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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良 唐旭（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正视新形势下能源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能源绿色革命的加速推进致使中国能源转型面临空前压力。气候变化已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无法逆转的威胁，这一威胁也在国际社会达到空前共识，并激励各国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巴黎协定以来，全球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了“碳中和”或 “净零排放”等目标。能源消耗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主因，在全球推进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的背景下，世界能源转型已经由起步蓄力期转向全面加速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中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从国际层面来看，在气候谈判和履约实施中，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推进减排进程的重要力量。从国内层面来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经济规模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尽管增速可能有所放缓；二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仍以高碳化石能源为主，新能源尚不足以替代传统化石能源，能源低碳转型任务重，系统稳定性差；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达成“双碳”目标的时间窗口更紧，“双碳”目标要求中国能源体系在今后40年内实现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变革和深度化脱碳，打破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既有能源消费模式，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消费体系，这必将催生更多不确定性风险。
新旧能源接力的步调不一致使得中国能源转型面临断层危机。能源系统的深度转型，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的大规模退出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大幅提升，且在“双碳”目标下，这一退出和提升速度都将较之以前有所提高。该过程对新旧能源的接力步调提出了极高要求，追求稳与变之间的再平衡，步调不一或出现间断都可能导致中国能源系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的供需失衡问题，也会催生出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重大风险，使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一方面，煤炭的退场面临“一刀切”局面。为达成能源转型目标，煤炭成为“众矢之的”，“运动式”减碳方案在多地上演，“一刀切”控制煤炭消费，严控新增煤炭产能，致使煤炭供应不足、价格飙升、多地拉闸限电，能源电力系统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油气的调节保供稳定性不足。油气作为目前能源转型进程中保供的中坚力量，其消费需求将持续上涨，而中国油气资源的对外依赖度颇高，其储备资源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调峰能力较弱，供应稳定性不足。最后，新能源的进场重重受限。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新能源80%以上需要转化为电力进行利用，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存在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特征，受天气影响明显。进一步，在新能源发电大规模并网后，会导致电网系统的电能质量、安全稳定、调控能力等下降，维持电力平衡及电力调峰的难度上升，上述原因皆成为新能源快速进场的阻碍。
国际环境的恶化多变致使中国能源转型面临复杂前景。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事件日趋激烈，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恶化多变的国际外部冲击加剧了国内转型环境的不确定性，能源转型面临复杂前景，能源安全面临新挑战。一方面，全球气候危机加剧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自然环境加速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啸、地震、台风等极端恶劣天气，极易造成能源进口、能源市场波动，对能源系统的稳定有序运行造成重要影响。并且，当前的油气生产增量更加依赖于海洋和非常规领域，其环境风险随着自然条件的恶化显著增大。持续发酵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能源行业投资放缓，全球能源生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骤增，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国际合作开展困难，由于中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渠道单一，供应链不稳定对国内能源转型会造成严重影响，能源安全问题凸显。另一方面，大国博弈风起云涌，国际社会形势日趋复杂：俄乌冲突导致的石油、天然气等大宗能源商品价格上涨，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震荡和全球通货膨胀风险，对国内外能源供应和贸易格局产生显著影响，保安全在短期内超过了促转型的要求；中美关系恶化导致的关键技术国际合作受限，能源开发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凸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能源转型进程受阻；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带来严重的生产和贸易风险，外部环境友好性正在逐步降低，严重影响了能源贸易的安全性。
认清新形势下能源安全内涵的新变化
传统的能源安全主要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其关注焦点多是油气等能源的供应。而面对当前能源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主张以全领域能源供应安全为基础、提升能源系统韧性为抓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方向的新型能源安全观应运而生，这也意味着能源安全内涵的拓展。
一是由传统油气能源供应安全转向全领域广义能源供应安全。供应安全是能源安全的基础，传统观点认为石油供应是能源安全供应的核心内涵，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加剧、能源转型的加速推进以及地区局势的日趋复杂，能源安全供应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能源安全供应涵盖的品种范围已从石油扩展至所有能源，并包括整个能源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同时，能源安全供应涉及范围更加广阔，例如地缘政治、经济福利、社会稳定、环境问题等。总体来看，新型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包括供应安全、消费安全、价格安全、运输安全、环境安全等。
