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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01、西方中心主义：一种历史的错觉
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观念，在西方人那里，这一词语表达的是一种自我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所以，认识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主义，首先要有历史的眼光。
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多元特征是在人类文明最初发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下来的。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来说，人类文明产生之初的许多细节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无法得知详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文明是在许多地方发生的，在亚洲、非洲、欧洲这几片大陆上都能找到远古文明的痕迹。文明源头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一些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意识，也是在文明多元的环境下形成的。
许多民族都曾有过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这与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在远古时代，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各自发展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叙述的就是这个事实。
封闭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差异，在客观上影响了以往时代的人们对于人的理解。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生活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人们理解人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先是从认识自我开始的。德国学者米夏埃尔·兰德曼说，早期的人们自我解释的特征之一，就是根据一个人是不是自己民族的成员来判断其是不是人，“他们还远远没有非常全面地辨认他们自己的类，甚至像埃及那样发达的文化中，也只有埃及人才保留着做一个人的特权。所有的异乡人都不是‘人’，这种现象叫做民族中心主义”。兰德曼所说的“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或者文化中心论是相近的概念，民族中心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对人的全面理解。
当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后，是否与自己共享一种文化，往往被当作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是否为人的依据。这种情形在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曾有过。据米夏埃尔·兰德曼的说法，几个世纪之前，欧洲人还在讨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否为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基督教的人’（这是自马丁·路德以来仍为人熟知的一种表达）才真正是一个人。”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代史上贩卖黑奴的贸易，其真实原因就是西方人并没有把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当作人来对待。历史地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排异性，每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都有自我优越感，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称周边少数民族为蛮、夷、戎、狄。秦汉以后，华夷之别一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到了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者也被称为“红毛夷”“西夷”。正是文化的排异特征和自我优越感，才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得以保持下来。
民族文化的自我优越感，也与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有关。历史上，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往往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率先发展起来，从而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具有了优势地位，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和发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在它们所能影响的区域内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也正是这一事实使人们产生了某种错觉，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感觉到的地理边界以外，存在着许多类型的文明和文化，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有其价值和意义。
战国思想家孟子在谈到华夷问题时曾经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孟子道出了黄河流域中心地带的华夏族文化较之周边地区的文化更为先进这一事实，但在另一方面，这句话也体现了某种文化优越感，在孟子看来，夷狄是需要由华夏文化来改变的，在孟子身后，这种文化优越感是被不断放大的。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公使马嘎尔尼来到中国的时候，清王朝的统治者还以为大清王朝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外藩使臣到京”无非是“倾心向化”。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更多地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缺少了解。
鸦片战争以后，当中国人对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的时候，便逐渐从自我优越的错觉中走了出来。相反，由于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人却在自我优越的错觉中越走越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暂时领先，客观上强化了西方人固有的自我优越感。他们以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展开的，西方文明就是人类文明的标杆，他们的责任就是拯救西方文明以外的所有人类。近代史上，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疯狂的殖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观念在作祟。不过，很多西方人不太愿意提起的是，在把他们的文化向整个世界推销的同时，西方人也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犯下了种种罪恶。
总之，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历史错觉，如果说这种错觉根源于西方人自古就有的自我优越感，那么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事实，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错觉。
02、现代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术界曾有过一次关于“政治发展”的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最初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是政治学者，后来，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参与了进来。根据二战以后许多非西方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情形，一些持有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现状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与当代西方国家相同的政治结构。不过，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质疑：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并不必然重复欧洲的历史经验，西方国家也不是所有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型。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现代的。对于西方中心论者来说，这一观点不啻是一味清醒剂。其实，这一观点对着意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也同样要分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现代的。所以，讨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这一问题，应具备现代的视角。
按照社会学的理解，现代化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全球性的、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其中主要包括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以民主和效率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人们的生活从以农村为中心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以及以科层制为起点的组织管理的现代化。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是近代英国革命，后来渐次扩展到整个世界。
