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金等:现代性与地方性：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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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金 焦方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脱贫，使许多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的“直过民族”，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跨越。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量资源投入，为深度贫困的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保障。不过，在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三区三州”等原深度贫困地区，由于文化和生活样态的多样性、独特性与复杂性，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在绝对贫困消除后，如何认识与应对民族地区脱贫群众在文化习惯、生活样态、精神心理、观念价值等方面与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目标、要求之间的张力？尤其是如何看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备受争议的“贫困文化”观念和逻辑在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中被不加分辨地运用而为乡村发展与振兴带来的阻力？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民族地区乡村减贫发展实践中的文化治理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实践，而且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实践与学理基础。

学术界对民族地区减贫与发展问题的探讨，主要有经济与社会结构视角和文化视角两种解释模式。经济与社会结构视角注重影响减贫与发展的外在客观条件，如恶劣的地理自然条件、落后的基础设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基本社会服务、组织行政资源缺乏等。从这些外部致贫因素出发，学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一方面，基于区位劣势的考量，认为深度贫困的民族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而易地搬迁作为重要工具能够对民族地区减贫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认为破解民族地区脱贫发展瓶颈，需重点强化财政转移支付、行业扶贫投入力度，因地制宜构建符合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同时，基于社会服务和政策资源，认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发展、民族地区全面进步，要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平衡不充分，兼顾民族因素和地区因素提升民族政策的公平性等。毫无疑问，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民族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外部条件的改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贫困问题，唯经济发展论还会产生许多负面后果。譬如，易地扶贫搬迁被视为全面提升贫困人口外在客观条件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生计方式的改变、社会生活空间的不适、新型社区心理和集体意识难以建立等方面的难题，使得部分搬迁群众出现回迁原宅等现象；又如，旨在通过资金支持、小额贴息贷款直接为贫困户的产业发展“输血”的金融扶贫政策设计，却在民族贫困地区遭遇“政府想给，贫困户不想要”的实践悖论，而且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更有利于提升‘精英农户’的脱贫质量，对于深度贫困户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金融借贷恶化农户贫困程度的意外后果。

与上述解释模式不同，部分学者则从民族地区的文化层面阐释与反思减贫与发展及其背后的深层论题。不过，在文化层面的研究上，也存在强烈的立场之争。不同的立场对文化与民族地区减贫和发展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判断。首先是现代性、发展主义的立场。在该研究立场下，贫困文化的概念被引入用来解释民族地区及其人口的贫困。贫困文化论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会和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概念模型的标签，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意味着“某种结构和理据，甚至是使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从全社会角度看，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从社区层次看，贫困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贫民窟的特殊文化现象；从家庭层次看，贫困文化体现在特定的家庭关系方面，如家庭结构松散；从个人层次看，贫困文化虽是一种群体模式，但它要通过个人的思想、态度、行为表现出来，因而，贫困文化在区域、群体、个体等层次上都能够得到呈现。在贫困文化论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对贫困文化进行了综合分析与界定。其中，吴理财认为，所谓“贫困文化”就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对于民族贫困地区，“现代性伦理”的缺失，与商业性现代致富伦理的断裂，使贫困群体被视为具有“懒、散、慢”“等、靠、要”等贫困文化表现的群体。当国家想借助脱贫攻坚加速民族贫困地区的现代转型时，贫困文化的象征符号、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就可能使这些地区的减贫与发展陷入困境。许多对民族地区和群体的文化扶贫以及某些文化惠民工程就是在上述观念指导下开展和推进的。

然而，贫困文化论更多从现代性文化价值看待贫困地区和人口所负载的内生性乡土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不仅在认识论层面有一定的局限，而且在贫困问题的解决上也容易轻视内部文化资源的作用。为此，有些学者站在地方性、整体主义的立场上，对贫困文化论在中国的运用，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的运用进行了反思。一类观点认为，贫困文化理论一方面回避了外在压力和结构性因素对贫困主体特定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基于贫困文化观的认识，对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污名化，遮蔽了其独具的文化资源，削弱了其文化自信。另一类观点基于整体主义文化观，批判了贫困文化论背后隐含的国家发展主义对民族文化的霸权，以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功利主义态度切割和取舍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碎片化、客体化，将民族文化降格为“可以任意拆装的文化散件”“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发展主义导向下的许多扶贫实践虽然开发与整合了民族文化中的许多文化因子，但是由于其与既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系统难以相互支撑，这些扶贫实践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但是整体主义的文化观又极容易落入“以往人类学界对于与世隔绝的小规模社会中人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之欣赏”的窠臼，不仅不能看到民族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性，更无法在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区域和民族之间的深度关联中审视贫困问题，因而也无法回应民族地区的现实需求。

