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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乡村振兴的背景：“三农”困境、人口流失与乡村衰弱
“三农”问题的积弊与农村的凋敝。2000年37岁的湖北监利县乡镇书记李昌平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三农”问题折射出中国乡村的真实困境，农民生活清苦，农村务农收入低，农业生产遭遇抛荒和效率低下的粮食生产危险。这是与城镇化浪潮“反向而行”的农村发展现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不足17%，到2018年已经跃升到了59.58%，40年间城市化水平增长超过40%，新增了近6亿人口。其中农村向城镇流动、迁移了超过5亿人口。直到2018年，还有近2.6亿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中从事“候鸟型”的“钟摆”打工生活，使得农村长期形成“99、38、61”留守现象，即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小孩留在农村。这种人口结构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因劳动力缺失而陷入落荒和衰败状态。乡村的衰败集中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大量迁移、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多、房屋闲置、土地利用粗放、公共服务供给弱以及人居环境恶化等”。乡村衰败的严重后果则表现为乡村的消亡。《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9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目逐年减少，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消失。2000—2010年，中国自然村落锐减92万个。可见，由乡村人口流失造成的乡村衰败，导致乡村加速走向消亡。
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流失还在不断加剧。中国农村社会的“中青年向城市单方面转移趋势，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严重的人口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中国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的“农一代”开始，发展到现在，“农一代”的子女即“农二代”，已经形成了“回不去乡村”的新市民。农二代因跟随在外务工的父母长期居住在城市，其中一部分直接出生在城市。因此，他们已经基本割断了与父辈所生所长乡村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脐带，形成了自己独立于父辈的“城市价值观”，并且从法定身份上，他们中很多人也已经成为各大生活城市的“新市民。”随着中国采取进一步放开特大城市积分落户和完全取消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的人口迁移政策，各个城市都在实施新一轮的“抢人大战”与抢占城市化“人口红利”，还有更多的农村青年将会迁移到城市，这势必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局面。
二、乡村振兴的主体角色：何为主体？主体何为？
乡村振兴是基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补短板战略。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是乡村的资源和产业没有发展，吸引不了就业，生活环境和条件恶化不适宜居住，治理失序导致了乡村社会的无序和庸俗，人才迁移和外流导致了乡村缺乏活力。面临着乡村衰败、凋敝和消亡，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青山绿水的乡土乡愁，留住中国农业生态的完整性，保障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作为基本动力。这主要需要弥补长期性的农村反哺城市、农业反哺工业的发展短板，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可以提振乡村经济，人才振兴可以培育乡村在地的发展潜力，文化振兴可以激活乡土情感，生态振兴可以改善农村的宜居环境，组织振兴可以保障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社会有效治理。
从中国10多年来陆续开展的乡村振兴的成功样本和发展先进经验中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促进和引领下，真正最大的亮点和助力，在于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潜力和动力。这种潜力又通过市场理性和消费动能转换，逐渐吸引和推动了一大批青年群体走入乡村，其中包括“建筑师下乡”“规划师下乡”“大学生三下乡”“投资者下乡”等形态的嵌入型智识青年群体，以基层锻炼和发展乡村为己任的在地型的青年干部群体，以都市白领为主的乡村游消费型青年群体。他们成为乡村振兴重要的力量，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宏大国家战略之中，以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实践和行动，汇聚成一股宏大的资源，不断变身为乡村振兴的种子，在不同的乡村地区生根发芽。
1. 乡村振兴的“嵌入型主体”：智识青年
