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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 问：您曾经在业界工作多年，在金融机构一直做研究工作，现在出来建独立的研究院或者说智库，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首先从大的政策背景来看，党的十八大非常支持新型智库的发展，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思想和意见表达市场，以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和容错纠错能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建立独立的智库，深刻洞察和独立表达，传递有温度的理性，是我们建立西泽研究院的初心。
毕业后在金融机构工作接近十年，这十年对我至关重要。首先一点是让我发现中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通常说的无法“学以致用”，我一直不赞成大学的教育完全遵从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不是教育，是培训；也不是大学，是技校。大学之大，不是实用主义那么狭小的格局。我们学的东西可能最后都是要用，但是有一个过程和等待，不能天天想着变现，很多都是“无用之用”。
存在的问题是，当前财经院校经济学科教育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思辨、解构、重构，或者说洞见及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院校出来的东西，只在学术圈子里自循环，对市场的语言和界面都不友好，这些都导致经济领域的研究产业链，从经院理论研究，到卖方研究，到买方研究，这三大链条之间出现了断层。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业界来说也普遍缺乏思想营养，他们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从理论到理论，其实大部分对市场的卖方研究人员没有什么思想贡献。我见过好多学校老师的论文，缺乏基本的常识和认知，却那把数学模型和计量做的很复杂。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研究产能的浪费。
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北大的姚洋老师在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
问：您是说整个经济学研究行业，存在着资源错配和浪费问题吗？是不是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这好像是政府的供给侧改革语境。
答：你说的没错。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这十年，是一个变化非常快，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十年，迫切需要理论界的指导和启示，学术滋养和思想支持的需求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的经院理论研究却基本止步不前，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百家争鸣相比，甚至有点退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姚洋老师前几天一再强调的。
我在这儿特别强调的是，并不是经院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价值，其实很多非常有价值。我想说的是，这些有价值的成果没有通过一个更加普及或者带有启蒙意味的语言，更加友好和体验舒畅的“界面”传导给研究产业链的下一环。大多数文章通过复杂的建模和形式上的计量停留在学术杂志和内部课题上。这些窖藏的理论成果，不应该停留在封闭的体系里，只给学术界自己看，只给课题的甲方看。因为很多课题经费都是财政花的钱，是公共产品，应该让全社会的去消费。尤其是业界研究人员。
这样就出现了互相不理解，互相误会的问题。业界的研究人员基本看不上经院研究，认为他们都是在空谈，写的东西毫无应用价值，甚至是缺乏常识，思想贫乏，只是把模型和计量搞的纷繁复杂。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学校学的东西基本没用，甚至是错的。另一方面，学校的老师对业界的研究报告也看不上，认为都是没有根据的论断，论证方法太简单粗暴，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工整，没有参考文献和数学模型，很像“民科”。
问：您说的研究产业链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当前的卖方研究已经非常成功了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答：研究也是一种产业，不过这个产业相对特殊和复杂一些，因为它的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无形的，而且很多都不是商业产品，很多都是社会资助的公共研究成果，很难变现。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和定价难的情况下。
就经济学领域来说，研究产业链的一般图景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应用经济学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相当于科技成果从理论到研发，到投产的链条。买方就是借助研究成果，实打实的投入真金白银进行应用。我前面将研究产业链分为三个：经院研究—卖方研究—买方研究，是针对现实问题的一个简化，没必要太细分。
