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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
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五年来，乡村治理工作不断深入，善治乡村加快建设，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开展，移风易俗持续推进，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坚持固本理念，党建引领推进“三治融合”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固本之举。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这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明确了目标和路径，也为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定下了一道“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发展的主心骨。只有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才能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乡村治理才能蹄疾步稳。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原先是川西平原上一个纯农业的小村子，如今是闻名全国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在战旗村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是其华丽变身的关键。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考察，对村里党建活动、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等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战旗村要在乡村振兴中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四年多来，战旗村党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没有一刻放松。在原先“三问（自己入党为了什么、自己作为党员做了什么、自己作为合格党员示范带动了什么）三亮（亮身份、亮承诺、亮业绩）”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六带头”，即“带头做好自家环境卫生、带头遵守公序良俗、带头学习宣传党的政策、带头顾大局谋长远、带头树立契约精神、带头解放思想创业致富”。自此，战旗村“三问三亮六带头”的基层党建工作法更加完善，全村165名党员全部下沉到16个村民小组，渗透到产业中去，领项目，做示范，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从2018年至2021年，战旗村的集体经济翻了接近一倍，迈进年收入亿元村行列。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毛石镇毛石社区庙子湾组，一栋栋乡村民居错落有致，附近村民自发组成环卫志愿小分队，不定时打扫村民组周边环境卫生，各家各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近年来，毛石社区积极探索“党建＋村管事”乡村治理模式，以社区党总支书记为管事长、以村民组为单位，建立31支村管事队伍，邀请辖区党员、村民小组长、能人志士、热心人士等担任管事小组组长，让管事小组在人居环境整治、医保征缴、污水处理、巡河护路、矛盾调解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福建省泉州市罗溪镇将党建网络延伸至村民小组，依托村民小组建立党群圆桌会，打造党建“同心圆”乡村末梢治理机制。村民小组党群圆桌会实现了农村党小组与村民小组有机融合，以党员为骨干，发动入党积极分子、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罗溪外地商会同乡会等力量共同参与，各主体就村民小组各项治理工作开展多元民主协商，从干部唱“独角戏”到干群跳“集体舞”，有效激活了乡村治理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是“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发源地，经过总结提炼后这一经验做法向全国推广。“一约二会三团”通过法治的约束性，将村民自治与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相结合，有机地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于一体，形成了从内及外、由下至上、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新的治理模式。从越丰村的实践看，党建引领是“三治融合”的前提，只有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才能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治理优势，确保“三治融合”不流于形式；尊重基层创新力创造力，是“三治融合”的关键，只有充分放权，才能促进群众对“三治融合”的认同支持和主动参与；整体智治是“三治融合”的未来方向，只有借助智慧化手段赋能高质量治理，才能使“三治融合”永葆生机和活力。各地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以自治“消解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找准抓手载体，高位统筹凝聚“工作合力”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乡村治理是系统工程，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五年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会同相关部门抓好乡村治理各项重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协同推进，鼓励各地把“必修课”做好、把“选修课”做精，确保规定动作不缩水、成功经验不弱化、创新探索不拘泥。在工作机制上，形成了统筹推进的格局。国家层面，建立了中央农办牵头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有10多个部门作为联席会议制度的成员单位，一起会商形势、谋划政策、推进落实，形成了协同配合、合力推进的良好机制。同时，20多个省份也建立了相应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可以说，从国家层面到各级党委政府层面，都形成了多部门协调推进工作的格局。 一手抓统筹协调的同时，另一个抓手——示范创建和典型推介也在紧锣密鼓开展中。各地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等存在差异，不能一个模式用到底。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在全国确定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试点的内容主要包括探索党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方式，村级权力监督机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现代乡村治理手段等八个方面的内容。2019年和2021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又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发布了第一批99个乡镇、998个村和第二批100个乡镇、994个村示范村镇名单。自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发挥出了“试验田”的作用。一花引得百花香。