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谁是乡村的主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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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必虎（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

  ——《郭占武的乡村振兴方法论》序
  当我读到张栋平发给我的书稿时，就我已经接触到的关于袁家村、关于中国乡村治理的解读和探讨文献来看，从袁家村支部书记郭占武的个人角度，给读者系统了解袁家村的发展特征、成功的影响因素和新产业的构成分析，其所提供的视角、解读的深度、可资借鉴的可能性，可谓是独树一帜，值得推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进入成熟状态，大多数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生活方式，不管他们是居住在特大城市、大城市，或者中小城市，甚至只是乡镇、古镇这样的聚落形式。与此相对应的是，乡村人口比例的下滑，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逐步瓦解，以及物质形态方面越来越多的乡村建筑的凋敝甚至搬空、拆除，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人们不难发现，城市化水平并非越高就越美好，乡村的聚落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乡村景观和乡村生态的价值反而越来越得到已城市化的现代国人的重视，乡村景观和乡村生活方式以其传统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以外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政治策略和顶层设计方面，乡村地区脱贫、基础设施提升、城乡一体化治理，也提高到了战略层面的国策地位。
  上述市场和政策两方面的力量汇合，形成了最近几年和将来几年一个重要的现象：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城乡一体化等等话题成为政府、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各地也涌现出一大批符合农民意愿、响应政治需要、满足城市需求、吸引外来资本兴趣的发展案例。在数以千百计的乡村发展示范案例中，陕西袁家村，显然是最为典型的模式之一，相关的研究、调查、演讲、公众号推文，也是屡见不鲜，获得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当我读到张栋平发给我的书稿时，就我已经接触到的关于袁家村、关于中国乡村治理的解读和探讨文献来看，从袁家村支部书记郭占武的个人角度，给读者系统了解袁家村的发展特征、成功的影响因素和新产业的构成分析，其所提供的视角、解读的深度、可资借鉴的可能性，可谓是独树一帜，值得推荐。
  该书从村这一中国最基层的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如何进行权力分配、村内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社会响应性构建、袁家村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品牌建设，以及乡村治理的哲学等四个角度，深度访谈和分析了村支部书记郭占武的个人经验，试图提炼出乡村治理的方法论层面的工作指南。对于那些身处农村工作前线的基层党政干部，那些身为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乡村居民，和那些试图探索进入乡村发展的投资兴业的创业者，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在2015年于乌镇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古村大会上，我作为三位大会主席之一曾经邀请郭占武书记到场担任主旨演讲嘉宾，现场聆听了郭占武书记的事业发展经历的分享，深深感到袁家村的成功与占武本人的品格、能力相关，对此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在其他几次古村镇大会上，我也曾就中国乡村转型、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物权的确认和实现等问题，进行过一些探索性思考。袁家村在郭占武担任支部书记的10多年里，它的发展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成功与郭占武本人的品质、性格、能力等个人要素紧密相关。栋平的这本书作为一本“方法论”著作，如果郭占武个人因素太突出，那就意味着他的方法就很难具有普遍的推广的可能，方法就成不了“论”。所以在这里我更愿意建议读者们从郭占武的努力和选择的治理路径上，忽略其个人原因，找到更多背后普遍性的问题。
  首先是谁是乡村的主人的问题。袁家村的成功，与郭占武本人是袁家村居民，依靠的也是本村的农民深度相关。在法律层面上，中国的宪法、资源法、民法等等，都明确了村集体作为核算单位的法律地位，村集体具有农地、林地、宅基地的物权。但是在现实工作中，从乡村规划权、土地用益物权、质押物权、土地运营权等各方面，农民其实都受到国家的深度干预，很多权利得不到体现，具有越来越多的“失权”的压力。但在袁家村，我们发现农民在郭占武领导组织下，在对村的规划权、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的把握方面，得到了非常良好的体现，为村集体经济和村委领导下的混合股份制度的实现，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政策、法律的效率、效力问题。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农村要广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对农村土地的管理使用也提出了村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经营权可以向社会开放的三权分立政策。但是土地利用与市场的响应能力，取决于长期的所有权、稳定的使用权和高效的经营权是否有机统一在一起，如果不能三权合一，而是每一步都需要通过多种利益主体谈判、经过复杂流程批准、消耗冗长时间来实现的话，不知不觉中就加大了管理成本，必然会明显降低利用效率，迟钝响应市场需求，最终的结果必然带来整体发展水平的低下、发展速度的缓慢和发展能力的落后。袁家村的发展过程和郭占武采取的一系列方法，其成功的实质在于实现了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其效率、质量、能力，必然要胜出那些外部资本和外来专业人员进入、土地扭转出让涉及到太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的低效模式。
  其三是城乡一体化调整土地政策和配置方式的问题。乡村发展本质是城乡共同体的区域发展问题。袁家村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已经不再单纯是生产粮食的地域，它更多地为城市居民和远程游客生产、提供的是一种乡村基调的现代服务产品。为了适应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村子里的土地就不能再固守“以粮为纲”、村建设用地严格局限于本村村民居住的传统法律规定。袁家村除了关中风味小吃和民俗体验，也在逐步转型为乡村度假地，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选择在袁家村住上几天，村宅基地实际上已经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了，产品形式也转向了居住旅游。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村民有没有权利将一部分宅基地向市场自主销售出让（不需经过国有化程序）？这些问题的实验性探索，袁家村有机会为中国乡村空心化后的转型提供试验田。
  当然，以上三个问题只是我读了栋平的大作之后想到的几个方面，相信读者自己也会在阅读过程中想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感受。有鉴于此，愿意为读者推荐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