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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作出一个重要判断，指出当前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最近为各方广泛议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针对当前实际、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那么，如何从长期考量，确定政策选择和目标，思维方式和机制设计需要有新的调整。这次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等新的政策思路，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其中，“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则是从宏观政策层面提出的一项新要求，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提示，值得深入理解、细究其政策涵义。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结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强调，要“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指导，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这里的制度体系，就强调了宏观政策运用要更加机制化，不仅要应对短期经济波动，更要着眼长期经济均衡。在2020年5月中央出台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强调“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这里的机制就需要“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能够相互支撑，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可以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面向“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不仅体现了上述重要文件的精神，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笔者认为，就是充分考量了在外部经济格局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宏观政策的制度化设计，既熨平当前的经济波动，又考量未来长波段的经济周期变化，做到政策的有机协同，提高政策施力的前瞻性，在政策调节过程中确保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的政策匹配。放在“十四五”规划乃至2035年更长久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立场来思考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设计，不仅必要，也是鲜明的政策导向。
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目标，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怎样“调节”。
所谓“跨周期”，就是考虑了短期经济波动，又要审视未来经济周期走向。许多学者曾经判断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按照数据分析其结束会延续至2030年左右。如果以此为据，我国中短经济周期是在大的经济周期下行期的轨迹上运行，这也决定了我国未来经济调节的主旋律就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是与我们现在强调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是一致的。
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考虑到经济周期因素，但重点是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未来的“十四五”时期，是解决我国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关键时期，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在充分开拓国内市场，切实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宏观政策体系必须紧紧围绕国内需求升级、紧紧围绕激发国内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综合设计经济政策，让宏观政策能够有效促进要素资源在国内大市场中得到充分流动。
本次会议的政策指向强调的是应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双协同”，但事实上着眼的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保持宏观政策的协同，通过制度化、机制化的方法建设，降低政策的波动性和负面作用，十分关键。
所以，我们看到，本次会议所指出的，“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在过去我们只强调“速度、质量、效益”的“三统一”，这次增加了“规模”“结构”“安全”，扩展为“六统一”，应当是“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间内我国经济政策主要考虑的政策目标，这就跨越了短周期，将经济增长的目标延及到未来，这也成为施行有效宏观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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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2 14: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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