当前卖方研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的问题大家也能看到。因为卖方研究说到底是一种营销导向，是一种经纪业务的增值服务，依靠派点和分佣。还有一种评价体系，现在因为一场酒局暂时停摆了，就是著名的“新财富”，就是靠买方投票进行评价。实际上这种买卖方的研究生产和评估体系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直接一点，就是既然卖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派点和分佣，那我直接通过别的方式完成目的不就行了吗，非得费神费力的搞什么研究。写的研究报告也没多少人看，而且很多买方自己都没耐心和学养来读懂一些深度报告。所以很多卖方的首席，有一半的精力放到了搞关系，找内幕消息，发表一些奇形怪状的报告来吸引眼球了，比如网红直播，文革体，婉约派。
问：您认为造成经济研究产业当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是制度的原因，人的原因，还是文化或别的什么原因？
答：其实当前金融领域的研究行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中国金融市场化不足或者存在双轨制现象的一个缩影或投射。看上去，问题出在研究所和研究员身上，即出现在供给侧层面，本质上却是需求侧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根本不市场化，也就不专业化，从而也就不需要什么研究。
我这个论断你可以从侧面去找证据。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越是市场化的领域，需要的研究越精深，越专业。比如，同是研究人员，券商研究所的研究员和首席感觉就比银行的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券商卖方研究市场化程度，竞争激烈和考核激励体系，比银行完善和先进不少。所以你会看到，券商研究员出的报告，无论是在频次还是质量上，都感觉要比银行要好。他们的薪酬也比较市场化，当然压力也非常大。
我在业界做过研究方面的负责人，过去我一直思考为什么银行这么重要的单位对专业研究的需求和敏感度都不高，尤其是一些农商行、城商行。后来我打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盈利动因发现，很多银行的利润贡献主要就是来自三块：地方债及融资平台非标、国企和房地产。靠的也是关系型维系的非市场化存款带来的超低利率，这应该说是一种租金或制度红利，因为市场化的机构，比如零售端的客户，配置的都是利率相对市场化的理财产品。而这三个领域，基本上不用做什么行研和信贷政策的研究，说的再夸张一点，这三个领域，有国家信用担保的领域，都不太需要做严格专业的风控。
所以银行的研究人员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给领导写材料，写官样的材料最好，比如大会致辞、向监管部门汇报讲稿、党建材料、署名文章。说到底，很像一个政府机关，研究部门就是政策研究室。因此，经济金融研究领域现在这个状态，还是需求侧的问题。非市场化的领域是不需要专业化的研究的。你把银行总行当做一个政府机关部门来看，就可能很快明白怎么回事了。
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研究院，还有一个作用是起到品牌宣传和制造影响力的效果。因为金融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与传统广告相比，通过研究和思想产品向市场和投资者宣传，可能会更好一些。投资者佩服你的专业能力和思想深度，就会信任你发行的产品，他们会觉得这个机构里有明白人。另外，投资者也会根据研究报告里的态度和价值观，来判断这个金融机构的价值观。
问：难道银行不需要研究利率走势，政策走向，资产组合配置和战略方向尤其是金融科技方面的研究吗？
答：上面为了说明问题，我的确把观点简单化了，也太过于批判主义。其实从当前的变化来看，情况正在改善，不同的银行也有不同的情况。但归根结底，越是市场化的银行，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就越高。过去几年银行哪几个业务领域市场化程度高？主要有三个，零售业务，金融市场业务和真投行业务。零售客户可不讲太多关系资源，你产品不好了，体验不舒服了，人家说走就走。金融市场的银行间，是市场化利率定价，当然有央妈的利率走廊窗口指导，但整体上还是比较市场化的。投行业务，我说的是那些债券发行承销、pe和IPO及定增等真投行业务，这些也是非常市场化的。所以，这三块是非常注重研究的。你看看专心做着三块的，这个银行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气质还是不错的，比如建立研究院和研究公司的银行。其他的专业含金量并不是那么高，只不过是熟练工种，产品内容和交易结构都很简单，难的是营销端，是客户维护。这些都不是研究能解决的。
问：现在新财富暂时取消了，很多券商研究所也在转型，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建研究院。您觉得整个经济金融类的研究产业要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
答：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一方面，新财富运行了这么多年，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一到“拜票季”，整个券商界乱乱糟糟，觥筹交错，有些首席为了拉票不惜出卖尊严，喝酒那都是小事，每次拉票都要痛陈革命家史。这种消费别人的同情心和道德绑架的做法很荒谬。所以去年那个喝酒门，一个酒桌视频引发了研究市场的地震，最后的结局新财富评比取消。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即使不出这个喝酒门，也会出别的问题。