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西方人把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于是，一些原本是西方的东西，变成了现代的。以至于在当今国际社会，许多通行的规则和标准都是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在改变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把这些标准和规则推给了每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事实证明，现代化是不可以也无法另起炉灶的，一个国家想要成为现代国家，它就必须接受西方所认同、推行的现代的知识和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例如计量单位，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克、千克（吨）、米、千米（公里）、公升以及在石油交易中所使用的“桶”，这些最初都是西方人使用的计量单位，但是，当这些计量单位为整个世界所接受以后，便成了国际标准。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接受这些计量单位，就无法参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活动。再如竞技体育，除太极拳、围棋、中国象棋之类的项目以外，大多数运动项目都源自西方，竞赛规则也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接受这些规则，就无法成为当今国际体育大家庭的一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驶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短短几十年里，我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差距。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激发了经济活力，而且也促进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的原则写入宪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指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进入了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议程。现代化建设在根本上提高了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都是通过这条道路获得的。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同样要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立足中国国情、迅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简单地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别于传统、僵硬的以计划体制为内核的社会主义。当我们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应拒绝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因此，我们才要弄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现代的。
按笔者理解，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应该基于现代化视角来理解。我们之所以着力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主要理由就是通过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为什么要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近年来关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范式不仅无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障碍。例如，邓正来在论及中国法学应该向何处去时便说：“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式’危机。”因此，他认为，中国法学的出路就是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笔者并不同意这一说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肯定是正确的发展方向。然而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实现本土化，如何建构属于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确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经历了一个大量引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阶段。必须承认，在许多研究领域，这些年来被引入的基础性知识和研究方法是被我们接受了的。这构成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基础。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拉近与国际学界的距离，具备参与国际社会的学术对话的能力，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完全仰赖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今，我们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当我们明确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目标时，现有的学术基础恰恰是我们实现超越的起点。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回归传统。在前些年曾经一度流行的国学热和重建儒学的思潮中，曾有人主张放弃现有的学科分类方法，回归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分类，也有人主张用“王道”之类的传统术语替换现有的学术话语，从而重建传统的知识体系。这些想法其实是不可行的。
目前，人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许多概念、术语都是外来的。例如，经济学界人们常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CPI（消费者价格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等，这些术语及相关的分析方法，对于描述和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工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替代它们的术语和分析方法。如果不顾这一社会科学发展现实，盲目追求本土化或回归传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笔者较为熟悉的政治学也是如此。在当下的政治学研究中，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如民主、专制，等等，虽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都可以找得到，但我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古代人却有很大不同。“民主”，在传统的中国话语中是“民众的主人”的意思，而到了近代，作为democracy的意译，所指的却是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的政治体制。“专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本意是权臣专断，祸乱朝政，《韩非子·亡徵》中“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是其证。但是，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郑观应、严复、康有为等人思考中国之所以贫弱的原因，将中国传统的君主政体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进行比较时，“专制”逐渐成为用于描述中国传统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概念。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便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有人说，把传统的中国社会称为专制国家，孟德斯鸠是始作俑者，这种说法有违历史事实。康有为使用“专制”概念的时候是1898年，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为中国思想界所了解是晚些年的事情。在传统话语中诸多概念的内涵已经发生本质改变、学界同仁对这些概念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今天，回归传统话语是不可能的事情。
综合来讲，笔者认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是简单地推翻现有的学科基础，也不是回归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构一个比现有的学术体系更为合理、更有解释力、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更有指导意义和规范意义的知识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唯一可靠的理由只能是现代化。
03、建设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否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理解，以及我们在怎样的程度上作出行之有效的努力。
首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是有中国特色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应该是现代的，相较于前者，后者更为重要。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学术的发展总是与知识的增长、学理的精进分不开，思想学术演进的总体趋势是陈旧的知识被先进知识所替代，而区域、国别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表面上看，近代以来在整个世界流行的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是西方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整个世界流行开来，并且为西方以外的许多地方的人们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并不仅在于它们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近代文化较之非西方的文化和知识体系更为先进，其中包含更多现代元素。在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高度信息化的今天，仅靠本土化是不可能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的。
