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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力群（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读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
对乡村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现阶段乡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农民的大规模和持续不断的流动。因此，与“安土重迁”的传统乡村相比，当今的乡村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大规模的农民流动给农村的村治参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根据新的时代条件，探索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路径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徐勇、徐增阳所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一书阐述了农民流动与村治资源、农民流动与村治秩序等理论问题，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月的读书报告我从农民流动与村治参与展开思考，探讨农民流动给村治参与带来的影响及问题，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求新时代提升村治参与质量与绩效的路径选择。
村治参与，即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过程，它是衡量社区发展和村治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村治参与一般包含三个因素，即主体、客体和环境。主体是指村民；客体是指村庄公共权力组织即公共权力运作；环境则是指村治活动在其中发生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称，包括村庄经济发展状况、村庄分化等内部因素，也包括国家在乡村的制度安排等外部因素。村治参与的状况就是由这三者决定的，在农民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村治参与的主体、客体和环境都收到了相应的影响，进而影响乡村的村治参与。
一、农民流动对村治参与的影响
（一）农民流动使农民与村庄利益关联呈现出多元化，从而使村民的村治参与也发生相应变化。
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流动者数量大，二是职业与身份的分离，虽然他们曾经离开过家乡，但并没有改变过去的身份，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仍然与原住的乡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农民流动的背景下，农民原本与土地密切的利益关联发生了变化，并根据职业与农业的亲疏、地理位置与农村的远近，呈现出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差序格局”[3]。现阶段的农民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离土又离乡”，这部分农民与村庄利益最为疏远，因为无论是他们的职业还是生活空间，都已经远离原来的村庄。第二类是“离土不离乡”，他们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虽然发生了职业的变动，但生活空间多半还在农村，在农忙时也会加入农业劳动中去。这部分人与村庄还保留着较多的利益联系。第三类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这一部分人与村庄的利益联系最为紧密。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多元化，使农民在参与村庄治理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民与村庄地理位置远近也会对村治参与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村名离村庄的远近大致与村治参与的成本成正比；农民离村庄越远，参与成本越高，参与意愿就越弱；离村庄越近，村民的参与需求越强。
（三）农民的职业分化和空间位置的变动使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也会带来村治参与的相应变动。美国学者奥勒姆指出，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在社会等级的分层结构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其政治参与的比率也就较高。在农民流动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会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能力，这些人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就比其他人强烈。
（四）农民在流动中通过从事新的职业活动而形成的积极的政治态度，并促使他们参与乡村治理活动。传统农民由于附着在土地上，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是消极的，从家乡和土地流出的农民从事着新的职业活动，且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因此训练出其自主性和积极性。在村治参与的活动中，外出农民由于在外养成了相对积极主动的行为习惯，因此在村治参与的过程中往往比没有外出的农民往往更积极，参与行为也更具有主动性。
二、农民流动使村治参与面临的困境
（一）流动农民参与选举的比率不高
在一些人口大量外流的村庄，民主选举的质量往往会受到影响，表现为外出农民参与选举分比例较低。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外出农民对村治参与的客体了解不够；由于时空阻断，距离较远，导致农民信息获取不充分、对候选人不了解等等，这些都会给农民参与选举带来困难。二是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弱；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自己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力的主观评价。例如在此次寒假的村庄调研中，我发现农民大多都抱有一种自己的一票无足轻重的消极观念，他们认为自己的一票对选举结果没什么影响，也就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去参与选举。四是选举成本的私人性与选举对象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村委会是村民选举出来的群众自治组织，服务对象是为全体村民，而不是特定的对象。流动农民为回乡参与选举所支付的成本是私人性的，但村委会的公共性使选民参与选举的收益很难量化，他们参加选举能带来的收益是未知的，农民工往往会因此放弃参加村委会选举。
（二）农民流动客观上降低了民主决策的质量
由于人口的大量外流，村民大会难以达到其召开的法定人数，即使勉强凑齐，来参加的大多都是留守妇女与年迈的老人，这样一来就会降低民主决策的质量，民主决策很容易异化为少数村干部决策。
(三）农民流动制约对村治权力的日常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保证，在农民流动的背景下，农村的民主监督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流动不利于村民对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制衡；农村大量较高素质的村民外流使得留在村里的大多都是老人、妇女、儿童，她们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素质往往比外出村民要低，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对比，削弱了村民民主监督的质量。第二，农民流动削弱了农民监督村干部的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经济收入一般较高，生活环境比较好，因此对村庄里的公共政治生活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往往不愿意得罪人去监督村干部。第三，农民流动使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权难以落到实处。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的启动条件是：在“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基础上，还要求“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这个条件。在人口大量外流的村庄，要满足这一条件确实不易，这就降低了罢免对村委会干部的实际约束力。
三、新时代提升村治参与质量和绩效的路径选择
（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任何时候必须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前进的基本矛盾就是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决定了社会当中的其他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看作“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所在，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逐步革新。因此，实现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何社会都离不开生产力的支撑。
因此，必须把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立足乡村产业发展，不断提升乡村总体生产力水平。鼓励发展农村现代农业、特色产业，打造乡村现代产业链系统。推动乡村公共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乡村经济社会面貌。这样，乡村生产力才能以产业兴旺为依托得到全面发展，进而为提升村治参与水平创造优厚的物质条件。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村治参与要始终以农民为中心，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政治，是建立在切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出自“本能”、“理性”、“理智”这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原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农民是村治参与的主体，必须时刻注重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在村庄治理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增强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此调动农民参与村治的积极性。
其次要培育新型主体力量。虽然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但仍然还有一部分农民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或仍然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由于利益关系，还是比较关心村庄公共事业和农业生产，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是村庄秩序维系、社会关系构建及村庄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充分吸纳这些农民参与村庄治理，加入到村级干部队伍中，调动他们在村级治理中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村治参与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要注重发挥乡贤队伍的独特优势。在农民流动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获得了远比家乡人更强的能力，并获得远比家乡人更多地财富，从而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他们在村庄治理中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更强的意愿。要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作用，引导他们参与到村庄治理上来，以乡贤促新风、化矛盾、解难题、树榜样。
（三）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以科学赋能，构建村民村治参与的新模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以科学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推动治理方式的新变革。科学技术在与村治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孕育产生新的、顺应环境变化的治理体系，从而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突出特征的新一代科技创新，在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着重探索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的路径方法，实现科技创新与乡村治理的良性互动。
如针对在外农民工由于时空阻隔、距离较远、回乡参选成本过高造成村治参与质量和效益低下等问题，我们可以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和产品，实现村民有效知情、有效参与、有效监督。为实现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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