二是提升能源系统韧性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涝、台风、暴雪等极端气候事件对全球能源格局、能源市场以及能源网络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能源网络中的重要一环，能源系统极易受到全球能源格局波动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的能源革命将带来能源体系的深刻变革，这一进程会使能源领域供需匹配产生巨大不确定性，构成潜在的能源系统风险。面对内外部冲击风险，新型能源安全观需要愈加重视能源系统脆弱环节和韧性提升，将构建具有韧性的能源产业链视为新型能源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从能源产业链韧性提升、能源安全韧性系统建立、应对短期突发冲击和长期内部变革等多个维度丰富新型能源安全观的时代内涵。
三是能源安全要兼顾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发展。能源转型的发展与推进将会导致能源结构和系统形态面临巨大变革，短期内需要承受转型与变革的阵痛，每遇到传统化石能源加速退出、新能源担当尚不足的情况，就往往会产生保障能源安全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两难”局面。但从长远来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才能实现能源领域的本质安全。促进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发展无疑成为新型能源安全观的重要方向。
探索新形势下保障能源安全的新路径
能源安全内涵的拓展，是对新形势下国际国内能源安全问题理解与认识的深化，也对未来的能源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构建契合新内涵、满足新要求的现代能源安全体系，开拓能源安全保障的新路径，成为应对能源安全新挑战、打破能源转型困局的关键。
保障能源安全，要充分发挥化石能源的基础性作用。在经济增长需求、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牵引下，中国经济发展短期内依然会高度依赖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其基础地位不能被动摇。一方面，需重视煤炭的兜底作用，多措并举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具体而言，一是要大力推广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以及碳捕捉、收集等负碳技术；二是要推进煤炭从燃料向原料转变，大力发展煤化工，促进煤炭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三是要将煤电机组从电量型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使煤电发挥出高含金量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需明确油气的核心地位，多路并进保障油气稳定供应能力。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大国内的油气勘探开发力度，重点突破非常规及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的关键核心技术，促进油气的规模效益开发，推动油气保供能力“再增强”，筑牢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地位；二是要加快油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扩大石油储备规模，打造跨区域的大型地下储气库群，发挥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的调峰应急作用，提升和保持油气的自我供应能力。三是要深化“一带一路”建设，谋求更多元化的进口渠道，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同时，要积极争取定价话语权，建立成熟的期货市场，提高货币结算地位，增强油气国际贸易运营能力，由此建设韧性强、安全度高的现代能源体系。
保障能源安全，要坚持“先立后破”的指导思想。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及产业形态决定了传统能源的发展和生存周期较长，传统能源的真正退出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需大力推进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低碳转型，但不能因此剥夺化石能源的发展机会，打破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唇齿相依、互为支撑的关系。中国的能源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立后破”应成为中国统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发展的指导思想。具体而言，一是要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在中长期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进程中，需明确短期内传统能源的基础地位，尤其要重视煤炭的调峰和兜底保供作用，促进煤炭与新能源的优化组合，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平稳过渡。二是要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在整体推进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要给予各产业合理的转型空间及恰当的转型时间，充分尊重各主体在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差异化地制定能源转型及碳减排目标。三是要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在推进国内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既要协调好新旧能源接力的节奏，也要注重能源系统韧性的加强，以有效应对转型关键窗口期由国际方面的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保障能源转型的顺利进行。
保障能源安全，要补齐可再生能源规模发展的短板。想要打赢能源转型这场硬仗，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发展即为主攻方向。并且，将可再生能源逐步发展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后，中国可依靠可再生能源将国家未来能源供给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安全的问题。但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相对缓慢，在通过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提升能源系统稳定性和韧性的前提下，需多重路径促进其规模化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增强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实现能源增量替代。在电力消纳方面，提升火电机组运行的灵活性，为可再生能源消纳腾出空间，支持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二是要加强铜、铝、锂、镍、铀等资源的战略储备。提高这类资源的战略储备地位，完善以政府为主、企业为辅的多方主体参与储备机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金属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资储备。三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的科技水平。加强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融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高效低成本开发利用和储能，构建以可再生能源规模利用为主体的局域能源综合系统及智能化能源网。（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10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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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7 09: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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