代图景的更迭与文化传统的价值新变。

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3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