变化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上去理解。总量上看需要去产能，现在金融行业的趋势，宏观经济和监管的环境，不需要那么多粗放的研究。或者说是去泡沫，体制内的一些没有思想性，又不接地气研究课题，业界的一些虚高的配置，其实都是可以砍掉的，所以研究员和其它金融从业人员一样，都将面临较大的职业压力。在结构上，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内容产业的兴起，传播平台的拓展，跨界的交互，新兴的研究业态也孕育出来。这好像另一种双轨制，传统和新兴的研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或者说是思想市场的新结构，一些话语权是在垄断，但新的思想体系在形成，就像金融监管严格后会出现影子银行，存款利率管制多了会出现理财和资管。在思想和话语体系被管制和垄断后，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会出现紧缩和浪费，另一方面，人们对内容和思想产品的渴求也会催生新兴的表达结构。这个词在复杂系统学里面，叫涌现。它不是以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
问：展望未来，您觉得经济研究产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改进？最近今年中国经济和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感觉经济研究产业对政策决策的支持不够。十八大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新型智库，提升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您觉得未来研究产业和思想市场如何发展，意义何在？
答：最近有个杂志让我写新时代新型智库的建设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很多的感悟。首先是政策决策方面，我觉得迫切需要深度的、科学的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支持，尤其是智库的思想和理性判断的支持。现在政策方面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从理论上，逻辑上，道德上，都近乎完美无瑕，但是执行起来，都出现很大的扭曲和走形，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你可以说那是必须的代价，但是代价有点大。比如说三大攻坚战，顶层设计高瞻远瞩，非常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是这些年下来，在取得明显效果的同时，也付出了较高的社会成本。我不是反对政策实施付出成本，我的意思是有些政策成本是完全可以规避掉的。何况，一些政策本身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比如金融去杠杆引发的流动性紧缩和市场波动。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顶层的苦心和好心不能很好的执行？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从一个超级规模体进化为超级复杂体，但下达的政策却是线性的，集中的和缺乏弹性的。比如资管新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出埃及记：资管新规与百万亿金融资产大迁徙》，资管新规从理论逻辑和道德上都很完美，是为了风险治理。但是，这么一刀切的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砍下去，导致几十万亿表外和非标资产无家可归，没有合规的科目可以安放。银行要缩表，肯定是捡软柿子捏，国企和政府平台得罪不起啊，因为他们是银行的实质意义的大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所以，金融去杠杆，去的一定是最脆弱的体制外的最外层。而这一层，民企也好，中小企业也好，是中国经济生态体系里面最有韧性的一部分，他们好像中国经济生态的“湿地”。湿地破坏，看似没有很严重的生态报复，但是会有长期不可逆的影响。现在，又强制给中小企业放贷，谈何容易，又何苦呢。
对于经济研究产业，我想还是要回到十八大的语境和精神里，鼓励新型智库的发展，尤其是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声音，一方面服务投资者和买方，另一方面，服务政策决策，为顶层设计者分忧。这么大的国家，决定几个行业和亿万人命运的政策主要出自部委某个处的副处长，可见压力和工作强度有多大。复杂经济体，需要有个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自组织结构，政策出台前后都要倾听各界声音，力求将社会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这个时候，经济研究产业，就需要提供来自市场的现实的基层的最真实的声音，形成自下而上的思想和意见传导，然后再自上而下形成总得政策框架。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中国经济的韧性，应该就是政策的韧性；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应该是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对现代复杂经济体的理解程度，如何不折腾，如何无为无不为，这些不是传统权威式官员所能理解的，需要专业的学习，需要技术官员占主导。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此为方向，提供思想和方法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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