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文化视角出发，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减贫与发展实践中看待文化问题，重点关注那些被标定为对减贫与发展实践形成阻力的“贫困文化”及其治理实践。在实践层面，许多民族的文化现象在被标定为“贫困文化”而加以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理论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既不能仅仅在现代性的、发展主义的立场上，也不能只在地方性的、整体主义的立场上得到解决。因此，本文尝试从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双重维度，对民族聚居地区脱贫攻坚中“贫困文化”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并探讨这些地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摆脱“文化困境”、实现乡村发展的可能路向。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一）研究方法

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和探讨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贫困文化”问题，笔者及笔者所在的调研组2018年以来多次对作为“三区三州”之一的Y省K自治州进行了调研。一方面，通过Y省乡村振兴局（原Y省扶贫移民局）、K自治州乡村振兴局（原K自治州扶贫移民局），最大可能地收集了该地与贫困文化问题及其治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工作总结、情况报告、数据统计、典型案例等方面资料。另一方面，聚焦于K自治州Z县，与Z县相关部门进行座谈，对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该县贫困文化及其治理的基本情况，并且从Z县所辖的五个乡镇中各选一个村进行实地调查。通过与乡镇、村庄干部党员和群众开座谈会，运用入户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细致而深入地

了解与“贫困文化”及其治理相关的政策实施、成效、经验、困境与挑战等。

（二）案例概况

K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幅员6.04万平方公里。2022年，全州辖15县2市，境内有彝、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总人口538.22万，彝族占54.56%，是Y省民族类别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K自治州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受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制约，K自治州长期以来处于深度贫困状态，曾是全国贫困问题最突出、致贫原因最复杂、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脱贫攻坚时期，全州11个民族聚居县均为深度贫困县，与资源富集、发展较快的A河谷6县市形成鲜明对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征特别明显，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十分突出，是中央确定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是全国、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因而Y省在2018年颁布的《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3年行动的实施意见》中专门针对K自治州作出“精准施策综合帮扶K自治州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产业就业、教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12个方面34条政策措施”的重要部署。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期，这11个深度贫困县也均成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Z县地处K自治州腹地，2023年全县面积2560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153个行政村、10个社区，户籍总人口33.45万，其中彝族人口占98%以上，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由于基础差、起点低，集民族聚居区、深度贫困地区为一体，在脱贫攻坚时期，该县一直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目前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三、现代性语境下的“贫困文化”及其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针对民族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扶持具有双重意涵，最直接的就是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以及产业发展、转移就业等一系列脱贫攻坚行动，明显改善民族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深层意涵则在于缩小这些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和现代文明程度。借助于脱贫攻坚行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等都会嵌入到民族地区的社区和民众之中，尤其是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传统上，进而对其既有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惯习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与转化。在K自治州及Z县的减贫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各个层级的政府一方面努力将现代性的意识、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植入民族贫困地区及其贫困人群，另一方面又为这些地区和人群主动吸纳现代性的因子创造条件。那些影响民族地区脱贫发展的文化因素，则在与脱贫发展价值追求的张力中被赋予“贫困文化”意涵而得到合乎现代性价值趋向的改造。针对这些被赋予“贫困文化”意涵的文化要素，各层级政府则围绕由目标到举措、由内容到方法的一系列规定和设置展开实践。

（一）将民族地区减贫发展目标拓展到文化层面

为了更进一步开展精准扶贫，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11月29日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并将其作为此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要性文件。该文件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总体目标，也即“两不愁三保障”。Y省委、省政府则进一步将精准脱贫目标通俗化表述为“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个好”脱贫目标。这一目标的定位，将脱贫攻坚目标引向与拓展到文化层面，使精准脱贫在总体目标层面凸显了由物质脱贫向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精神心理等文化层面脱贫的递进。这一目标的递进，对推进“藏彝走廊”上Y省民族聚居区域现代化，对推动K自治州深度贫困地区文化进程也尤其重要。

