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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首席看经济”之专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程实
1， 这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曾经劳动年龄人口庞大的红利优势在减少，中国的资源禀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体现在哪些地方？
程实：最近十年，中国要素资源禀赋结构有了明显改善，由过去依赖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要素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逐渐向依靠改革创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要素质量提升的增长方式转变。
一是劳动力规模有所缩减，人口红利优势放缓。首先，劳动人口规模下滑，2012-2021年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69.2%下降至63.6%，人口数量也由9.37亿人下降至8.98亿人。其次，就业总人口也呈现同步下滑的趋势，过去十年减少约1600万人。与此同时，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却逐步攀升，由2012年的9.4%上升至2021年的14.2%，增幅达4.8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显现，曾经支撑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局面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此外，因为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加，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
二是自然资源对外依赖度上升，生产成本增加。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例如，稀土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煤、铁、铜等储量也均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偏低且地区分布不均，导致利用情况较为复杂。在国内供给能力较为有限的情况下，主要能源（例如，石油、天然气）与金属原材料（例如，铜、锰矿石等）均较为依赖进口输入，其中石油进口依赖度为73%、铜为93%。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的背景下，各种资源价格上涨将推升企业生产成本，传统依靠要素规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难以维系。
三是研发经费投入增加，创新活动日益活跃。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13年-2021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排名持续稳定上升，2021年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2位，稳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2021年，中国研发投入达27864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增速比上年加快4个百分点，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44%，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研发强度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2020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45.2%的企业开展了创新活动，超过8%的企业实现了全面创新，其中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突出，在制造业中具有引领作用。
2， 我们一直在强调，国家的发展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向着中上游、中高端去迈进，您认为中国过去十年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有哪些改变？是否取得了进步？
程实：过去十年，中国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作为全球第一大供应国，中国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价值链持续攀升。例如，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等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高端品牌走出国门，大约有一半的制造业供应链处于全面领先状态，其中以汽车、零部件、测量仪等高技术制造业为主。
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的创新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我们根据全球价值链上各国出口商品篮子的复杂性对全球133个国家进行排名。具体来说，在价值链上商品高度复杂的出口国拥有更加综合的创新、设计、制造、生产及服务能力。中国出口商品组合（主要为资本品与中间品）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排名由2001年的第36位上升至2019年的第16位，反映了中国出口商品整体生产制造的工艺难度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这也显示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飞速进步。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贸易枢纽与制造中心。中国核心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比重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已经迅速形成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制造业环节，中国在基础制造产业链上已经形成完备的产业门类。无论是机械制造还是电子电器，在价值链上的比重均已成为全球第一。同时，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积极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利用劳动和资本要素优势，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协作模式中内逐步成为了全球贸易中心节点和核心价值链枢纽。
3， 以前中国制造在全球闻名，我们确实也是著名的全球工厂，现在来看，中国这个全球工厂有没有开始转型升级？能否举例说明
程实：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2年世界第一，产业优化升级效果显著，制造业竞争基础、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逐步显现。从总量规模来看，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1.4万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27.4%，远高其他主要制造业大国（美国、日本、德国）比重。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12-2021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2%，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一是中国高端制造不断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品牌逐渐得到全球的认可。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大陆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从2001年的12家增长至2021年的135家，连续第二年居首，202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
二是资源禀赋变化推动中国制造由低端走向高端。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正在逐步提高，高素质劳动力正在壮大。资源禀赋变化迫使中国制造业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转而向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依靠工程师红利来为制造业赋能。当前全球化进程放缓，本土化产业高速发展，而且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转移升级也利于增强本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
三是取代日本成为亚太价值链贸易网络中心。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中国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而昔日制造强国日本已被推到几乎所有网络的外围，成为亚洲工厂的子供需中心。美国在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需求中心，但作为亚太地区供应中心的地位显着下降。欧洲工厂保持相对稳定，德国保持其作为欧洲供需中心的主导地位。
四是疫情加快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全球疫情反复和复工复产的时间差为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创造重要的时间窗口，同时由于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在疫情破坏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生产供给能力时，中国仍能够承担起全球供应中心的角色。其中，出口增速提升最明显的制造品主要包括防疫物资和居家用品、消费电子和新能源设备及风力发电机组等。