都市嵌入型智识青年成为一股重要的生力军。近年来如火如荼的乡村民宿热潮引发了建筑师下乡的洪流。民宿产业或民宿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旅游产业发展趋势。民宿产业主要以青年建筑设计师为主体，他们很多人既是建筑设计者，也是投资者。长三角地区的民宿主要集中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安吉县裸心谷，杭州市桐庐县和建德市、丽水市的松阳县、缙云县等环杭州区域，苏州市太湖洞庭山片区，溧阳市天目湖区域，南京市的汤山、溧水、老山等区域，以及黄山徽文化旅游区。江浙皖地区在过去的10年内，建设开发了2500栋以上的乡村民宿，每一栋民宿都有一个或几个青年建筑设计师参与。其次，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腾冲等西南地区民宿集中区，也吸引了上千名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地的青年建筑设计师和投资者，建设开发了大量的度假型乡村民宿。第三个乡村民宿较为集中的区域是北京周边怀柔、大兴、昌平及张家口、涞源等乡村山区，近5年来也涌现了数百家民宿，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北京市的青年建筑师、设计师群体所投资设计和开发建设。民宿作为一种时尚的乡村旅游度假产品，在过去的10年间，吸引了大量的大都市青年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的注意。同时不少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三师下乡”以支持乡村建设。建筑师们率先走入乡村，租赁老旧农民建筑，并通过自己的建筑规划设计创意，打造一个个充满创意灵感、艺术情趣和文化格调的特色民宿，通过青年建筑师群体的自媒体营销和推广，源源不断地吸引了都市消费群体，引领了当代乡村民宿旅游的热潮，以民宿经济推动了乡村建筑的活化利用、文化振兴和旅游产业振兴。
“大学生三下乡”是乡村振兴的另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自1996年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14个部委倡议发起大学生“文化、科技、医疗”三下乡活动以来，每年都有几十万青年大学生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大学生下乡开展包括乡村的美化设计、文化活动、科技指导、支教、调查、义诊等各种“赋能工作。”在国家倡导下，“坚持将暑期‘三下乡’嵌入当前社会扶贫体系乃至乡村振兴战略，让大学生为全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发挥实效作用、富有长效价值、边际作用广延的现实青春力量”。为了壮大“大学生三下乡”工程，近年来全国各高校更加大了力度，广泛动员大学生利用“三下乡”工程开展暑期社会实践。目前全国有上千个村落开展了“外墙艺术绘画”型的艺术植入乡村，改造人居环境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工程。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的大量的乡村，经过大学美术专业学生参与的墙体彩绘美化，打造出如“幸福村”“水牛村”“蜗牛村”“果蔬村”“吉祥村”等一大批的主题文化村。年轻的绘画人才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旅游经济发展。以南京大学为例，自2010年以来，每年都选派5000人以上的数百支大学生暑期实践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文化、科技帮扶和社会调查工作。“大学生三下乡”实践活动每年为中国广大乡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输送了大量的智力资源，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地区的“智力资源短缺”局面。
投资者下乡是资本下乡的伴生现象。除了乡村民宿的青年建筑师、设计师兼投资者之外，还有不少新一代的青年企业家投身于乡村市场。其中农村电商产业就是主要依靠青年群体的投资创业带动发展而成的。比如全国典型的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电商村，最早便是由村里的回乡年轻人利用农村家具生产资源，创业做电商，后来逐渐培育并带动发展起来的全国知名的农村电商企业族群。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分析，分布在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等地的“淘宝村”，就是主要依托了返乡青年的“创业投资”，并利用农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带动邻里发展起来的一个个规模较大的“淘宝商户聚落”。阿里研究院所公布的“中国淘宝村及淘宝镇”名单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共有2100个淘宝村、240个淘宝镇。这些淘宝村，90%都是由返乡青年或大学生发起并带动发展而成。农村淘宝商户的兴起和繁荣，正是由于青年群体作为投资者下乡或归乡创业所引领，并逐渐带动了在地村民的创业致富。在外打工不易，返乡创业也难，但“返乡青年为主的这个群体，事实上已经摆脱了争议，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另一类青年投资者下乡主要是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投资。在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家旅游局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都在发展特色小镇和旅游风情小镇，很多乡镇村搭建了大量的投资发展平台，吸引了城市投资者到农村投资创业，其中不乏青年企业家的身影，他们所投资的项目涵盖了乡村民宿、度假酒店、乡村乐园、乡村书院、乡村养老基地以及花卉基地、果蔬基地、养殖基地等项目。正是在青年企业家的创新视野和投资热情的助推下，中国近年来的乡村产业振兴才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
2. 乡村振兴的“在地型主体”：青年干部