（二）将移风易俗作为促进民族地区减贫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5年10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解决精准扶贫“怎么扶”的问题上，首次提出“五个一批”的脱贫举措。K自治州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七个一批”的精准扶贫方略，其中增加的“移风易俗巩固一批”直接针对K自治州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社会风俗习惯等文化问题。以现代性的社会生活范式为参照，国家和政府试图在民族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中更加系统化地推动地方性的社会风俗习惯转型，包括K自治州彝族的社会文化转型。

（三）构建强有力的政策实践体系改造民族地区致贫文化因子

针对民族地区文化因素的改造存在特殊的难度，特别是让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其生活中那些具有“贫困文化”意涵的文化要素并作出积极改变，需要系统化的、强有力的工作体系。K自治州通过系统构建层层深入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和内容体系，对那些具有“贫困文化”意涵的文化要素进行了有力改造。

1.动员干部群众参与的组织体系

第一，扶贫干部队伍的充实。在K自治州脱贫攻坚的人才队伍投入上，Y省不断加强全省的人才调度，逐年充实K自治州的干部力量。与此同时，K自治州也不断加强县、乡、村三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与整合。县乡两个层级上，在保持党政正职稳定的前提下，K自治州从州县机关、乡镇正职中遴选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充实贫困县党政班子；从机关后备干部和递进培养对象中选派年轻干部到贫困乡镇挂任党委副书记；面向当地事业人员、退役军人等考录一批基层公务员，面向高校选调一批急需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充实到贫困县，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在村一层级上，实施“筑底强基·凝聚民心”工程，建强基层党组织，加强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推动脱贫攻坚的能力。在充实干部队伍基础上，K自治州把“四好”目标和移风易俗举措融入到脱贫攻坚全过程，按照“州级抓总、县级统筹、乡镇组织、村级实施”的组织工作架构开展工作。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的三年多来，6844名帮扶干部扎根凉山，协调落实14类1.8万个帮扶措施，守住了凉山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推动投入帮扶资金20.7亿元，实施产业项目972个，为凉山乡村振兴提供强大支撑。

第二，群众组织的培育和创建。K自治州通过在贫困县的各行政村广泛培育和完善村“两委”班子、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协会等群众组织，运用行政与自治双重逻辑所形成的合力来推动贫困群众形成现代性的社会文化生活观念和习惯。在建立红白理事会时，要求会长须由村干部或村庄里有办理红白喜事经验的人员担任，副会长、理事职位要将德高望重、甘于奉献、组织协调能力强、村内有影响力的群众吸纳进来。据Z县C村的受访村民讲，“在彝族村红白理事会成员的召集中，如果能够吸纳德古（彝族家支内德高望重、善于调解纠纷的智者）进入理事会，在开展工作时，阻力会大大减小，因而村里会努力争取德古参与到理事会中”。在禁毒防艾协会的组织中，党支部和彝族家支形成了责任共担、联动共治的组织机制。

2.贴近基层实际情况的制度体系

第一，政府出台文件提供制度保证。K自治州委在《关于聚焦聚力打赢深度贫困精准脱贫硬仗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聚焦移风易俗持续攻坚”“深化四好村、四好文明家庭创建”的要求，并且早在2016年3月，中共K自治州委、州人民政府就下发了《关于新农村“四个好”家庭创建工作的意见（试行）》。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推动“四好”目标和“移风易俗”举措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行政后盾。

第二，推动形成基层实施方案。在Z县文明委的要求下，县域内各个村庄大都根据本村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如笔者调研的Z县A村制定了《A村关于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实施方案》《A村开展“四好”家庭活动实施方案》，将该村移风易俗工作、“四好”家庭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要求通过方案进一步确立。

第三，推动建立群众公约。为落实“四好”目标和“移风易俗”举措，政府要求各村根据本村情况制定村规民约，并将移风易俗和建立现代社会生活风尚的各项要求融入到村规民约当中，并经全体村民讨论表决通过。许多村规民约既有规范引导又有奖惩机制。如调研组所调研的Z县B村，其村规民约第六条就规定，“严格落实‘五洗’要求，各村民小组每月对辖区内农户进行家庭个人卫生评比，得分倒数10名以下的进行通报批评，一年累计得分倒数10名以下两次以上的，罚款100~500元，并原则上取消当年度的政策性惠农扶持。得分前10名的给予相应奖励”。

