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高质量中国农村研究不能对外“脱钩”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勇教授责我为“中国农村研究”专栏写一篇笔谈，我欣然领命，因为在此方面我“有话要说”。近些年来，我在研读中文学术文献和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活动过程中，每每深深感受到，至少在农村研究领域，我们与国际学术界渐行渐远。2016年，在国内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发言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需要国际视野”，当时回应者甚少。2020－2022年，我的学术交流主要限于国内学术界，因此国内的研究主题和学术风格也得以悉数了解。自2023年下半年，时隔4年之后，我再次深度参加了两个大型国际学术活动，一个是2023年10月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举办的“21世纪全球发展与农政转型”国际会议，有来自55个国家的400多位学者、官员和实践者参加；另一个是2024年3月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举办的“全球土地问题与农业农村发展”国际会议，有来自学界、政策界和社会运动界的500余名代表参加。这两个学术活动均关涉世界农村研究。与我近5年参加的国内学术会议相比，这两次国际会议令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农村研究与国际学术界越来越“脱钩”了。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研究对国际新主题缺乏足够关注、对国际理论体系缺乏深入理解、对中国故事讲述缺乏精准把握。

近年来，国际农村研究领域转向关注一系列新主题，这些新主题与全球发展进程以及伴随全球发展而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些主题，在中国农村研究界，虽然并非没有学者开展研究，但远未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大或核心主题。目前，我还未能对国际农村研究的所有新主题进行全面总结，也未能将这些新主题的国际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旨在说明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足够关注这些主题。

一是关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上述两个国际会议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也是近年来几乎所有关涉农业农村发展的国际会议的核心主题。然而，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此关注不够，至少在学术会议中的讨论较少。2024年5月30日下午，北京仅仅几分钟的强对流天气吹倒许多棵大树古树，虽然很多正是发生在一些社会科学学者所工作的校园，但气候变化的主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兴趣。事实上，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损失严重，且显而易见。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发生多起气候灾害和气候灾难，有些是多年不遇，甚至前所未有。例如，2024年3月31日凌晨，江西省南昌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死亡、10余人受伤，其中一个小区有3人被大风从家中卷出窗外，坠落身亡；2024年3月，肯尼亚遭遇多轮强降雨，在多地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至少289人死亡，28万余人流离失所；2024年4月16日，沙漠城市迪拜遭遇75年来最强降雨，一天降下相当于近两年的雨量，导致全城严重积水，世界第二繁忙的迪拜国际机场陷入瘫痪。2024年4月底至5月初，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遭遇80多年一遇的暴雨，造成至少169人死亡，806人受伤，58万余人被迫离开家园。

在国际农村研究领域，学者指出，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以及近年来围绕“人类世”概念和“气候隔离”的讨论中。那么，气候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联系在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方面是如何发生的，有何表现？学者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气候变化，其后果对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方面表现得尤为深远。那么，气候变化以及当今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政策和行动，对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到底有何影响，农民、牧民、渔民、农村工人等农村群体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的？所有这些方面均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展经验研究，进行理论建构。例如，在理论层面，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之间、在气候变化与农村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与农民动员和农村治理之间等方面，建立起联系和关系。在经验层面，需要就应对气候挑战的各类行动和政治叙事进行批判性解构或剖析，这些叙事包括依靠资本驱动的技术方案减缓气候变化的叙事、气候灾难迫在眉睫亟须激进式干预的叙事、不平等和不公正导致气候变化的气候正义叙事、重组经济以实现人民控制的低碳未来的结构转型叙事等。在行动层面，需要为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农村和农民寻找替代发展路径。

可以说，国际社会科学界已经针对气候变化在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方面的各种联系、关系、影响等开展经验调查和学术分析，相关成果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农村研究研讨和交流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农村研究界对此缺乏认识和重视，至少在国内的众多学术会议中，气候变化并未成为讲述和讨论的重要主题。其实，在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不很多，他们的气候危机意识也并不很强。例如，大学校园堆积如山的快餐外卖以及互联网平台低价促销带来的海量快递都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方面制造着严重的外部影响，但青年学生和普通大众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然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事件，对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事实上，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已经在中国频繁发生，且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社会和农地利用等方面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关于资源攫取。资源攫取是近年来国际农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它始于十余年前国际社会科学界对“土地攫取”的关注，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全球土地攫取学术会议分别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召开，推动了全球社会科学界对土地攫取主题的学术研究。土地攫取的背景是2007年、2008年前后多重全球性危机的汇聚，当时粮食安全、能源、气候变化、新兴国家对全球资本的需求等诸多危机在全球层面发生。在此背景下，全球大规模土地交易出现了，一些交易发生在本国之内，而另一些则跨越了国界。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全球土地热潮”或“全球土地攫取”。起初，人们认为土地攫取主要发生在非洲，但没过多久，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全球的南方和北方、农村和城市都发生着土地攫取。2011年世界银行报告声称，全球遥感测量发现至少有4.45亿公顷的土地适合用来投资交易，这一面积的上限估计是17亿公顷，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土地攫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因为英国就有着土地圈占的漫长历史，土地的剥夺也让美洲成为今天的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但是，近年来的全球土地攫取呈现出规模大、范围广、速度快等新特征。时至今日，尽管媒体关注有所减弱，但世界不同地区的土地攫取仍在继续，且未来甚至可能更加严重，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土地交易来实施。与此同时，现在的土地攫取已经成为日常事件，土地交易的常态化、正式化、正常化将导致人们对此现象不再敏感、视而不见。

