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不应把县城设计成农民去城回乡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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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现代化讲求的是人要寻求外扩的改变模式，而如果人与乡村的粘性一直保持不变，那就是传统社会。改革开放之后，“农一代”们可以选择离开村庄、在城市里打工、赚钱、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可以换一个活法，也有了更多途径和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也就是“可能性边界”扩大了。

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一代”一整代人对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如果他在城里工作了大半辈子，他的家庭也在城市里延续，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留在城里的机会，供他们自主选择，而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有回去的命。

应该重视已经回乡的老人的体面问题，不能让他们“贡献一生、自生自灭”。因为他们原本是靠传统的家庭制度养老，也就是养儿防老。但现在他们的儿孙都在城市，他们在农村只能自己防老。到了他们真走的时候，可能只有一场农村的隆重的葬礼，但那只有外人能看到，他们能得到什么呢？

想要解决现在的农村养老问题，非常正式的制度都不可持续，纯市场化的行为也一样。因为农村老人太分散了，一旦做规模化的养老院等举措就不经济，对于市场来说挣不到钱，财政投入也很难长期保证来源。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在农村有人自发地想办法。

老人在农村的基本经济保障也要完善，这让他们不再需要问儿女要钱、有了尊严。

相比“农一代”，“农二代”是很多是80后，其中一些十几岁就来城里打工，与城市的联系更深，他们的预期也是想在城市体面地落脚。在城里工作20多年后，他们也快五十岁了，很快他们也要面对和上一代一样的问题：我的命是不是就该回农村？这影响着他们对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规划。这其实都是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城市化、工业化还是国家现代化的归宿，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而不能让大量的人都留在农村。我们现在不能笼统地说要让农民市民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给他们留在城市的选择，制度性的户籍、住房、孩子教育等问题能否被妥善地解决。

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人变少、农业在经济中占比降低是规律。一个社会的农村人口保持太高的比例，这是社会的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体面地在城市留下来之后，乡村和农业都可以聚集，农业也可以规模化。而对于已经回到农村的“农一代”的养老问题，就应该回到保障措施。但是我们应该把农二代往城里拉，而不能让他们再次被动地被推回农村。

介于城市和乡村的县城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中间地带”供农村的务工人员选择。它的平衡城乡之间“中间性”的作用是否该被强调这件事我比较犹豫。县城确实是农民城乡转换的重要枢纽：农民进城之前可以先在县城落脚，到了退休的年龄又不想回乡也同样可以选择县城。但是如果把县城设计成一个农民去城、回乡的必由之路，这是否符合现代化的规律，我是不确定的。

我认为，还是可以保留县城这个“城乡通道”，也就是农民在去城、回乡的途中可以选择生活成本低、生活方式接近乡村、交通便利的县城。但只是作为一个选择，而不能是必由之路。

现实中很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民在北上广工作40年，他自己也愿意留在一线城市养老，但是政策和现实不允许，他也不想回到农村生活，因此选择了县城。但如果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他不一定会做出这个选择。除此以外，县城不能支撑太多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县城大量投资是不经济的。大城市就不一样，产业集聚就能推进创新。所以需要保证把县城的公共基础设施做好，让它能是一个体面的、能好好生活的地方。但它终究难以替代大城市。

东亚其他国家的乡村转型，对于中国来说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需要保留村落，让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空间能够被留存下来，这很重要。日本的乡村面貌就保留得比较好，即便他们的乡村也没有太多人，有也多数都是老人，但是有基本的公共设施。其实也不用搞过头，例如不用重投资在村里新建工厂，但可以开一趟能到达偏远农村的慢火车，从村里出去的人能够在需要时方便回去。

如果村里有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同时还能保留好的公共空间、文化和人情，这种“根”还会延续。打个比方，每到节假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村子当成“诗和远方”，作为一个休息的地方。

不过，我们确实也没有精力把所有村落都这样规整。可以把周围的村子聚集成为一个有特色和生活的区域，让返乡人对于“回到家乡”有感知，这可能比“回到老屋”更重要。这种聚集也有利于缓解现在分散的村落没有人气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要慢慢从传统的熟人关系里脱出。过去，我们认为一个人成功后需要把大家带起来，在当时的阶段这种观念是有意义的。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每个人走向独立、走向制度化、非人治化，这对于社会进步非常重要。不能让少数人对这个社会承担太多责任。（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宏观经济智库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