近年来，在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构建中国话语的讨论中，有的学者就政治学的研究现状发表议论说：“我们所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于西方，甚至我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我们提出的问题，更不会运用我们发展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因此，构建政治学中国话语的目的就是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的角色的现状。这一说法的要义就是中国学者应该用本土概念、本土理论和本土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中国问题，或者说，就是“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这一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首先应该面对中国问题。如果不是这样，政治学在中国就失去了存在意义。
但是，当本土化的概念、理论、方法成为我们的学术愿景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以至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建设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目的，不仅仅是用中国的概念、理论、方法解释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超越现有的以西方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为基准的知识体系。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信息时代，仅能解释一个国家现实问题的学术体系是难以独立存在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避免陷入自话自说的困局，使我们的特色话语能够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使我们想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成为整个世界能够理解的知识，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其次，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在改变以往食洋不化的状况的同时，也应该避免盲目复古、崇古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确实有过一段大量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时期。不过，如果追根溯源，这一过程早在19世纪末叶，严复、梁启超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固然与西方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的强势地位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近代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大量引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些学者在把西方学界的某些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近几十年较为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的时候，往往不审其义，不究所以，囫囵吞枣式地拿来就用，甚至错用。例如，在西方学术界，博弈论本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后来，博弈论的观点和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界，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此后，博弈论又进入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虽然不同学科对博弈论的理解和运用有所不同，但在最根本的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参与博弈的双方或各方是平等的主体，这些主体之间在各自表达意见的基础上，有可能在某一点上达成契约。可是，有些学者却忽略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用博弈的观点来解释我们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把人们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解释为“博弈”。笔者不止一次在博士论文评审和答辩中遇到这种情形。事实上，用博弈的观点解释央地关系，是对我们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扭曲认识。
近年来，食洋不化的情形曾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可以说，改变这种食洋不化的状况，也是我们所以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理由。不过，与此同时，笔者也不赞同当下较为流行的复古倾向。如前文所说，一些学者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就是回归传统，应该到历史中去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然而，古代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以往时代的社会主题也全然不同于我们的时代。在经验性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需要现时代的人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和解决，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只能依赖当代中国人的理性而不是历史传统。
再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基础理论研究是重中之重。与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理论与方法的进步。在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分支，基本概念的定义与内涵都是通过理论研究明晰和确定下来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学科的基本规范也是通过理论研究建立起来的，规范和引领社会生活的价值也是通过理论研究建构的。如果说一个学科是一座金字塔，理论研究就是金字塔的基石，它决定着一个学科可能达到的高度。同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理论修养如何，也在根本上决定着他所从事的研究能够达到什么境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我们只能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做起，此外再无他途。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有重视应用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政治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中尤为明显。不能否认，重视应用的研究导向对于推进和繁荣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贴近现实的社会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应用研究固然重要，理论研究却更为重要，因为应用研究的前提是理论，在应用研究中应用的是理论而不是其他。离开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更多强调应用研究时，理论研究便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于是，理论研究日渐薄弱便成为不争的事实。仅就笔者熟悉的政治学领域而言，近年来，高屋建瓴的理论研究成果虽然也有，但绝不多见，最常见的是大数据、绩效评估、基层治理之类的成果。笔者并不是贬低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只是认为，离开了基础理论研究，不可能形成高质量的应用研究。我们常常看到，洋洋洒洒几万字，罗列了一堆数据、表格，最后得出了一个简单至极的结论，证明了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可以断言，如果基础理论研究得不到加强，技术主义的路线将是一条不归路。
最后，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思想文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老话题，最近三十余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一话题。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方面说得最多的是原本不怎么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人，从事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却较少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这些学者一定是赞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实现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他们也同样在努力建构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而之所以较少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超越不易。
有一个常识，如果我们想要在公路上超车，我们首先得知道我们要超的车在哪里，前车的驾驶习惯、速度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也是如此。我们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我们更应该知道，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在本来意义上是什么，他们的思想学说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我们也应该知道，当代西方那些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见解如何，他们是通过怎样的逻辑展开论证的，他们的分析框架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们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如果他们给出的答案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又应该作出怎样的应对。
总之，正是因为我们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才需要对西方思想文化、当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更为准确的理解。（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月下（微信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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