3.深入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法体系

第一，农民夜校的广泛宣传。K自治州通过试点举办农民夜校，在将工作方案具体化、地方化之后，以政策法规宣传、移风易俗、“四个好”创建、“双语”教学、实用技术、劳务培训、感恩教育、禁毒防艾等为主要内容，着力解决农村群众特别是青壮年群体在科学文化、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发展视野、实用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推动全州建制村农民夜校挂牌全覆盖，并保证每所夜校平均每月集中学习2至3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农民夜校成为政府打造的成年村民获得现代性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技能的阵地。

第二，“火塘谈话”的特殊动员。在彝族人的生活习惯中，火塘边谈话往往具有浓厚的亲情象征。“火塘谈话”工作方法是指帮扶干部利用彝族群众晚上的休闲时间到其家中在火塘边面对面谈心，象征着工作队员希望像亲人一样与彝族群众交心恳谈。农民夜校的宣讲因为人数多而导致有的群众并不能够完全听明白所讲内容，甚至对所讲内容持否定态度而心怀不满，但却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通过“火塘谈话”，帮扶干部试图以“亲人”般的恳谈，将个别群众对帮扶工作的误解消除。Z县A村第一书记说：“村里一德古家发生了丧事，根据村里移风易俗相关安排，这位德古家办丧事杀牛不能超过四头，但这位德古很难接受。通过频繁的火塘谈话，终于说服了当事家庭。作为德古顺利开展了移风易俗，此后村民们便自觉遵行移风易俗相关要求了。”

第三，“道德银行”的激励引导。“道德银行”是储蓄村民合规范行为的银行，仿照银行形式，通过评比评选，村民可将自己符合规范标准的“道德”行为兑换成“道德积分”，存入“道德银行”储值卡，并在村里的基金超市兑换和消费生活物品。其目的在于借此方式引导群众形成合规范的“道德”行为习惯。

4.彰显现代文化意蕴的内容体系

从各个层级政府的帮扶工作以及村规民约和“四好”评定标准中，笔者归纳出政府推动建立或强化的四类构成现代性生活范式的内容。

第一，现代性的生活习惯。包括个人卫生习惯如家庭成员勤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被、屋内庭院整洁等；公共卫生习惯如严禁随地乱倒乱堆垃圾、秽物、柴草，肥土应定点堆放等；如厕行为习惯，采取以奖代补方式，优先为脱贫村和脱贫户修建公共厕所以及家庭厕所，力争3年内实现全覆盖，解决农村无厕所问题等。

第二，现代性的社会风尚。主要体现在婚丧嫁娶的风俗习惯改造上，邀请毕摩、德古、家支头人、“两代表一委员”等集中研讨，结合民族习惯和群众经济承受能力，对婚丧嫁娶事宜的规模、开销额度等进行规范，制定村规民约，提倡厚养薄葬、丧事从简、喜事新办、不要求过高聘礼等风尚；其次是不准拉帮结派，不搞家族、家支活动，积极参加村组织的公共活动，积极为全村的发展贡献力量，维护全村的平安和谐。

第三，现代性的道德法律意识。学法、知法、守法，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拒绝违法违纪、吸毒贩毒，并坚决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遇到矛盾纠纷，要通过村组织调解和法律途径解决，不得违法违规伤害他人人身财产权利。

第四，现代性的观念价值。崇尚科学，不参与邪教组织活动，有病及时就医，不搞迷信活动；学习先进的发展模式，转变观念，拓宽致富道路；无论黑彝、白彝、毕摩等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重视现代教育，家庭适龄儿童（少年）均入学接受相应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或高中阶段教育，禁止义务教育阶段中途退学、辍学。

四、地方性视角下的“贫困文化”及其改造困境

K自治州减贫与发展过程中针对民族地区文化因素的改造活动，主要参照的是现代化的文化社会生活范式，其内在的价值追求也是现代性的。然而，一方面为了在较短的时限内完成既定目标，帮扶力量存在将许多文化因素视为“贫困文化”因子的倾向，另一方面为了政策执行的便利，基层政府策略性地将部分文化因素标签化为“贫困文化”。这使得许多能够与现代性相融的“地方性知识”被作为具有“贫困文化”意涵的文化因子，进而与减贫发展实践以及乡村的现代化发生龃龉。不过，也正是对许多“地方性知识”的误识，忽视了地方性知识的内在逻辑，破坏了地方性的主体建构，也不利于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进程，使政府对“贫困文化”的改造面临困境。

