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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湧 刘栩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要在更高质量、更趋平衡、更加主动、更为安全的开放中，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既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又增强发展主动权和安全性。为此，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阶段，将超大规模市场作为联结和畅通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枢纽，以提升服务贸易和稳步扩大进口为重要着力点，推动制度型开放，针对不同合作伙伴实施差异化开放路径，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为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一、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必然要求。
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眼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居民消费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升级，个性化、优质化、服务化趋势明显，但国内商品和服务供给尚不能满足消费变化的需要，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也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这是国内循环不畅的关键原因之一。供给改善是一个慢变量，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形势下，吸引集聚全球优质商品和要素资源，就成为弥补供需缺口的必然路径，成为推动国内供需平衡和国民经济畅通的必然路径。同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突出，成为社会再生产在地域空间意义上循环不畅的主要原因。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看，加大内陆沿边开放力度、以开放促发展，是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区域间经济循环的重要一招。
这是适应我国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进入动荡变革期。同时，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而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全球化呈现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型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扬，正在深刻改变国际贸易格局和形态；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合作提升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水平的愿望更加迫切，以增强应对公共卫生等危机的能力；国际经贸规则日益深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领域，以适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和服务经济合作的要求。在此形势下，我国需要保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加大开放力度，从而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这是适应我国发展条件变化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弱化，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同时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优质人力资源等新优势正在形成和巩固，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当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实现升级后，必须走更加开放的道路，增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国际资源配置力，才能为应对新问题新挑战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我国发展条件的变化，要求用好新优势、打好新“王牌”，通过更深层次引进来和更高水平走出去，增强对全球商品、要素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吸引力和主导力，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强大动能。
二、总的来看，推动新发展格局下的更高水平开放，应该具备更高质量、更趋平衡、更加主动、更为安全等特点。
更高质量。在国际市场萎缩和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条件下，过去那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开放模式已经很难持续，应当转向优进优出、纵深挖掘潜力，更加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使开放走深走实、做细做精，实现内涵式增长。比如，出口要更加依靠技术、品牌、质量、服务而不是价格来提升竞争力，利用外资要更加依靠改善营商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等。实现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是打通国际循环“痛点”和“堵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
更趋平衡。不平衡会带来不协调，不协调会带来循环不畅。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对外开放更趋平衡，包括进出口平衡、制造业开放与服务业开放平衡、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平衡、向发达经济体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平衡等。当然，这里的平衡并非绝对相等，而是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统筹协调、避免相互掣肘，共同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
更加主动。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吸引集聚商品、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主动扩大朋友圈，团结一切愿意与我们开展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深化改革完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对冲外部环境趋紧带来的不利影响，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更为安全。新发展格局应是更为安全的发展格局。在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背景下，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这对我们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加快形成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风险防控体系，通过更加精细的制度、规则和程序设计，实现高水平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平衡。
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深刻把握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的几个着力点。
加强服务贸易。这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国际贸易新格局的需要，是深入挖掘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互补优势和潜力、畅通国际经济循环的需要，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需要。应继续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吸引研发、设计等总部经济要素力度，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充分发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积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的服务规则协调。
稳步扩大进口。超大规模市场是联结和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关键枢纽，也是掌握国际经济关系主动权的一张“王牌”。应当发挥这个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可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制度性成本，加快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加大对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新业态的支持力度。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尽可能扩大技术合作朋友圈；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领域，可推动实施从进口到零售的全链条降成本行动，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畅通供需对接和循环。当然，扩大进口要充分考虑支付能力，进口与出口要基本平衡。
推动制度型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的重要标志。应以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为主要平台，对标国际最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更大力度促进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更大力度促进边境后规制改革创新，更大力度促进高端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建设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规则引领区、压力测试区和国际对标区。积极稳妥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制度创新经验，带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亮点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针对不同合作伙伴实施差异化开放路径。深挖与各类合作伙伴的利益交会点，扩大互利共赢的经贸往来，畅通国际经济循环。对发达经济体以引进来为主。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开放合作，以基础设施联通和产能合作为主要抓手，推动我国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有需求的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在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分工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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