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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维 县城的年轻人，特别是上大学的年轻人，回流率很低。
作为城市之尾、乡村之首，县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重要接合部。对于走出去的人而言，家乡县城是无法抹去的印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
安稳的县城生活，缘何留不住家乡青年？
随着社会发展，各类资源向城市集中，人口也自然向城市聚拢。
与一线城市、大城市相比，多数县城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环境、就业机会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为何逃离县城？记忆中的家乡县城是什么样子？县城发展还存在哪些短板？
带着这些问题，《民生周刊》采访了3位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勾勒他们从县城到大城市的奋斗故事，探寻县城“待不下、回不去”的现实。
考出去的多数不会再回流县城
“回到长春4个多月，没挣到一分钱，找个满意的工作很不易。”离开北京后，李修元感觉生活、工作都变得不同。
在北京期间，他曾供职的单位不少于10家，最长的干了两年多时间，最短的不足两个月。
“在北京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比较容易，频繁跳槽主要是为了增加工资，寻找更好的发展机遇。”
今年4月，李修元离开北京，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长春。
关于离开北京的原因，他解释说，除了疫情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孩子要上学了，而自己没有北京户口。
“一切都不一样，融入需要时日。”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李修元坦言，还在学习适应新环境的生活。“这几个月倒是轻松，就是还没真正稳定，今年的目标是在长春稳定下来。”
李修元出生、成长于吉林省农安县的一个村庄。
12年前，他读大学离开家乡；8年前，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打拼，结婚、生子都在北京。在摸爬滚打中，李修元养成了随遇而安的心态。
谈及定居城市的选择，李修元坦言，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第一代，自己还背负着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责任。因此，他自己和家庭并没有“五年规划”，甚至没有“三年规划”，只有当年规划和下一年的规划。
“只能是根据本年的发展情况，来决定下一年的计划，随时调整努力的方向。”他说。
虽然求学、工作都在外地，李修元对家乡县城的发展一直都很关注。作为典型的农业县，农安县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但和南方相比，经济活跃度要低很多。
从产业来看，农安县的产业集中于医药、化工、消费品加工等，而商务、互联网、科技等符合现代产业发展趋势且吸引年轻人的新兴产业相对缺乏。
“很难用一线城市的视角和标准来审视老家县城。”李修元说，县城的人们，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拥有安稳的生活。
在北京打拼时，李修元能拿到3万元的月薪，但工作非常辛苦，差不多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才能停下来，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
李修元也一直在观察老家县城这几年的发展。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县城一直非常重视教育，教学质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不逊色。然而，从县城考出去的人，多数都不会再回流到县城。
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东北一度是经济发达、人才聚集的地区，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李修元眼中老家县城的人才困境，正是东北地区人才外流的一个缩影。
站在李修元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并非不愿意回老家，归根结底还是资源分配不均衡。一线城市拥有县城难以比拟的教育、医疗、文化、金融等优质资源和就业机会。
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可以拿到3万元的月薪，在省会长春薪资大多在1万至1.5万元之间，如果在老家县城可能只有3000元。
是在一线城市打拼，还是选择二线城市，抑或回老家县城？
“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等都需要适应。”李修元说，如果各种资源能够均衡，老家县城能够有好的发展机遇，还是很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
感觉很亲切，也有陌生感
8月25日18时58分，冯建武发了一条朋友圈：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过了半天，才敢抱着宝贝走。
孩子出生前3天，他才请了陪产假，从上海急匆匆地赶回老家。为了能多陪陪刚出生的儿子，他将各种假期拼凑出了22天。
乐观开朗，平时爱开玩笑，这是周围朋友给冯建武的评价。
谈及未来的打算，冯建武显得有些迷茫：“不经意间，自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孩子刚出生，年迈的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定居。”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夜幕降临后的城市灯红酒绿。对于繁华大都市上海，冯建武坦言，没有太多留恋和归属感，居高不下的房价让他不敢抱有太高的定居下来的期望。