（一）生活习惯及其改造困境

在推动“五洗”（即洗手、洗脸、洗脚、洗澡、洗衣被）过程中，K自治州许多帮扶干部一方面常常把彝族困难群众描述为没有卫生观念，并且把卫生观念与疾病联系起来，形成“卫生－疾病－贫困”的逻辑解释；另一方面，把不愿意贯彻“五洗”与懒惰联系起来，形成“卫生－懒惰－贫困”的逻辑解释。但站在彝族困难群众的立场上，其实并不全然如此。据Z县D村某农户的说法：“不讲卫生不是没有卫生观念，而是平时没有必要太‘干净’，在劳动过程中要时时与泥土打交道，如果总是保持‘干净’，那精力就没法全部放在劳动上了。要是去相亲，那肯定是干干净净，还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们的卫生习惯跟疾病致贫就更没关系了，我们的空气和泥土还有粮食和菜都是没污染的，怎么会得病！至于没洗澡就懒，那更不着调，就是因为干活累才顾不上，而且洗不洗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是白衬衣穿惯了！”可见，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户看来，帮扶干部的许多说法都是想当然的，许多要求也是小题大做。这些似是而非的逻辑解释，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标签，形成对民族群体的文化误解，拉长了民族群众与帮扶干部的距离。民族群众通过对污染与疾病的思考，也不自觉地批判了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现代性的生态环境伦理缺陷。

（二）社会风俗及其改造困境

在K自治州的移风易俗中，阻力最大的就是丧事简办。彝族的一系列仪式活动在毕摩的参与下进行，这些传统仪式活动蕴含浓厚的彝族文化，也体现了彝族群体的精神情感和信仰归属。但是，在移风易俗的倡导下，政府不仅限定红白喜事的规模和开支，还要求简化仪式。一些干部通过将这些仪式归入落后原始的社会风俗而将其与经济落后联系起来，认为要想实现乡村发展，就要放弃这些落后的风俗，逐步形成现代性的文明新风。在D村访谈的一位彝族群众认为：“这些仪式活动跟落不落后、贫不贫穷无关，我们彝族里边那些接受过先进教育的、家里富裕的反而更重视这些仪式活动。如果这些东西不断简化和消失掉，会使我们丧失作为彝族人的志气。”在他们看来，这些悠久古老的传统仪式活动一代代传下来，恰好能够凝聚起群体的精神力量，激励彝族人不断进取，而对这些社会风俗的误识则削弱了地方性的主体建构，也使得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悬浮于地方社会和民族人群。

（三）法律意识及其改造困境

在K自治州内部，尤其是彝族聚居的农村区域，往往有一套完备自洽的道德和规范体系，彝族的传统社会也是靠着这套道德和规范体系维持着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C村第一书记认为：“他们彝族家支里共同遵守的一套道德和规范体系相当完善，也相当有约束力，几乎能够解决所有矛盾纠纷。他们讲规矩，但不了解法律，只有将国家的法律跟他们的这个体系联系起来，才能有效建立他们的法律意识。”在彝族社会内部，那些精通彝族的道德和规范体系、能言善辩有说服力和威信的智者，被称为德古。德古承担着彝族社会内部定纷止息的责任义务。在开展禁毒防艾工作中，在法律宣传效力低下的情况下，A村通过开展打鸡、杀猪、杀牛、集体喝血酒盟誓等形式进行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管控、预防，并建立家支协会，请德古担任会长，要求不让涉毒家庭参加家族内红白喜事、家族活动或开除家籍。在这些情境下，现代性的法律与地方性的文化在现实效力上的差距，使现代法律意识进入乡村社会面临一些挑战。

五、“贫困文化”与双重自觉：理论解释和治理策略

（一）“贫困文化”：基于国家权力的一种解释

不管是现代性本身的社会生活逻辑和价值体系，还是以现代化为指向的民族地区减贫与发展，无疑很大程度上都有逻辑和理性的自洽，并且有建构这种自洽性的能力和自觉。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因子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即使是民族地区，也免不了被裹挟在这场由国家推动的历史进程当中。现代性的许多价值在当代“已经是一种‘核心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为国家和农民所共享”。在民族地区，那些具备现代性自我生产条件的区域和率先被现代性吸纳的人群，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民族地区内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非均衡性，并一定程度体现在这些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社会问题和文化矛盾当中。而脱贫攻坚则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通过国家干预，将那些以经济贫困为表征的区域和人群拉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进而弥合民族地区内部的非均衡性，以化解或平衡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差距、社会问题和文化矛盾。

