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已经持续出版了七年，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也不能算太短。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预测，判断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经济走势。这几年的成果正在接受历史的检验，这些判断不仅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更多的是一种分析逻辑。

今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的第七辑，主题是 “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个主题的提出有其背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讲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我们最需要办好的一件事情。我今天主要介绍一下我在该书导言里的基本观点，此外再简单补充一些新内容。

三种增长率：潜在、可及和实际增长率

我在导言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第一种是潜在增长率，即资源得到充分或者最大化利用后的增长率。第二种是可及增长率，即由于体制政策和其他原因，至少部分可利用的技术和资源配置方式未能得到利用，从而使现实中可以达到的潜在增长率低于理想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可及增长率。第三种是实际增长率，即实际实现的增长率。

这三种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值得我们关注。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改革能否释放潜能的问题，可及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则和宏观政策相关，比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

我为什么提出区分三种不同增长率这个问题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论及增长的时候，很多人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注比较多。货币和财政政策就短期增长而言相当重要。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过紧，才达不到所谓的可及增长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提升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我们需要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些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政策。目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更紧要的任务是通过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缩小潜在增长率和可及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上，因为其空间已经不大。

就中国经济而言，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目前为止的9年时间里，从基本框架的层面看，我们由10%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从具体增长速度看，我们认为今年和明年有可能保持6%以上的增速，但是明年以后，我们会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增长速度大体为5%—6%，或者是5%左右。包括今年的这本书和前几本书在内的七本书，主要想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增速转型的大框架。

从增长动能看，传统的动能如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相继出现了增长减速。目前，这些传统动能依旧相当重要，比如说房地产，如果它的增长速度下降得太厉害，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传统动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存量，对增量作用不大了。我刚才提到，到2020年以后，我们会保持5%—6%的增长。习惯了高增长的人可能感觉这个增长率过低，其实不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已经很大，近几年增速逐步放缓，但每年经济的新增量相当于全世界新增量的30%左右。比如去年的新增量就相当于澳大利亚当年的经济总量。调动新的增长潜能，不断扩展需求空间，对我们今后每一年的增长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全面小康之后的新目标：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

我认为，2020应该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亿人，也就是说，还有10亿左右的人没有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换言之，这部分人的收入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成为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增长来源。最近有个流行说法，十亿人尚未坐过飞机，五亿人尚未坐上马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可以说落后就是潜能。如果能够实现培增目标，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人均收入需要保持一定增速；二是收入差距要逐步缩小。与这两个条件相关的改革和政策调整需要体现在两个特点，即效率导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普惠性和包容性。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收入或财产差距与人力资本差距的关系。根据统计数据，最近几年来收入差距似乎有所缩小，但是差距依然很大。实际上，财产差距更大。收入和财产差距涉及到很多复杂因素，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能力差距导致的收入和财产差距就一定这么大吗？其实不然。

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至少一部分人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其原因部分与营养、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差异有关，部分与社会流动性有关。我们经常讨论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其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力资本。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一方面活力增强、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收入或财产差距相对较小，这样公平和效率就会形成相容而非冲突的关系，经济社会可兼容创新型与可持续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效率导向，同时强调发展的普惠性、包容性。

可挖掘的六大增长源泉

在书的前言里，我讲了五个方面的增长来源。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角度看，我把这五个方面调整成了六个方面。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涉及另外一个主题，即乡村振兴。讲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能振兴。到农村去看看，不少村庄路通了、电通了，甚至自来水都有了，但人没有多少了。一段时间以后，或许就看不见了。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看位置。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是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振兴。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大都市圈发展与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回事。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 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体系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

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然而，回到现实，农民进城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城里人下乡似乎更为不易。应将改革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的乡村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

以往我们把土地当作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块阵地，城市待不下去了，可以回到农村。而到了当下，年轻一代进城农民工，即使城里找不到工作，也很难回到农村。对他们的“兜底”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来解决，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能更好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第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最重要的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竞争。近几年我们强调降成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础性成本过高。有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除了资源禀赋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要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按照负面清单改革市场准入，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的负面清单，里面有很多新内容，应当落实到位，在可以打破基础产业行政性垄断、降低基础性成本方面有大的突破。

第三是着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驱离的做法。在再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四是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服务性消费，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另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它们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相关。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新产业。

第五是加快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美国打击华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华为已经走到前面了。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点是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对绿色发展形成新共识。第一，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它有更宽的范围，包括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第二，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的、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传统增长方式的成本和绿色发展方式的收益过去是外部化的，我们要把它内部化，重新定义投入和产出、收益和成本。最后，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认为拖累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减法，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则是说形成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

以上这些增长新动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们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不完善的或者说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我们现在讲的“卡脖子”问题，往往谈的是技术上的“卡脖子”，其实更多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的“卡脖子”。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把这些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确定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什么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与我们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处。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的更为彻底、更有成效。

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些东西是转型期具有过渡性的，还有一些东西属于“新瓶装老酒”，有些东西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正在成长的。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从国际范围看，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共同选择，也是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各自市场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很有价值的元素。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WTO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就能迈出很大步伐。改革的方法机制也很重要。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在此前提下，要更多地激发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允许有更大的试错空间，多一些自选动作，切实推进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

（本文系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9-2028）：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