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构建“内在”:作为思维训练的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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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今年的村庄调查即将启动之际，请陈志永同学与大家分享他最近在福建农村村庄调查的经验。我以为村庄调查不仅仅是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训练，是构建“内在”的思维模式。一是内在场域

学术中的田野通常称现场，田野调查必须到现场中去。现场是一种客观存在，自身存在着许多我们所不知的知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开宗明义：“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经验是一道永不止息的河流，会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来源。要获得这种经验性知识，必须到现场中去，了解内在于现场中的知识。我们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首先强调进入田野，在田野现场中了解田野。

二是内在视角

许多田野调查也到田野中去，但是一种外部人的视角，或者“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这样的调查所获得的知识更多的是一种外在感觉，是碎片的。田野政治学是一种从田野中获得知识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国家具有制度化、标准化、规范性、清晰化的特点。社会则是多样的、复杂的、生动的、变动的。田野政治学是从田野，也就是社会的角度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进入社会内部，将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内在性的对象，了解社会内部的形态、结构、行为、逻辑，才能发现社会内在的特性及与国家的互动。如毛泽东提出了传统农村的“四种权力”，费孝通提出了“绅权”和“长老权力”。但村庄内部究竟有多少权力，这些权力是如何分布的，其功能如何，怎样形成一个权力系统支配人们的生活？这都需要进入村落内部去认识。启动“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背景是过往我们的调查更多的是一种外部性调查，到一个地方去三、五天，拿到我们想要的材料便离开了，所获得的知识只是碎片的、印象的，可以产生一时的效应，但缺乏对田野的系统性理解。“深度中国调查”中的村庄调查，是对传统社会形态的调查，包括地理、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诸方面的样态和结构。只有进入内部才能调查完整的形态。

三是内在意识

田野调查要进入田野，理解田野，不能只是将自己作为外来的调查者，而是作为田野现场中的“内部人”，让田野场域的成员将我们作为“自己人”，愿意与我们交流，以心换心。我们学生从小到大，从家门到校门，背书滚瓜烂熟，但不会与人打交道。即使是我这样的当过农民和工人的人要进入田野与人交流也有困难。与农民说上话难，说真话更难，无话不谈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进入现场后，首先是找老人。一是老人是活历史，二则老人不那么计较（我前几年去农村，有年轻人直接提出要钱，因为在他们眼里，“时间就是金钱”），三是老人有将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人的意愿（过去农村有一句俗话：“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老汉说话啰嗦”。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人老了，最大的贡献是说话要少）。田野调查要将对方作为自己的老师。尽管我们有调查指南，但只是向导，而不是机械照搬。刚才志永同学说，要与对方一起讨论。这就是一种好方法。将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去理解对方。

四是内在好奇

我们在调查中要将自己摆进去，成为“内部人”，但我们事实上不是“内部人”，而是“调查者”。我们是对农民的调查，而不是自己成为农民。正是因为，农民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不是表达的主体，所以才需要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他们的存在状态。对他们的存在，我们需要有一种好奇：他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种好奇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中。只有通过这种内在的好奇，我们才会不断去追问，才能获得更多知识。这与我们每年做的“百村观察”有所不同。“百村观察”主要是问卷，是一问一答，寻求的是面上的情况。我们当时设想的目的是如气象观测站一样，能够发现天气的变化。“深度中国调查”的特点在于“深度”，不仅是观察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好奇于这种表面现象由何而来。因此，我们问什么，为什么问，心中要有数。许多科学发现往往来自于好奇。

五是内在发现

田野调查要将自己作为田野中的一员，只是就手段而言。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从田野中发现，发现我们在书本中难以发现的现象和现象中的深层结构。志永刚才讲到，村庄的日常生活是静态的，但遇到事件和活动时，各种内在的关系和结构便会显现出来。他调查的村庄是宗族村庄。这种村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牢固的纽带。因为这一纽带，人们之间的物理、社会和心理边界非常明确和坚韧。尽管近些年，这些边界在表层不那么清晰了，但一遇事件和活动便显现出来。志永刚才讲到的“抬菩萨”，便是由不同宗族举办的活动。活动的重要目的是通过超越宗族之间的文化活动促进宗族和谐。“深度中国调查”为什么要定义为“深度”，就在于从表层中进入内部的深层结构。