通过对Y省K自治州“贫困文化”治理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发现，国家和政府正是通过将现代性的语境嵌入到民族地区减贫与发展进程，进而援引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为民族地区的“贫困文化”改造提供了逻辑和理性的合理与正当。“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个好”目标，既回应了人们的实际物质需求，又将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与社会生活范式嵌入其中，以移风易俗为重点举措，从生活习惯、社会风俗、道德法律意识、观念价值等不同的文化内容和面向，对现代性的文化社会生活范式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界定。而且，这一套从目标到举措再到内容和标准的文化社会生活改造，是以国家和政府为推动力量的，为了保证这套文化社会生活改造得以落实，国家既强化了组织基础，又完善了制度保障，也制定和创新了工作方法。其重要结果是，国家权力和现代性价值同时嵌入到民族地区的减贫与发展过程中，并介入到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民族文化事项和活动中。

而地方性知识则为针对“贫困文化”的辩解提供了自洽性的逻辑和理性基础。从地方性的内部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民族地区的文化现象，如果我们认同并且习得了较为充分的地方性知识，重新社会化自身，或许我们也能够领会到其内在的逻辑自洽和理性自洽。在经济学从外部要素的角度、政治学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社会学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待民族聚居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及其文化事项时，人类学则从内部视角和民众主体性维度考察文化问题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经济问题，并力图挖掘其隐藏的逻辑与机制。格尔茨对“地方性知识”的使用，围绕着阐释文化这个主题，对具有差异性的文化间相互理解提供了认识论启发，指引人们回归到“从本地人的观点来理解”的实践中去，同时支撑了“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的政治社会行动。国家和政府在对Y省K自治州落实“贫困文化”治理的许多措施时面临困境，民族地区群众对国家和政府的某些行为进行地方性的回应甚至抵制。这些回应可能使许多政策和措施悬浮于地方的文化社会生活之上，出现落地难题。正如斯科特所言，“国家在推行这些工程的时候，没有考虑当地的价值观和当地人的实践……结果非常糟糕”。

在推进民族地区减贫与发展过程中，某些干预措施倾向于将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价值对立起来，进而将地方性文化视为传统和落后的。而其背后的逻辑，部分在于地方性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价值体系的矛盾，抑或国家或者高层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与地方、基层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差异或张力。国家在把现代化推向地方社会的过程中，也试图把国家权力与意志深入地方社会。由于国家权力推动下的现代化进程已经确立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现代性的文化社会生活范式也成为主流。现代性借助国家力量向社会弥散，而国家权力也借助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进入地方和基层。在实践过程中，国家权力的诉求并不必然与现代性的价值完全吻合，某些时候会遇到阻力，甚至将一些地方性文化标签化为阻碍脱贫致富这一现代化价值追求的“贫困文化”，并试图进行改造。这就是在民族地区减贫与发展过程中，许多能够与现代性价值相融合的地方性文化或者民族文化被视为所谓的“贫困文化”的内在逻辑。在此过程中，某些政策举措有将基层群体的主体性进行客体化的倾向，并进而抑制其内生动力，也使现代性价值与地方性文化的关系发生异化。但是，一些针对“贫困文化”的干预措施悬浮于该地区和人群的文化社会生活也表明，现代性意识形态试图完全吸纳地方性文化体系是有挑战的。一方面，地方性文化有其地方性知识作为逻辑和理性支撑，使得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性的文化不断与现代性的因子对接，成为推动地方发展振兴的内生动力；再者，国家权力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借助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力量，才能真正下沉到地方和社区。

（二）双重自觉：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与振兴

从上述分析可见，不管是现代性对“贫困文化”的改造还是地方性针对改造措施的回应，都无法通过非此即彼的主体性观念来完成各自主体性的建构。主体性的确立不能仅仅依靠自我内在地实现，必须将它延伸到相互关系之中，在相互关系之中寻求主体重建的可能途径。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在针对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与振兴实践中，既要有现代性面对地方性的自觉，也要有地方性面对现代性的自觉，在这两种自觉意识中形成一种高度自洽的关系，进而探讨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治理策略，逐步减少对民族地区的“贫困文化”误识，形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外合力。