9年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冯建武进了上海浦东一家从事芯片代工的台资企业，期间换过一次单位，从最初的技术员，做到了保修组长。
每周工作6天，休息一天，日子在流水线上循环重复。不过，对于目前的薪资待遇，冯建武还比较满意，“每个月领到手的工资在一万元左右，此外，每年1月和7月各一次奖金，每次4万元左右。”
出生在皖北的一座县城，冯建武直到读大学时才离开家乡。看惯了上海、南京的繁华与热闹，他记忆中的老家县城破旧脏乱。
提及自己出生的县城，冯建武感觉亲切而陌生。
因为外出求学、就业，过去的12年间他与老家的交集并不多。除了每年春节假期回去外，平时他每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
随着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的加快，在冯建武眼中，老家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10年间，县城建设面积扩大了两倍多，住房均价已超过7000元/平方米。
为了发展经济，县城近年来从上海、江苏引进了不少企业。为吸引人才回乡就业、创业，县政府近年来还开展了“雁归工程”。
回到县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冯建武并没有信心。“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便找到工作，估计也就挣在上海工资的1/4。”
2018年，在家人、朋友的建议下，冯建武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不过，截至目前，房子还没有装修。“感觉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住在这里，正考虑将房子卖掉，不过不容易出手。”
在冯建武看来，虽然老家县城发展很快，但与大城市相比，县城的医疗、教育水平和城市包容性仍存在很大差距。
数月前，妻子去县城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医疗设备限制，折腾了半天，医生没能给出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最终还是去了附近一家地级市的医院。
如果有一份靠谱的工作，你愿意一辈子待在家乡的县城吗？
被问到这个问题，冯建武思考了足有两分钟，然后告诉《民生周刊》记者：“突然被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从小在农村生活，适应老家的生活完全没问题，主要是找不到工作。”他解释说，“大城市没有什么留恋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最难适应的是人际关系
“内心还是愿意去折腾，很享受目前忙碌的工作生活状态，对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有些恐惧。”谈及自己的真实想法，艳菲说。
1993年，艳菲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一个比较富足的村庄。村里有钢厂、皮球厂、药厂、煤厂等企业，村民多在本村就可实现就业，收入颇丰。
事实上，山西老家并不缺少就业岗位。家族中，兄弟姐妹8个，其余7人都在山西省内的县城或乡村工作、生活。
与县城相比，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从山西大学毕业后，艳菲执意要到北京闯一闯，希望可以选择一种和周围人不一样的工作生活方式。
如今，艳菲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忙碌，是她日常工作的常态，经常晚上还在和客户沟通工作事宜。
前段时间，母亲来北京看望女儿。正赶上那几天自己工作忙，艳菲没能好好陪母亲。“因为住处离机场近，就在顺义看了一个礼拜飞机。每天感觉都很无聊，没几天妈妈就想回去了。”
有时，艳菲也想给自己放个假，出去走走，但休息不了多久就想回来工作。“即便在老家，也一直惦记着工作，闲下来反而心慌，特别怕自己有一天不被需要了。微信没人找，反而有点心慌。”
因为工作出差的关系，艳菲现在经常回清徐老家。
据艳菲观察，过去几年间，县城发展速度很快，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清徐醋塔、中央喷泉、商贸城、影视城应有尽有……
村里同龄人多数已经结婚，甚至生了二胎。“如果到30岁还找不到对象，就赶紧回村。”妈妈的话让艳菲觉得，自己终究会回去，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一方面，觉得应该多陪陪父母，离家远了不方便照顾。老人特别不适应北京，以后即便自己留在北京，父母也不会到这里居住。
另一方面，感觉在北京不能扎下根：买不了房，成不了家，即便成了家，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
“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各类生活服务，老家县城基本都能满足需求。”艳菲之前也曾认真考虑过回老家县城工作，但最终还是感觉有点难适应。
以前过年回去，艳菲还会和朋友聚一聚，现在基本不再参与聚会，平时偶尔在朋友圈给熟人点个赞，面对面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主要是聚在一起不知道聊什么。”
周围人谈论的话题集中于孩子、婆媳关系、厂子的事，这些话题让她感觉无所适从。
“最难以适应的是人际关系，因为生活方式和经历不同，和周围人已经很难找到共同话题。其次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如果回去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动力了。”（来源：《民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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