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建设与振兴基础一环是基层干部。县、乡镇、村三级的干部是推动乡村振兴重要的组织力量。从目前的干部配置来看，乡村振兴的基层干部主体是青年，是“青年主体化。”比如相对欠发展的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围绕“乡村振兴”要求，通过采用“三推两选两公示”方式，重点从乡镇青年党支部党员、回乡创业优秀党员、复员退伍军人等群体中选拔年轻干部。截至2018年，共选拔了417名，至少每个村储备2名35岁以下、高中文化水平及以上优秀青年人才担任村级后备干部，着力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生力军”。另有80后“网红干部”云南楚雄大姚县湾碧傣族傈僳族乡党委书记李忠凯，常年在基层乡镇工作，为当地观音岩库区移民搬迁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围绕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而推动的乡村第一书记的组织建设，也派驻了大量青年干部为主体的第一书记下乡，将外力转化为内部力量，不断推动了乡村发展。在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电商下乡的大背景下，对懂市场、懂互联网、了解农村的基层青年干部的需求量不断增长，组织部门推动青年干部下乡的力度也不断增大，从而出现了基层青年干部数量比例不断提高的客观现象。
大学生村官是基础性后备性力量。根据中组部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全国大学生村官将超过60万人，基本每一个村配备一名大学生村官。加上前些年的村官不断提拔为乡镇干部，越来越多的县、乡镇、村三级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公务员选聘等3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群体占据了较大比例。根据《2016—2017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数据，大学生村官中的博士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数量接近7000人，高学历的大学生村官不断增长，大学生村官对推动乡村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中组部调查，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2.9万名大学生村官创办致富项目2万多个、专业合作社5200多个，为农民群众提供了26万个就业岗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对“双创”工作的重视，特别是互联网创业的勃兴，大学生村官创业项目更多，创造就业岗位更多，带动农民致富能力更强。“大学生村官作为新时代的‘知青’，他们奋斗在基层一线，他们有知识、有活力、有想法，他们身上具有一般农民所不具有的特殊品质和能力，大学生村官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青年公务员和大学生村官为主体的乡村在地型干部群体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力量。他们从基层治理、招商引资、创新创业、文化振兴、生态环保等多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地型的青年干部群体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
3. 乡村振兴的“消费型主体”：都市青年
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的根本路径在于乡村的产品、服务能够不断地被购买、被消费。只有乡村地区的特色农副产品、乡村旅游景区、乡村民宿等有了更好的消费增长，才有产业兴旺的市场基础。一方面由于乡村生态振兴、旅游振兴和文化振兴，激活了乡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增长和旅游文化产品的勃兴；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传播及电商时代的便捷性，乡村很多分散的有机农产品越来越透过互联网媒体渠道的传播，深得都市青年白领的青睐。不少都市已婚青年白领通过淘宝电商平台，持续购买远距离乡村种植户的鸡蛋、肉鸡、水果等农副产品，直接增加了广大乡村农户的经济收入。以笔者所住的南京某小区为例，每周都有农副产品团购活动，以年轻父母给孩子购买有机的农副产品为主，卖家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乡村地区。年轻的父母大多希望能够购买更有机、更安全、更新鲜的农副产品，改善餐饮食品质量。
另外，以“乡愁凝视”为对象的乡村民宿、乡村景观也越来越获得都市青年白领们的喜爱。“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大都市居民尤其是中青年白领阶层的一种共识，从而推进强调回归自然与凸显宁静安神的乡村旅游呈现蓬勃的发展之势”。都市白领长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除了自己的工作生活快节奏，白领的孩子们的学习也日渐紧张，所以都市白领青年一到假期或周末，都乐意带孩子到农村去郊游、休闲和放松，从而给广大的乡村地区带来了大流量消费群体，推动了乡村地区的旅游振兴和农副产品的热销。在江浙沪周边地区的乡村，已经培育了500个以上的风情旅游乡村，每个节假日或周末都能吸引数百万的都市白领带着老人和孩子自驾前往乡村旅游消费。浙江安吉的鲁家村，绍兴诸暨的斯宅村，丽水松阳的西坑村，温州永嘉的苍坡村；江苏苏州的沙家浜，无锡阳山田园东方，南京江宁的石塘人家、汤家家、朱门人家、世凹桃园村，南京高淳桠溪慢城的大山村，南京六合的龙袍长江村等一大批特色村都成为网红级的美丽乡村。平均每个村每年能够吸引30万以上的城市自驾游客，人均消费100元以上，一个特色乡村一年有近3000万的旅游总收入。所以说，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或市场链考察，都市青年业已成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消费端主体。
三、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心态与价值观：市场理性与文化乡愁
