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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郁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6月20日于上海2019年中国煤及煤化工产业大会主论坛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邓郁松从中长期分析了国内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并介绍了短期波动及政策影响因素。
从数据来看，1991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经济高点后逐步放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0年出现小幅回升，目前的低点低于1997年金融危机的低点，近期有一些趋稳的迹象。2008年之后特别是2010年之后经济增速指导所以出现明显的回落，邓郁松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制造业的增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回落的态势，之前都是两位数，甚至在15%左右，最近在6%的水平。固定资产增速之前在20%多，目前也是在个位数。这两点是经济增速拖累最主要的原因。
2012年第三产业的占比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进入了新一轮结构调整初期。邓郁松介绍，虽然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略微超过50%-52%左右的水平，离发达国家70%左右还有很大的空间，至少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点的时间，我们仍然会看到第三产业的占比会持续增加。
“产业中做服务的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任何的企业内部，从事服务业的人员也会持续的增加，这是非常大的变化。”邓郁松表示，在这20年之前，就业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一轮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就业整体是在增加的，几乎大部分行业都在反映招人难，招人贵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在于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吸纳人才的能力更强，同时，国内人口结构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2010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处在20-29岁年龄段的人口总量大概比10年之前减少了5000万人左右。到了2029年，今天这个时点处在20-29岁年龄段的人口还要再减少接近3000万人。“这个市场上最受大家欢迎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总量在绝对的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一方面是招工，大家最喜欢的年龄段人口数量在减少，第二工资成本是在上升的。这是一个抽样调查的数据，所有这些是我们中长期比较面对的现实，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他表示。
对于经济增速，邓郁松介绍，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0年前后，大体上年龄增速是10%左右，目前是6.5%左右，如果放宽视野看，当时的高增长的经济体，不管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经过10-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增速回落。其中，日本增速回落的幅度超过一半以上，中国台湾省回落幅度比较小一点，也在30%左右。他说：“我们也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高速发展，也有很大的变化，整个速度的回落，这个回落可以看到日本从1975-1991，韩国是1963-1997。中国台湾是1953-1979，中速增长阶段还没有结束。”
经济发展进入不同的阶段，显示不同的特征。邓郁松解释，高增长阶段整体上来说是数量扩张的过程，这个阶段不管是大中小企业，总体上来说都可以过的很好，到了中高增长阶段之后，作为一个质量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非常大的变化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产业，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一些大企业、龙头企业份额更高，效益更好，但是也有一些中小企业慢慢的会退出这个市场。虽然行业规模和总量上已经到了稳定增长，但是增速不像高增长阶段那么诱人。这个阶段过了之后会进入到中低增长或者是创新驱动的阶段。如果经济体的增速能到3%就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了。在不同的阶段大家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此外，令人关注的是，到了2010年左右的时候，各个产业的增加值的占比和整个就业的占比大体上比较相当。各种资源总是去流向回到更多的行业，通过这个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会造成整个社会平均利润率逐渐趋于一致。邓郁松认为，这个过程还远没有结束，不管美国多么希望制造业回归，不管日本、德国的制造业多强，我们仍然会看到总体的趋势是在往下走的，走到相对稳的时候，甚至会看到就业比例和增加值的比例会到相对均衡的时候，在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流动相对到了相对的稳态，这个是中长期一定要看到的非常清楚的，不管有多么美好的意愿，但是大的规律在这里。
从中短期来看，GDP增长贡献率显示，这一轮整个经济增速往下走的过程中和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此前，总体而言整个投资的贡献和进出口的贡献在某种情况上是对冲的关系，进口出是负的时候，我们投资会往上走的很厉害，最明显就是2009年整个进出口贡献是负的非常厉害，但是投资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同时，1998年之后我们投资上的很快，长期来看消费是相对稳定的。而这一轮在整个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消费的贡献在提高，并不是说消费比以前变得更好，而是由于整个投资和其他的拉动作用在减少造成它的比重提高，这个和之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其次，在这一轮回落过程中，投资这一块没有出现像以前一样，一下往上走对冲的情况，这是这一轮和之前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从今年5月份以来中美经贸摩擦的情况，我们从一些数据上来看，中美的情况是很有意思，从一些滞后的指标观察，你看到他们的经济形势很不错，你会看到美国的失业率、欧盟的失业率总体上都是在往下走，从就业情况来看应该是很理想的经济发展的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以来美、日、欧进口增速除了日本略好一些之外，美国和欧盟是在往下走。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的PMI在近几个月都出现明显回落。特朗普在呼吁美联储的一些政策，包括美联储在转向，欧盟央行也在发一些政策，这个会给我们一个错觉，他们的就业情况应该是比较理想，货币政策慢慢回归正常，但是PMI新指标的压力，在这个时点上，大家更加谈美国、欧盟整个货币政策慢慢都正常，但是它没有动作，大家开始说我们怎么样货币政策能够更加的偏个态，更加的宽松一些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背后可以反映出当前就业情况的好转基础并不稳固，对当前内部深层的矛盾有很多的担心。