六是内在理解

我们进入田野后，会有很多发现。但这种发现往往不能被我们视之为“发现”。这是因为我们有先在的知识和规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类还有“一种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这样一种知识称之为“先天”的。我们这些调查者平时掌握的知识大多是现代性的。这些知识本身便包含有现代性的规范。而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农村田野，更多的体现为传统性。从价值尺度看位于低阶。因此，当我们有所发现时，我们会将这种发现视之为“落后”而放弃，甚至否定。正因为如此，韦伯强调实证研究要“去魅”，保持“价值中立”。事实上，完全的“价值中立”不可能。只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要将平时的“价值”搁置起来，“设身处地”，从田野发现中去理解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志永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农村中许多“祖屋”任其破败，既不能拆除也不能出卖。重要原因便是“交叉产权”。即一个祖屋中居住着不同的后代，不同后代所有的卧室与厨房、厕所交错安排。这样看起来生活很不方便，更不便于出卖。如果用我们的“现代性”眼光，这样的安排很不合理。现代产权的重要特点是“产权清晰”。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这一安排的内在逻辑之中便可以理解。祖宗对“祖屋”的制度安排恰恰是基于“祖制”，强调整体性，而不能让后人因一时之需随意出卖“祖产”。只有进入“祖制”内部我们才能理解当时安排的合理性。尽管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这样的安排看起来很不“合理”，但人类历史便是如此。如果以“成人”的眼光看待“小孩”，“小孩”处处皆错。但谁也不能不承认，成人是由小孩而来。况且，即便是“小孩”也会蕴含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普遍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基因”。前些年，我基于宗族村庄调查提出“祖赋人权”的观点并引起一些争议。其实，就我个人经历和价值取向而言，我是非常反对基于血缘关系的“血统论”的。但我们进入田野后，得要按照田野内在的逻辑去理解。许多人不理解，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入田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思维通道不一样。由此，我想到，19世纪当“现代性”大行其道时，梅因写出《古代法》，在学界饱受争议。20世纪后期，斯金纳发现《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也很不“主流”。尽管如此，梅因和斯金纳在学界的一席之地是难以否认的。近代以来，我国的思想学术界呈断裂状，匆匆追赶“现代性”而忽略了对历史的正视和发现。藐视历史必然为历史惩罚。新中国建立后建立人民公社。而从社会经济形态看，公社是较家户制更为久远的经济形态。结果我们还是要回到一家一户经营的历史轨道上来，尽管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们做“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目的是从历史中发现今天的来源。

七是内在功力

田野调查是为了发现。田野政治学的路径是“田野进，理论出”。但同时是进入田野，为什么有的能够发现，能够“理论出”，而有的不能呢？这就是调查者的内在功力。“深度中国调查”的特点在于“深度”，要将一口井打深，必须有相应的功力，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就是在农村住上数年、数十年也难以有所发现。日本满铁惯行调查也是一问一答，但这种问答是持续不断，不断深入的。田野调查在于“深”和“细”，只有通过相当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准备才能“深”和“细”。日本当年在中国的调查材料汗牛充栋，唯独惯行调查最有学术影响力。这在于调查者受到了相当的学术训练，有充分的学术准备，他在提问、追问时，心中有数，知道如何“刨根问底”。我们“深度中国调查”在调查广度上超越日本惯行调查，但在深度上还有所不够。近年来，我们提出田野调查要提档升级，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的内在功力，炼就一双有所发现的“眼睛”。

人的思维往往是“后知后觉”。黑格尔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总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许多事情就是如此，当事情将结束时才有了认识的自觉。我们在开始进行“深度中国调查”时，并没有“内在”的自觉。只是经历了十多年的调查并利用调查进行科学研究后，参与了村庄调查最多的陈军亚教授于今年提出了田野调查的初心在于“内在性”后，我们才有了“内在”的自觉。

今年是“深度中国调查”10周年，作为大型调查项目即将结束。但由这一调查产生的“内在”性的田野思维是可以长期延续的！(来源：乡村发现转自：田野政治学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