无数的实践证明，用典型案例引路，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为此，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把总结推广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摆到了重要的议程。自2019年起，连续四年推介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深入研究各地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和科学方法，进而形成经验共识，为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方法、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有效纾解乡村治理中的难点和堵点。各地在吸收借鉴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让更多更好的经验在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无疑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各项任务在基层落实落地。致力创新探索，善治实践带来“幸福收获”乡村治理工作，是一门学问。抓的是软件，务的是实功，要想取得明显成效，必须“虚事”实做、软件硬抓，让这些工作看得见摸得着，农民有真切感受和收获。积分制、清单制、网格化、数字化……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在统筹推进引领下、典型示范带动下，涌现出一大批乡村治理创新实践，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4年，浙江省宁海县印发“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在全国首创推行村级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权力运行。从村级重大事项决策、村务公开，再到日常事务管理，都可以在这本册子上找到细致明确的规范流程。有了这份清单，意味着基层工作权责更加明确，基层干部可以更加聚焦乡村发展、村居事务。而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推行的村级减负清单、责任清单、监督清单、服务清单，从源头挤出超出职责范畴的任务“水分”，切实减轻工作负担，促进村级减负增效，基层治理压力得到有效释放。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实行“积孝、积善、积信、积勤、积俭、积美、积学”等“七积”的道德积分银行。道德积分银行参照商业银行的操作模式，积分存储在电子储蓄卡中。村民可用积分兑换米、油、洗发水等物资，只需轻轻一刷，就能实时了解积分兑换情况。道德积分银行实现了引导群众崇德向善的目标。湖南省津市市创新“红色存折”“绿色存折”“爱心存折”三种制度，以积分激励党员主动作为，鼓励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开展志愿服务；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建立权力、责任、负面三个清单，让基层用权有了“固定路线”，实现干部服务“看图做事”、群众办事“按图索骥”；天津市北辰区通过制度创新、赋权减负、模式打造、云端创新、全科深化，走出了全域网格“五步诀”……如今，在很多乡村，村务微信群成了宣传政策的“明白群”、服务群众的“好帮手”，政务服务“网上办”“快捷办”，乡亲们日常办事不出村……数字化赋能，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了科技支撑，乡村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小村规”撬动“大治理”，“小积分”成为“大账本”，“小清单”绘就“大蓝图”，“小数字”带来“大便捷”，越来越多的好经验、好做法以适宜的方式在各地生根发芽，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2021年10月，农业农村部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清单制，以及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方面典型做法的规律性和着重点，归纳提炼形成“三张图”——“在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一张图”“在乡村治理中运用清单制一张图”“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整治一张图”，供各地借鉴。这三张图作为乡村治理典型工作方式指南，将相对模糊笼统的乡村治理概念和要求，转化为目标清晰明确、运行有章可循、监督评价科学合理的工作任务，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抓手。深耕精神沃土，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匡正社会风气、塑造乡风文明、重视道德建设，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高价彩礼、婚丧大操大办、人情歪风、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广大农民群众人人厌恶，但又难以摆脱，成为不堪重负的经济和精神负担。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春风化雨，成风化人。经过两年多的治理，各地围绕移风易俗等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将道德文化传承、农村文化建设、乡风文明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实践，增强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个和谐文明的乡村遍地开花。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出台了红白喜事指导标准，由村委会或村民红白理事会参照指导标准，制定本村细则，明确待客范围、礼金数量、席面规模、办理天数、仪式程序等具体标准。肥乡区还出台了相关规定，对于带头移风易俗好家庭，明确了享受免费体检、生育住院费用减免、创业贷款等6项优惠政策。对于违反规定的，明确了不能评为星级文明户、电视台曝光等5项约束性措施。这样标准清晰、有奖有罚，花小钱办大事，增强了村规民约的导向性、约束性。安徽省当涂县通过出台制度、网格化包户、多渠道宣传、设“红黑榜”等形式推动工作，以限场次、限礼金、限规模，减轻人情负担，从“阵地、场地、队伍”入手，深化文明实践、移风易俗、志愿服务平台建设，强化监督约束、正向激励、常态长效机制。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另辟蹊径，坚持以法治社会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每年清明等传统节日前夕，组织普法志愿者宣讲消防法、森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倡导文明祭祀。推行“1＋4”（农牧＋水政＋林草＋国土＋民政）大农牧综合行政执法模式，下沉基层，确保偷牧超牧、偷挖盗采、乱埋乱葬、抓蝎子搂发菜等问题“有人抓、有人管、管到底、管到位”，有效遏制涉嫌违法违规的陈规陋习。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专项治理工作自2022年8月启动，2023年12月基本结束，给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践已然证明，乡村治理抓与不抓不一样、大抓和小抓不一样、虚喊跟实干更是大不一样。随着乡村治理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各地重点围绕共性问题以及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农村风尚正在由“旧”到“新”，实现从落后守旧、乡风不兴向感恩自强、文明和谐的转变。回顾以往，乡村善治高歌奋进；展望未来，乡村治理任重道远。只要不断完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乡村善治之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来源：中国农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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