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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01 中国伙伴关系发展进入“提质”阶段
优化国家间关系是国际社会不断演变的主要特征。二战结束以后，伙伴关系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国家间关系的新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相关国家的伙伴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特色，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伙伴关系实现系统性发展，主要表现为建立伙伴关系政策体系，丰富完善伙伴关系的内涵，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及高质量伙伴关系建设的新发展。
完善伙伴关系政策体系。我国根据自身实力的增长、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不断完善伙伴关系的政策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我国推动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伙伴关系作了最新表述：“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
丰富伙伴关系空间层次。中国伙伴关系的政策体系框架有三大层次。分别是全球层次、地区层次和双边层次。在全球层面，如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6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再如共建“一带一路”构建的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截至2022年1月，中国已与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地区层面如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正式生效，中国将进一步加深与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成员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在双边层面，如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截至2022年10月，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3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目前来看，我国双边层次的伙伴关系最多，全球和地区层次的较少。
丰富伙伴关系理念内涵。在新时代，我国的伙伴关系战略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各种国际事务。伙伴关系的实质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致力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伙伴关系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通过对话加深了解，通过合作培育互信，以增进双方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国际交往，进而有效扩大和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减少国际对抗。关于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总结出三个基本特征：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伙伴关系主张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都享有权利，也都承担义务和责任，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伙伴关系中，没有主次之分，没有高低之别，只有平等合作。伙伴关系蕴含的这种平等性，意味着不搞强权政治，不搞零和博弈、你失我得、赢者通吃，不能为了单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推行单边主义、破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应尊重各个国家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权利，真诚相对、平等相待，促使各国在友好交流中实现合作共赢。
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随后，同年12月24日，外交部长王毅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题为《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的演讲表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已经全面展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提出：“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多种形态的伙伴关系，到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该演变过程表明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与实践又迈上新层次。中国将自己嵌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全球利益更加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可以说，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架构。
提升伙伴关系质量。从“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扩展到“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体现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规模迅速扩展的基础上，将更加突出提高伙伴关系的质量。“高质量伙伴关系”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提出的，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在伙伴关系的政策体系、理念内涵和基本架构成型之后，继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由此，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进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
02 高质量伙伴关系的成长逻辑
建立伙伴关系，提高伙伴关系的质量，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基本外交行为。主要国家的伙伴关系体系都是多方合力而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我国伙伴关系的发展是应内外环境、时代需求、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动。
在求同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世界虽然很大，差异性很强，但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如超越旧国际秩序、落实可持续发展、建设更美好世界等。联合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均需通过全球性伙伴关系实现。然而，全球性挑战复杂严峻，任何国际关系行为体都不能单独应对，只能通过伙伴关系的合作方式实现。如果伙伴关系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伙伴关系质量持续提升，则有利于应对全球问题。中国发展伙伴关系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给伙伴关系注入原动力，有助于扩大伙伴规模，提高合作质量。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在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们要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鼓励工商界、社会团体、媒体智库参与全球发展合作。”
在存异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由于各国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战略观不同，其伙伴关系的理念内涵、战略规划、政策体系、基本框架、发展动力和成长路径也各异。大国的伙伴关系体系并不相同，甚至有巨大差异。目前，全球范围内同时存在多个伙伴关系体系，各种伙伴关系体系均有范围和边界，之间难免存在交叉重叠和竞合博弈。以协和万邦、平等互利为特点的中国伙伴关系，与以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为基础的美国盟伴体系有质的不同。美国与其盟伴关系并不平等，即使在拜登执政时期对盟友的态度有所改善，但其盟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很难根本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的大战略，强调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在竞合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党的十八大后，中国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身体力行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美国、欧盟、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和印度，也提出了类似“世界怎么了”的“诊断书”，以及本国应该怎么办的“药方”，并将伙伴关系作为实施主体。但是，主要大国对“世界怎么了”的认识并不相同，对于如何通过伙伴关系回应“怎么办”的做法也大相径庭。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并赶超美国是“世界怎么了”所指向的主要问题，将拉拢伙伴对中国加以遏制作为自身“怎么办”的主要战略手段。比如，美国总统拜登在全球加强民主同盟、科技同盟、产业链同盟关系，推动北约全球化和印太战略，并在各大地区召开峰会建立排华机制。进而言之，不同体系的伙伴关系发展和竞争，也是国际秩序的竞争。中美伙伴关系体系之间的竞争和较量，伙伴关系体系的孰优孰劣，是一个日久见人心的问题。这需要中国不断提高自身伙伴关系的质量，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力量和优势。比如，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美国先后提出具有歧视性和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和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而中国则支持东盟推进更开放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结果是，奥巴马提出并主导的TPP被特朗普放弃，IPEF还前途未卜，而RCEP已于2022年1月落地生效。