首先，在乡村振兴中要从多重维度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体要求，为乡村振兴设定了多层次的目标维度，也为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定位民族文化的价值拓展了思路。“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思考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作用，应当致力于发现民族传统文化在经济之外的价值”，更多地思索其在生态保护、道德建设、治理效能、共同富裕等多个层面和维度中的意义，进而超越单一的现代性或者地方性立场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误识，形成对民族文化更深刻全面的价值认知，从而更有效地依托民族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

其次，在乡村振兴中要以多主体协商构建民族文化认同。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元化组织体系的力量，通过协商式治理，以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价值的互动和交融为导向，不断拓展现代性的价值追求与地方性的文化品格之间的共生空间，并针对民族文化事项及其政策达成共识，从而增进各类社会主体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基础，以此化解国家、社会与民族群体之间文化层面的隔阂与误解，从而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扫除文化层面的障碍。

最后，在乡村振兴中要以地方化实践推动民族地区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化的再地方化，是现代性语境下民族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和再创造。其关键是，切实并有效地将农民群众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力军、创造者和受益者，培育有利于发展的地方社会文化主体性，促进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民族群众通过持续向其他民族群体，尤其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民族群体创造性地展示自身文化，在被“凝视”的过程中持续引发民族群体的“自我凝视”，形成文化自觉，并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不断再生产和再创造自身文化，实现民族地区现代性的地方化，加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程。

六、结语

不管是在理论脉络上还是在实践样态上，现代化和现代性都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的充满争议的概念。不过，作为现代化内在特质的现代性仍然具有一些普适性的特征，主要有生产领域的工业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文化领域的理性化、社会领域的法治化、生活领域的城市化、生态领域的绿色化。在文化层面，基于中国丰富、曲折而艰难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现代化运动决不是斩绝中华传统的反古运动……中国现代化运动决不是中国文化的死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性并非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或隔离开来，而是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具有包容性和系统性的文化新形态。从价值或理念上讲，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文明可以趋同，而文化却无法趋同，因为文化总是且首先是民族的、“地方性的”，并非简单凭借理论逻辑而同一化的知识体系。在乡村社会场域，由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滞后性，乡村文化既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面临获得现代性取向的任务，又深深地扎根于农耕文明或乡村文明的丰厚土壤和历史根基中，被烙上地方性的印记，呈现出具象性、多样性、非均衡性等特性，而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发展则具有更丰富、多元而鲜活的元素。事实上，在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乡村振兴工作既要注重系统性和全面性，也要关注步骤性和递进性，根据各个板块和各类事项的已有基础、资源禀赋、紧迫性和难易程度等因素，选择其启动和推进的时机与进度。对于乡村文化治理这项具有较强稳固性和极大挑战性的工作来说，更是如此。其核心是秉持开放包容、互鉴互通的理念，实现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有效融合和良性互动，形成有机联结传统与现代的乡村文化新形态。

一方面，探寻国家或政府与基层社会、农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合意空间，实现现代性价值与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融合和良性互动，重建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民众根基。其一，介入到民族地区和人群中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乡村振兴工作的组织、群体和个人应抱持一种对民族地区、群体及其文化的“同情之理解”，真正深入了解民族地区和人口的历史境况、生存现状、发展诉求，将外部帮扶与内部需求有效对接；其二，民族地区及其民众也应对自身的文化事项、要素在与现代文明进行对照的基础上进行反思，保持开放、接纳、沟通的心态，主动实现与外部世界、现代文明的对接和互动。

另一方面，切实加强民族地区及其民众的主体性，调动其在公共参与和利益表达上的主动性，激发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目前对主体性的培育基本上停留在政策文本或宣传口号层面，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为此，要探索民族地区及其民众主体性的具体实现路径与机制。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进路：一是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反馈等全过程，都应及时、有效吸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吸收其意见和建议，回应其需要和诉求，构建需求导向、群众主体的政策生成和运行机制；二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注意运用并创新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协商机制，援借民族地区本土性的基层组织和文化体系，实现传统村社组织、文化要素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换。【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