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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十四五”时期的改革就是在压力下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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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 09: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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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改革就是突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深圳等特区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
  所谓突围,就是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重重包围中,披荆斩棘,开出一条新路。
  40多年来,不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都堪称奇迹,但每向前走一步都不轻松,都是不断突围的结果,因为在不同时期,都会遇到未曾遇到的阻力,不改革突围就会停滞、反复甚至倒退。
  忽略人均和结构水平的总量规模易让人产生幻觉、误解或误判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经济增长也经历着关键性转型。
  表面上看,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速,背后则是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全方位转换。
  中国在这个阶段发展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总数将会扩大一倍。如果发展正常,今后5—1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将是大概率事件。大国经济规模顺序和相应的经济版图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的种种不适。
  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可能只相当于美国的1/4。虽然中国创新能力增强了,但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高水平教育、产业结构等领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曾经历严重冲突,有的演变为战争。但与几十年或一二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已经使包括大国在内的国家间利益连接空前密切,脱钩往往是损人又害己,相互均无好处。
  另一方面,核武器使大国的正面冲突不可能有赢家,实际上这也划出了大国冲突的底线。传统和非传统全球性问题清单不断加长,一个超级大国已经无力主宰或主导全球事务,更不可能公正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中国也不会、不能更无必要成为另一个美国。出路就在于形成一个各国普遍参与且高效的全球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形成和运转,包括G20成员国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负有特殊的责任。
  然而,这种看起来比较理想的格局并不容易到来,有些势力借助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背道而驰,人类社会或许将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趋增加,但似乎很难再回到过去几十年相对宽松和缓的国际发展环境。
  “十四五”时期的改革就是在压力下突围
  在前述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解决好由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特有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到自身合适的位置。“十四五”时期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从这些挑战的压力下突围,踏上高收入阶段的台阶。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目标,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乃至更高。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然而,这个假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
  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多种变量,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部分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时期平均增速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
  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归正常状态。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是,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驱动增长,而非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结构性潜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通过更高的集聚效应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指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然而,这些结构性潜能还不同程度地受到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下一步应当通过更大力度、更具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来源:环京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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