4， 最近几年，一直有观点在说，外资在从中国搬离工厂，转移向东南亚地区，而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以及过去的一些优惠政策在发生变化，但最近也发现一些搬走的工作又从东南亚搬回来了，您认为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有哪些中国所具备的东西是其他地方可能无法取代的？
程实：首先，产业转移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表达。合理的产业向外转移其实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自然过程，例如，劳动密集型且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地区转移。当前，随着中国制造业由低端向高端迈进，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也要从低要素成本优势向高产业质量优势进行转变，表现为低端产业外移、本地产业向中高端升级。
其次，中国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完备、出口容量大等优势难以在短时间被超越，产业链大规模外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工信部数据，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中国制造业不仅显示出强劲的韧性，其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创新活跃，产业结构升级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0年的15.1%，且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长速度近十年来一直高于规模以上工业。聚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在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依据工信部数据，超过5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其营业收入增速与利润总额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力重点向制造业转移，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去年，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实现供需精准高效匹配，促进制造业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5， 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始终困扰，从您的研究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碰上疫情这只巨大的黑天鹅之后，在全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程实：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原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在被重塑，而这种重塑则伴随着全球价值链上的三重变化：一是价值链垂直化分工正在瓦解。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价值链上中高端产品服务供应方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技术向价值链中下游进行渗透和取代。比如，通过训练智能机器人对低端制造活动进行模仿和深度学习可部分实现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二是价值链上数据安全受到重视。以中、美、德为代表的核心市场在通过利用自身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相互进行产业渗透的过程中,数据安全性愈发受到各国重视。另一方面，伴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欧美国家近年来重新重视制造环节，并有计划地推动制造业回流。这也使得欧美国家对自身产业链的控制权与安全意识不断强化，从而促使区域性的综合产业链在中、美、德三国不断并发式构建。三是产业链上资本垄断加剧。数字制造从生产环节初期就需要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预测，这使得数据的提供者对制造业活动的引导控制大大强加。当前数据的创造和提供基本由全球互联网巨头所掌控，利用庞大的客户群体和数据对价值链的增值能力，以吸引大规模的金融资本从而“无限”放大数据对价值链上产品与服务垄断的估值，“金融+互联网”正在不断融合价值链上的制造和生产环节（如智能汽车）。
价值链上的三重变化意味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系已经由分工合作转向为正面竞争。中国核心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比重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已迅速形成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制造业环节，中国在基础制造产业链上已经形成完备的产业门类，无论是机械制造还是电子电器，在价值链上的比重均已成为全球第一。同时，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积极推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利用劳动和资本要素优势，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协作模式中内逐步成为了全球贸易中心节点和核心价值链枢纽。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要素成本优势为驱动的全球垂直化分工协作模式逐步瓦解，而以技术、人力资本、数据和市场等多要素共同驱动的区域性综合价值链（以中、美、德为核心）正在并发形成。中国产业历经2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较大分流，多数传统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中低端，即使是一些新兴产业领域，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也难以向高端价值链实现转型升级。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要素成本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加快中国核心与新兴产业进一步迈向中高端价值链将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增长的必然要求。
6， 未来，在全球的竞争格局中，中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从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更上一层楼？
程实：扬长补短、强链补链，实现整链提升，进而达到提高生产率，推动产业链整体向中高端迈进。
扬长——在稳固现有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基础上，不断提升中国软件技术与西方高端硬件技术相互间的依赖性。通过中国自身市场、人力资本与数据要素优势，集中突破部分“卡脖子”的关键软件和算法技术。利用软件与算法的快速迭代和持续创新强化中国现有的7大优势产业链（纺织、服装配饰、电子电器、金属制造品、办公设备、一般工业设备、杂项制成品等）。在我们的调研分析中，绝大多数人工智能科学家表示中国在软件和算法的应用层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几乎是齐头并进。在中国的优势产业链上，我们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涌入人工智能浪潮，通过对图像处理、语音处理、自然语言理解等应用性算法将人工智能应用在各个产业链的不同场景中。在国家政策和代码开源的支持下，价值链上更多的中小企业可积极通过算法和软件应用来强化或提高自身在制造生产环节上的竞争力。在稳固现有价值链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在部分细分行业中，提升西方高端硬件技术在中国软件系统上的使用依赖性是中国迈入中高端价值链的关键突破口。比如，中国在无人机，自动驾驶和区块链等细分领域上的软件和算法创新，很可能未来会让部分国外制造商逐步适应和接受中国的软件系统。在EDA领域，尽管在先进制程IC（集成电路）设计方面，EDA工具几乎被国际三大巨头所垄断，但国产EDA在40nm及28nm制程工艺上近年来进步非常明显，结合5G，汽车电子、区块链等新兴领域对IC设计的新需求，这可能为EDA与国外中高端制造商提供相互合作与学习的方向。
补短——强化基础科学，优化集中资源要素支持重点基础科学领域。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全球也没有一个通用的模板可以套用。在中国价值链上，对于像大部分提供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的泛制造业公司来说，如何对算法和软件进行创新并根据不同的细分场景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依旧是当前主要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核心算法和软件的持续创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和投入。无论是关键的软件还是硬件技术，每一种产品都是基础科学几十年来理论积累的产物。因此，基础科学投入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是提高核心算法与软件原创性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寻求在重点基础科学领域实现引领和突破。软件和核心算法的原创性本质上就是数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理论的原创。因此，要立足当前的实际情况，集中要素资源支持数学信息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此外，鼓励中国科研机构更加广泛地、积极地与国际顶级学术机构进行合作，利用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进基础科学领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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