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深度链接着广大青年群体的知识、智慧、精力和金钱。正因为有了广大长居城市的青年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大学生和青年投资者的参与，才有了今天广大乡村地区民宿经济、旅游经济、电商经济和文化科技生活的振兴和繁荣；也正是因为有了广大的县、乡镇、村青年干部和大学生村官的奉献和努力，才提供了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治理秩序和社会环境；更是因为城市中广大的互联网时代的青年消费群体，才积极购买了乡村经济振兴所依赖的各种农业产品和服务。总体上看，这些参与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主要来源于城市青年和部分返乡青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城乡文化反哺”形态的都市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反哺过程。
1. 市场理性：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投资心态
乡村振兴是在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的重要战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经过了近40年的较快速度发展之后，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0%，城市常住居民超过了8.5亿人。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1年就超过了2000万，上海市常住人口2010年达到2220万，深圳、广州的常住人口多年前就超过了1000万，还有大量特大城市如天津、武汉、成都、重庆、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500万。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口，不少城市的服务业长期超过工业产值，后工业化的城市社会特征逐渐显现。服务业在大城市的繁荣和勃兴，使得青年白领和金领阶层快速崛起，成为大城市的主流就业群体。这一群体商业视野更宽广，收入较高，教育水平较高，更加追求高品质的生活。随着乡村振兴的政策出台，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向，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势以及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趋势明显。“从全国看，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大、投资大、影响大，已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从规模上看，乡村旅游人次达到13.6亿，平均全国每人一次，是增长最快的领域”。都市青年精英们敏感地以“市场理性”和“专业精神”审视乡村的发展机遇和产业方向。根据都市商业精英的一贯精明和消费引领能力，他们从乡村生态环境与休闲旅游价值中发掘了资源和发现了商业机遇。
民宿产业与民宿经济可以看成是新一轮乡村振兴的潮流。民宿是吸引都市青年投资者的重要领域，“从社会的消费层级看，也许是这一代的消费升级，全社会的消费观念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的体验，尤其以体验乡村民宿为盛”。一开始是2000年前后，一批旅居上海、杭州的外国人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麓租赁农民闲置房屋，建设经营民宿，也称“洋家乐”。后来上海、杭州的一批建筑设计师、装饰公司的老板等陆续前往莫干山，开启了民宿建设风潮，到2018年，莫干山共有600多栋民房改造成为旅游民宿。在过往的10年中，江、浙、皖一些山水条件较好的地区，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乃至北京的大量青年投资者、建筑师、设计师、文化青年等纷纷跑马圈地，开发了自己的民宿。不少精品民宿价格不菲，平均一个晚上价格超过600元，价格高的超过2000元。因此，民宿投资也成了一种“风口型”的领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进入，有些还发展成了“众筹型民宿”，引发了一轮民宿投资的热潮。可以说，民宿经济和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领域，在过去的几年中，成为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的亮点项目。
农村电商业则是大量的返乡青年的首选。“‘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推广，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城市和农村市场双向流动，为返乡青年和农村青年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机遇和技术条件”。特别是在政府创业政策支持下，返乡青年依托互联网电商平台，依托农村熟人社会、家庭成员和同辈群体的资源合力，掀起了“小微创业”和“组织化创业”热潮。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报告，过去的3年，农村电商平均每年增长15%以上，到2018年，全国农村网店数量达到了1200万家，带动就业人数3500万人，实现1.68万亿元的网店总零售额。毋庸置疑，这1200万家农村网店，有一半以上是由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主导。大量的淘宝村，主要是由接触过电商业务的返乡青年和农村青年运营。农村电商业的迅速发展，为广大农村的农副产品销售开辟了便捷渠道，为农民增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借助农村网店的发展，农村的生态种植和养殖得以振兴，这大大改变了农村地区的产业面貌和居民收入来源。从高速增长的网店数量和就业人员数量可以判断，返乡青年正是看好其中的商业机会，才带动亲朋好友进入这一领域。
2. 文化乡愁：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情感诉求
