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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2015年前后，湖北省大幅度提高村主职干部（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所以村主职干部就是村支书）待遇，将之前每年1万元的报酬上升到3万多元，享受乡镇副职待遇，引起很大反响。主职村干部待遇提高了，副职干部一年只有几千元，副职干部就没有工作积极性，村庄工作就由之前村支书带领副职干部一起干，变成副职干部看着村支书自己干。村支书在工作中遇到阻力，副职干部在一边看笑话。湖北各级地方政府就只能想方设法提高副职干部报酬。
不仅湖北省提高了村干部报酬，而且全国农村都大幅度提高了村干部报酬。最先提高村干部报酬的是沿海发达地区，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达，有钱，有提高村干部报酬的实力。另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了，村庄事务繁多，村干部早就脱产化和专职化了，村干部报酬不再是误工补贴，而是工资了。长三角尤其是苏南地区在2015年时主职村干部一年工资就有20万元，珠三角村干部一年工资也有10万元。浙江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很多村庄由老板当村干部，无法脱产，村干部只能拿误工补贴，一年也就1万多元，村干部报酬不够抽烟的钱。
之所以全国村干部报酬都不高，是因为村干部只是不脱产干部，不脱产就是不脱离生产，村干部主要收入来自于参加生产。当村干部耽误生产，耽误一天就发一天误工补贴。
分田到户以后，所有农户都按人均分了承包地，村干部不仅可以有承包地上的农业收入，而且可以有当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村干部家庭收入就比一般农户要高。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已经脱产，误工补贴改为工资，村干部报酬自然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村干部误工补贴，而外出务工农户留守父母仍然可以获取农业收入，因此，外出务工农户家庭收入就反而高于了无法外出务工村干部家庭。
村干部无法外出务工，收入低于外出务工农户，村干部就必须要在农村找到扩大收入机会的办法，他们一般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办小作坊，经营农资，种植经济作物，搞规模养殖等等，在不脱离农村、兼顾村干部工作情况下面，增加家庭收入，以达到不低于外出务工农户的收入水平。不脱离农村又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农户收入水平的留村农户，就是我们所说农村的新中农，是农村的“中坚农民”。
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村干部普遍中农化了。如果村干部无法在农村找到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村干部就会成为农村经济困难户，这样他们就当不下去村干部了，就要由那些能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坚农民”来当村干部。村干部中农化是进入新世纪中西部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
2015年前后，农村工作越来越多且要求越来越严格，担责越来越频繁，尤其是精准扶贫，要做大量档案文字工作，也要应付大量上级检查，村干部越来越难以做到不脱产工作，而越来越变成脱产干部了。脱产干部，之前的农村收入无法兼顾，就要么无法再当村干部，要么要求提高村干部报酬。
湖北省以及全国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面大幅度提高了村干部的报酬，村干部误工补贴开始工资化了。即使如此，仍然有相当部分村干部因为报酬太低而辞职不干。
恰好精准扶贫以及当前农村工作对文字要求、操作电脑要求越来越高，一些留守家庭照顾子女的年轻妇女大规模进入村干部队伍，村干部队伍出现了显著的女性化趋势。
二、即使将主职村干部报酬提到乡镇副职待遇水平，村干部毕竟还是村干部，除了每年报酬有三万多元以外，其他保障比如五险一金是无法与乡镇副职干部相比的。
也就是说，主职村干部只是提高了报酬，却仍然没有健全的保障。村干部职业化了，他们年轻时有收入，年老了还有没有保障呢？这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现在村干部享受到了较高的报酬，过去村干部报酬很低，不当村干部了，年龄大了，什么好处都没有，这就显得不公平。
因此，湖北省的村干部就普遍不满，已经不当村干部的老村干部开始上访，要求对他们过去工作进行补偿。现任村干部也不满，说农民工都可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村干部却只能参加新农保，说到底上级还是将村干部看作农民。村干部年轻时为国家做贡献，将来老了无人管，这就不公平。
湖北省有关部门回复村干部，说村干部不是干部，是农民身份，所以不能进入职工养老保险，而只能进新农保。村干部的想法则是，农民工打工都可以进职工养老保险，难道村干部连农民工都不如？进一步，既然村干部享受乡镇副职待遇，就应当加入到公务员养老保障体系中去啊。
三、村干部不是干部，是农民身份，是不脱产的，这是过去的情况。
现在全国村干部不仅基本脱离了生产，而且还很繁忙，几乎全国都在要求村干部坐班，并通过各个系统对村干部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年终绩效挂钩。
而且，现在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安排任务，即使为群众服务，也是由上级来要求和考核的。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群服务中心，要求村干部坐班为村民提供窗口服务，也都是由县委组织部、县纪委提出要求进行督察的。村级治理行政化了，村一级成为村政府，村干部被当成公务员了。
既然将村干部当成公务员进行要求，就不仅应当让村干部享受到乡镇副职待遇，而且要有与乡镇干部同样的保障。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旦村干部公务员化，中国增加一个政府层级，全国就要增加数千万公务员，这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村庄层面的事情更多是基层事务，都是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实在没有必要通过建立一级政府来应对。反过来倒是，正规体制可能难以适应基层细碎事务的需要。
四、村庄事务的细小琐碎，主要是做群众工作，而不是提供窗口服务，更非无事找事去做。
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无事找事，做了很多没有必要去做的工作。原因是，随着大量国家财政资源下乡，为保证财政资源的有效使用，国家各个部门（条条）的权力随着检查监督下乡进村，造成了农村基层工作的繁琐与形式主义。很多事情本来通过村民自治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却变得繁复起来，简单事情复杂化，群众工作文牍化，村干部脱产化，村级治理行政化，从而在农村基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村干部待遇公务员化的诉求，以及村干部也是干部的诉求。地方政府也开始习惯将村干部纳入到正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这样一来，过去相对自治的、由干部农民选举可上下的、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江苏和成都郊区农村调研都发现，乡镇已经开始将退下来的村干部安置到乡镇担任干部，尤其是村主职干部退下来，大都会对应安排到乡镇七站八所担任负责人，村干部真正成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村庄中还聘有大学生村官、网格员、社保员、纪检员、治安员，这些人的目标就是将来当上村干部。
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可以在乡村之间进行调配安排的村干部，真的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所需要的吗？
村干部究竟是不是干部？村级治理究竟应当向何处去？未来要不要搞六级政府？基层是否需要自治？国家能否直接面对所有农户？以村民自治为主，只有比较少事务仍然可以由不脱产“中坚农民”来当村干部的村级治理是否还有可能？没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直接面对农户的成本会有多高？这些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讨论了。 （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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