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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莉 郭于玮 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近期，所谓的金融资源地区间分布失衡引起了政策部门与市场的高度关注。然而，我们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总体来看，我国金融资源的分布与GDP的分布二者之间大致匹配，GDP占比越高的地区，其社融占比也越高。
不过，在2013年至2020年间，GDP的区域集中度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社融的集中度却在提高，表明金融资源正加速向优势地区聚集。
从不同类型融资的区域分布来看，贷款和直接融资都进一步向东部集中，不过，由于东部地区非标压降相对更快，由此导致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非标融资在全国的占比有所上升。考虑到非标规模总体收缩且融资成本较高，我们需要关注非标融资压降较慢的地区的再融资压力。
在由市场主导的信贷和直接融资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背景下，政府债券客观上在区域间起到了一定的再平衡作用，对西部、东北部地区的融资形成补充。
当前区域社融分布的不均衡引发了政策部门与市场的广泛关注。人民银行在2021年8月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特别提到：“当前，部分地区经济下行与金融问题相互交织，经济金融循环不畅，信贷增长较为缓慢。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增加信贷增长缓慢地区的信贷投放，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本文基于目前的政策背景，从区域社融与经济分布、融资结构的区域变化两个角度入手，对当前区域社融不均衡及结构现状做相关梳理和分析。
一、社融分布与经济分布
1、省级社融分布与经济分布
从静态数据来看，对单个省份来说，通常GDP规模与融资需求有一定的一致性，GDP规模占全国比重较高的省份其社融占比也较高。具体来看，无论是2013年还是2020年，各省份GDP占比与社融占比关联性都较高。2020年GDP占比前三名的地区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占比分别为10.9%、10.2%、7.2%，社融占比前三名的地区为广东、江苏、浙江，占比分别为13.5%、11.1%、10.7%。
不过，2013年至2020年间GDP的集中度没有明显变化，而金融资源集中的程度却有所上升。
从GDP规模的集中度来看，没有明显变化。本文分别以GDP规模前五名、前十名、后五名、后十名作为GDP规模集中度指标。尽管2021年第一季度在疫后特殊情况下集中度有一定的变化，但观察2020年及以前，2013年至2020年排名前五名、前十名的省份其集中度分别由40.5%、62.4%下降至40.1%、62.0%，未有显著变化。而排名后五名、后十名省份的GDP集中度分别下降了0.1个、1.9个百分点。排名靠前的省份多集中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地区，而排名靠后的省份多集中于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等以西部为主的地区。
从社融规模的集中度来看，“马太效应”较为明显。本文分别用、来表示前五名、前十名省份新增社融规模占全国社融规模的比值来表示社融集中度。2021年第一季度由2014年第一季度的40%上升至51%，由2014年第一季度的61%上升至71%，分别上升了11个、10个百分点，而排名后五名、后十名省份的社融集中度分别下降了3个、6个百分点。前十名对应社融规模由3.2万亿元上升至7.2万亿元，而后十名由0.6万亿下降至0.5万亿元。排名靠前的省份多集中于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排名靠后的省份多集中于青海、海南、西藏、宁夏、内蒙古等地区。2021年第一季度前三名省份社融规模均在1万亿元以上，而后三名省份均为200亿元以下。
可以看出，金融资源的集中与GDP规模的集中总趋势一致，但其变化有一定差异，社融的分化程度更为明显，特别是前五名、前十名省份社融与GDP集中度变化差异较大，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多表现为社融与GDP集中度均下降，但社融的变化幅度仍较大。
那么，社融与GDP集中度变化的不一致是否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呢？接下来从东、中、西、东北不同区域来看社融与GDP变化的差异。
2、区域社融分布与经济分布
如果我们将全国各省按地理区域及经济状况划分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1] ，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
从区域GDP占比情况变化来看，2013年以来不同区域GDP的占比变化不大。具体来看， 2013年至2020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GDP规模占比分别上升了1个、2个、1个百分点，而东北地区占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
从社融占比来看，2013年以来金融资源向东部省份集中，中部地区表现较为稳定，西部地区及东北部地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下降。从总量规模来看，整体社融区域呈现东部领先，中西部近年基本持平，东北部地区整体较少。但从各区域省均社融来看，自2017年起社融规模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而2017年之前[2] 东北部社融情况还是好于西部地区的。从社融占比的年度变化来看，在2013至2020年间，东部地区社融规模占全国总规模比重分别上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3年相比，2019年中部地区社融占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但由于2020年中部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大，其比重又回到了2013年的水平。而西部及东北部该比例分别下降了3个、5个百分点。可见，金融资源在2013年至今发生了区域结构上的变迁调整；尤其是2020年疫情期间，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工业基础好、出口优势突出的东部地区集中。
综上所述，我国金融资源与GDP的分布大体匹配。不过，2013年以来GDP的地区分布变化不大，金融资源却呈现出向优势地区进一步集中的趋势。
二、融资结构的地区变化
哪些融资正在向优势地区集中呢？我们将社融中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定义为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定义为非标融资。数据显示，2013至2020年间，贷款、企业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向东部地区集中，同时，由于东部非标压降较快，由此导致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非标融资在全国占比有所上升。
从贷款来看，东部地区新增贷款在全国的占比显著提升，中部地区、缓慢上升后整体较为稳定，2020年由于受疫情影响冲击较大，但疫情后会逐步恢复稳定，加之而西部及东北部经济发展状况较弱的地区信贷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
从非标来看，自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非标融资在全国的占比有所下降，东北部地区非标融资占比则出现上升。中部地区非标融资占比虽然在2018年和2019年有所回落，但疫情期间出现反弹。这或许反映出东北地区的企业获取信贷和直接融资的难度较大，导致其不得不加大非标融资规模来维持流动性。考虑到非标融资规模总体收缩且融资成本较高，这可能加重东北地区的再融资压力和付息压力。
从债券融资来看，东部地区优势突出，其债券融资占全国的比例多数年份在50%以上。中部地区债券融资能力逐步增强，西部地区债券融资比重相对稳定，而东北部地区债券融资环境较为严峻，比重呈下降趋势，甚至有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增长。
从股票融资来看，东部地区股票融资比重上升明显，且2020年比重达全国的79%。中、西部地区股票融资比重自2014年起有轻微波动性，分别围绕12%、14%上下轻微波动。而东北地区股票融资比重下降较多，对权益市场利用偏低。
从政府债券融资来看，在由市场主导的信贷和直接融资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背景下，政府债券会起到一定的再平衡作用，对西部、东北部地区的融资环境有一定支撑作用。由于东部经济及金融资源吸引力有显著优势，中部地区表现稳定，为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金融资源，政府债券对金融资源吸引力较弱地区会提供一定的支撑。西部及东北部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较为小，且横向来看，比起其他社融分项，地方债给予西部及东北部的比重较高，东部地区占比则不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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