在应对全球问题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人类总是在克服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过程中前进。当今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远非一两个大国能应对，这也是伙伴关系兴起、伙伴关系质量不断提升的主要动能。但是，在协作应对全球问题时，伙伴关系存在能力困境。比如在联合国框架内，面对和平发展、绿色生态、气候变化等问题，各方很难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为此，中国积极探索各种办法，提升伙伴关系的质量，其中就包括与合作伙伴形成试点和示范机制。比如，中国通过一系列国际论坛探讨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并在国际减贫、绿色低碳、青年发展等领域，率先与伙伴合作，推行合作落实机制，以形成试点和示范。
03 以高质量伙伴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质量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发展。高质量伙伴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推动力量。经过近10年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框架体系日趋完整清晰。从系统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三个要素。第一个是认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伙伴。第二个是这些合作伙伴构成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中国参与和创建的各种多边合作机制。第三个是这个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系统动态演进的整体，通过关键局部的优化可以提升整体效能。高质量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伙伴关系提出的具体要求。通过伙伴关系的优化，可以改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体的动能，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总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重大灾难等挑战，需要通过不断提升伙伴关系的质量，带动系统的整体优化。局部的解决方案一旦通过创造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会成为精彩的系统性创新。
高质量伙伴关系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底层动力。高质量伙伴关系为广大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广大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中小国家，受全球性问题的影响较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较强。但是，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高，参与感较低，并且受制于霸权国。通过中国推进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小国家可以平等地进入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挥独特作用，形成相互助益、共同发展的局面。习近平主席指出：“同时，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意志更加坚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各国带来的机遇更加广阔。”全球发展倡议面向所有国家，“一带一路”朋友圈扩展到全球，上合组织已经吸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新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在积极酝酿扩员。中小国家进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后，将会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并开展相互协作，致力于共同提高本国发展水平和伙伴关系协作水平。中国提供多种提高合作伙伴质量的条件，如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投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建立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等。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非政治口号或空头倡议，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抓手和具体项目。这样，就能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际效能，增强中小国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的目标感、意义感和获得感。
高质量伙伴关系有助于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集体行动困境。应对全球问题必然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各国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一致目标，难以协调行动，甚至互相拆台和掣肘。另外，应对全球问题劳时耗力，需要各国付出巨大成本，但也不一定有相应的收益。再者，一些新兴国际机制往往在初始时期因为适应了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需求而很成功。但是在经过初期快速发展阶段后，这些新兴国际机制则通常会陷入动力消退、矛盾增加、边际效益递减的发展瓶颈。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和G20等都面临类似问题。因此，多边合作机制的集体行动需要高质量伙伴关系管理，需要适应新环境，可持续赋能伙伴关系。以金砖国家合作为例，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虽然都是新兴经济体，有巨大合作空间，但各方差异也极大，需要高度的伙伴关系管理智慧。中国提高伙伴关系质量的关键在于不断赋能伙伴关系，弥合冲突，提出具有远见、符合近利并得到各方认可的合作方向和具体项目。多年来，中国在维护金砖国家机制成长，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赋能方面付出大量努力，比如与时俱进地拥抱数字经济，加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合作，以及增容扩员等。高质量伙伴关系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正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赋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集体行动困境。任何一个公共目标都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高质量伙伴关系强调主体的目的性、发展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主体之变带动客体和环境之变，优化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与适应关系。提升伙伴关系质量，就意味着加强伙伴间的认同度和利益契合度，进而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合作效率，扩大合作范围，解决实际问题，最大程度地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因此，高质量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全球治理水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质量。
04 以高质量伙伴关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之行
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纵观历史，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我们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未来五年的全球思想、战略方针、基本政策定了，关键是坚持战略定力与高质量的伙伴关系，推进高质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正如党的二十大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巨大挑战。但这也反向证明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以及通过高质量伙伴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一方面，高质量伙伴关系要顺势而为，顺世界各国在世界失序中希望和平与发展之势头；另一方面，高质量伙伴关系要转危为机，探索如何应对各种赤字、危机和战乱。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主要面临两大类危机：一类是传统安全型危机。自进入21世纪以来，从叙利亚战争、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中美战略博弈，到当下的乌克兰危机，都属此范畴。另一类是非传统安全型危机，比如全球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的系统性危机。两类危机往往相互交织转化，叠加联动，形成超大规模的危机群。较之21世纪第一个10年，最近10年的危机群规模更大、更频繁、更容易卷入、更具破坏性、影响更系统长远，也更难应对管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三重困境”，即疫情防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冲突制约，难以同时达成目标。新冠肺炎疫情被称为“世纪疫情”，导致多国进入危机状态，但这也没阻止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同时也导致全球性的能源、粮食、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危机。如何加强全球性的危机管理并实现“化危为机”，是各国和世界普遍面临的挑战，更是对中国倡导的高质量伙伴关系的挑战。
如何应对以上挑战，可以从知行互促的角度理解。中国已经解决了“知”的问题，即在高质量伙伴关系背后已经形成一整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想和战略理念，包括坚持和平发展、共商共建共享、新型伙伴关系、全球共同发展、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在“行”的方面，则是一个不断探索、尝试、成长和演进的过程。总的来看，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成型到高质量伙伴关系的进阶说明，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总体上适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很大发展空间，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守正创新。（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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