从国内情况来看，投资是政府能够调控力度相对大一些主要的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三类投资中，政府是影响投资最高的是基建的投资。总体而言，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相对较好，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并不是很理想。制造业的利润方面，在2015年之后提出“三去一降一补”这个政策2017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产能利用率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但是工业体利润增速在往下走，产能利用率在往下，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也是在往下，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制造业的投资效果趋势还没有显现出来。
从杠杆率来看，中国整体的杠杆率提升比较快。邓郁松表示，国内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同样和制造业投资潜力有很大的关系。国内以往投资重点是重化工业，我们现在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到这几年通过最主要的重化工业的行业，负债率都有一些降低，而且你可以看到重要的大宗产品的产量，包括需求量增速在放缓，有的可能是在进入峰值区间。“原有的投资大户的行业，它的未来投资增长的增速相对以前相比可能会有一些下降。”邓郁松介绍。
虽然今年以来房地产的投资增速相对好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轮投资增速往上走的过程中，实际上很大的变化是其他费用的投资，其他费用是土地工程费，这个增速就显得很高。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整个土地市场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土地工程费是投资在前，发展在后，这一块的增速一直在往下走，后期这个增速会一直往下走，从这个结构上来看，我们觉得投资增速保持现有的水平会往下走。
从历史上来看，商品房销售好转在先，新开工在后，2018年以后我们出现一个反常的情况，我们看到销售情况在往下走，新开工在往上走。在2018年以来道路资金的增速一直是高于开发的增速，房地产开发企业花钱的速度比进钱的速度要快。所以总体上判断，在目前的时点上，制造业投资也好，房地产投资也好，有可能会保持稳中往下，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基础设施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潜力，后期基础设施这一块的投资增速会走高。
中短期的经济波动会不会出现风险的问题？邓郁松介绍，从全球的视角上观察，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是在提高的，而且在大多数金融危机当中都可以看到和房地产风险的交织。对美国和日本来说，真正波动大的是大都市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情况，不管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于日本来说，大城市的房价波动幅度远远高于全国房价波动幅度。第二，要高度关注家庭部门杠杆率提升，从2008-2017年，在主要的经济当中，大多数的经济体上面家庭部门杠杆出现回落，有小部分增加，从纵向对比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增加的速度应该来说是最快的。从横向来看，我们仍然是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杠杆水平，但是比发展中国家要略高一些。我们和美国、德国、日本做对比，我们在2017年前后，这些经济体大概在1980年前后的水平近似。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全国的数据测算显示，房价比收入涨幅低，低于货币供应量的涨幅，这是在于国内是一个区域差异很大的市场。如果把周期稍微拉长可以看出，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显著的提升，二、三、四线总体保持稳定或者稳中略降，从2010—2017年。
对我们房地产的风险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对于不良率的数据，银行的水平与10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相比有很大的提高，数据显示，短期内对各种风险能力的空间还相当大。和所有发生过比较大的风险的城市相比，我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债务杠杆很高，但是我们主要是内债，这个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于政策取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出口稳中提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财政风险有效防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邓郁松认为：“初定的目标是6%—6.5%的区间增速，实际上是低于过去几年我们经历的实际的最低增速，我们在年初制定目标的时候，我们已经考虑了现在两个变化，一个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回落相对比较客观的正常。第二我们也认识到经济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样政策调稳空间也是比较大。”考虑到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邓郁松认为情况还是相对乐观的态势。在他看来，现在需要关心的是实际利率水平、财政政策的空间、房地产政策的取向、国际经贸关系以及改革发展情况。
“全球的经济史也好，中国几个大的经济周期，包括很多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好，一定是和整个实际利率水平的变化高度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从银行来说，实际加权的利率水平还是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从2017下半年到2018年，实际的利率水平是在提高的。到去年4季度，整个实际利率水平有所往下走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企业融资的难度有所缓解。从央行可以看到非常利率流动性水平的变化。对经济的波动来说，不管是短期的波动还是一些中长期大的冲击，利率的变化一定是第一位的。
利率的波动引起企业财务费用的变化，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还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第二个可能在这个时点我们需要看一下整个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有多大。今年我们提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增速是在往下走的，但是支出压力很大，今年以来整个地方债的发行速度和总量是在提升的比较快，所以国内一方面是通过减税降费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政府还有一些大的投资，还有其他的债务方式解决。
对中国，具体到行业和企业，我们真正需要应对的是怎么样提升产业升级的能力。今天在上海、广东、深圳、杭州，最有名、最有影响的企业和50年前是很不一样的，同样可以得到其他转型有很多地方的困难调研，会发现主导产业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在邓郁松看来，应对这个时代挑战最大的着手点，仍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改革，培育竞争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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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7 15: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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