首先，乡愁是城镇化的副产品。没有多年来的农民进城，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特别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学子们，更具有浓厚的乡愁情结。随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分化，乡愁也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情感，是城市居民对农村田野的一种“异乡守望”和“原乡的记忆”。通过各种媒体和学术文章的启发和熏陶，都市青年群体，不管是出生于城市的“原住市民”，还是求学毕业留城的“新市民”，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一种中国式的“文化乡愁。”这种文化乡愁可以归纳为市民群体对农村山水、田园、森林、溪流、湖泊、村落生活、风味饮食、民风民俗、乡土建筑乃至农村的空气环境等“乡土要素”，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的情感状态。文化乡愁的情愫，老人有，年轻群体也有。特别是都市青年群体，其怀有的“文化乡愁”同样浓烈。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越来越嘈杂，环境越来越恶劣，城市人对乡村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苏州等发达的大城市青年群体，主要是已结婚生子的青年群体，更愿意选择节假日或周末开车自驾到周边乡村旅游度假，这也是江浙皖、广深地区、北京周边涌现了大量的“美丽乡村”和“民宿集聚区”的缘由。同时我们也发现，虽然不少民宿并不赢利，但很多青年宿主也愿意拥有一处具有设计创意、装修风格和文化趣味的“乡村别院”，给他们以一种“文化乡愁”层面的精神和物质回报。整体上看，民宿投资者是基于市场理性和文化情怀的双重考量，一是希望能够开一间自营自收的旅游民宿，挣钱的同时并过上田园牧歌式的简单生活。二是希望摆脱都市生活的紧张、枯燥和不良环境，过上简单自由的休闲生活。
其次，作为消费者主体的都市青年以“安全、有机、健康”等理由间接诠释出“文化乡愁。”他们对来自陌生乡村的农民生产的农副食品抱有朴实的期待，通过网络电商下单购买，一旦品尝到原生态的有机农副产品，一般都会形成较为固定的购买习惯并强化信任。这种基于“朴实期待”，到购买体验之后的“乡土信任”，便是一种借由消费心理所表达出来的“文化乡愁”的“消费扶贫行动”。作为消费心理的这种对于乡村产品和服务的信任和购买行动，不断积淀为一种消费依赖，从而实现了持续购买。这恰好印证了近三年来快速增长的农村电商零售额。同时，都市青年白领中产群体，也因大城市生活的紧张和环境逼仄，选择周末到乡村开展家庭旅游、亲子休闲度假等“乡村旅游服务消费。”可以说，乡土中国遭遇城市中国的一大后果是催生了城市中国的市民乡愁乡土文化情结。这种情结转化为都市居民特别是以购买力旺盛的青年白领群体为主的乡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行动。
3. 理性选择和社会责任：青年干部参与乡村振兴的思想心态
青年干部是参与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在地型力量。青年干部群体的心态、价值观与行动逻辑，主要是在“社会责任”基础上的“市场理性”与“文化乡愁”交合支配心理。青年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织力量，他们一方面是作为青年公务员身份处于县、乡镇与村委会干部体系内，从组织层面考量，他们需要有基层锻炼和工作的经历，开展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经济管理与招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文化建设、基层党建等基层管理工作。另一方面，青年公务员或大学生村官身上，凝聚了一股“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他们也希望在乡村振兴国家大战略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的才智，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切实做出自己的“政绩”。这种基层工作的履历和政绩，既是组织考察需要，也是证明自身能力的内在需要。这种组织考察的外部需要与自身能力塑造的内在需要，便是他们投身乡村振兴的“理性选择”。理性选择的结果促使基层青年干部会更加主动参与，认真工作，尽力投入和创新行动，力争做出获得普遍认可的乡村振兴的成绩。中组部提供的数据表明全国现有50万以上的大学生村官，便足以说明这个群体勇于走进乡村振兴的战场去磨砺和锻炼。青年干部和大学生村官，选择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奔赴乡村地区做公务员、选调生或大学生村官，“大学生热当村官”生动诠释了当代大学生热情投入乡村发展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他们努力投身乡村振兴、农村扶贫和基层工作，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做出了更好的乡村发展规划、招商引资、带头创业，逐渐推动了乡村发展、环境改善和农民致富，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他们中甚至还有以身殉职的青年扶贫干部，也涌现了大学生村官带领村民创业致富的大量生动案例。这些案例充分说明投身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青年干部，大多数都具有奉献精神和担当意识。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当代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既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充满了文化乡愁的朴实情感和社会责任维度的理想抱负。各级政府需要为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条件和舞台，从制度、政策、体制和激励机制、社会关怀等层面，不断激发更多青年群体投身乡村振兴的战略工程，推动中国广大乡村更快、更好地实现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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