国际社会科学界对土地攫取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从土地攫取的定义开始，到对“谁是攫取者”、“攫取如何发生”等问题的经验调查，很多学者尝试采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相结合的视角，来理解土地攫取的方式和过程，并揭示土地利用、土地用途、土地控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其中，关于土地攫取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谁得到哪块土地，以怎样的价格、怎样的方式、为怎样的目的而得到的？”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解构了关于土地攫取的主流叙事，包括“土地攫取是外国政府所为”，“土地攫取是2007—2008年粮食危机之后的粮食安全问题引发的”，“土地攫取发生在未利用或退化的土地上”，“土地攫取因为缺少明确和有保障的土地产权而导致了剥夺”等。此外，针对全球土地攫取主题的研究，还可以拷问一系列有关土地控制的问题，如谁应该在哪块土地上，为何种目的、在多长时间内拥有哪些权利，这应该如何决定，由谁决定，优先权是否应该给当地使用者、当地权利所有者或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当地政府和国家政府是否应该有或应该有多大的发言权，公司在土地利用与控制方面应该有多大发言权，消费者以及土地(包括被攫取土地)上任何产品的终端用户是否应该有某些权利，等等。

伴随着全球土地攫取现象的发生以及对其开展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推进，其他类型资源的攫取现象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对其他类型资源攫取的社会研究也相继开展。例如，土地攫取常常要求对土地生产所需要的水资源进行捆绑交易，从而形成了对水资源的占有，这便是“水攫取”。此外，世界很多地方以保护环境为名占用土地等资源，如以“绿色”之名购买或征用土地，用于燃料生产等；或在环境议程的框架下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碳封存、生态服务、生态旅游等为名，占用土地、湿地、水等资源；以及以环境为名圈占大片区域建设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这类现象被统称为“绿色攫取”。再者，有些地方以海洋保护为名购买或侵占海洋资源和沿海土地，从事旅游经营或商业开发，从而实现原始积累，并以防止“过度捕捞”为由限制当地社区使用海洋资源，这便是“蓝色攫取”或“海洋攫取”。

与上述各类资源攫取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国际学术界提出了“采掘主义”的概念，指的是经济发展以对自然资源的采掘为基础，或以对大规模土地、水、海洋等资源的攫取为基础。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发展，是建立在采掘资本基础之上的，即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对自然资源采掘进行投资，这被称为“新采掘主义”。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常常需要垄断自然资源，消耗且破坏自然资源，因此是一种“农业采掘主义”。

上述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针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类资源攫取，这些现象在中国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土地方面，自2006年因实施土地增减挂钩而导致农民“被上楼”现象，自2013年因推动土地流转而导致土地集中现象，其中都不乏资本的推动和交易的思维。在乡村社会，权力精英、经济精英或外来资本等承包农地、池塘或宅基地、景观等，发展现代农业、水产养殖或民宿旅游、乡村旅游等，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是一种土地攫取或水攫取？但至少也是一种土地集中或水资源的集中，而且规模巨大。在环境方面，到处可见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电等建设，都以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的名义，被看作天经地义的绿色发展之路。而国家公园、森林公园、生态公园、湿地公园、保护区等的建设，都以生态建设之名，成为很多地方争取上级财政投资、打造地方名片的常用策略。这些以环保、绿色、生态为名的各种发展行动，对小农户生产和生计是否带来了影响，或者是否造成了社会不公平？类似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让我们思考这些行动是否可以算是一种绿色攫取。在采掘方面，在素有“煤炭之乡”的山西省以及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陕西省榆林市等地区，经济发展曾以自然资源的采掘和初级产品的输出为支柱。而在2008年前后的太行山区，虽然铁矿石中的全铁含量非常低，但由于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带动，那里被开采得千疮百孔，若想恢复原有山貌，其成本将远远超过铁矿石采掘所带来的收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新能源矿产的开采也成为近年来的热潮。此外，作为重要的传统采掘业，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在中国也涉及较为广泛的地区。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受上述各种资源攫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农民、农业和土地，对此，国际学者已经从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展开深入研究，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而中国的农村研究对此虽有少量关注，但远未形成气候，尤其是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和分析。在国内的大量学术研讨交流中，资源攫取也未成为主要议题。

三是关于发展正义。国际学术界在关注气候变化、各类资源攫取等新主题时，还十分关注发展进程中的各类社会正义问题，如环境正义、气候正义、碳正义、能源正义、生态正义、绿色正义、食物正义、水正义、农政正义等。这些也是前述两个国际会议热烈讨论的主题。正义是政治哲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经典主题。而在发展进程中新近涌现出来的环境危机、气候变化、碳汇交易、能源转型、生态退化、绿色增长、食物安全、水资源利用、土地获取等议题，无论是它们的既有影响还是针对它们的政策行动，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在损益分配、差异认同和决策参与等方面，常常形成不公正，尤其是，贫困和弱势的地区和群体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相对于城市来说，贫困和弱势的地区主要指农村；贫困和弱势的群体也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在此方面，国际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成果积累。

例如，在环境正义方面，研究发现，富裕国家以零成本或低成本处理工业发展以及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排放物和废弃物，从而实现利润增长；一些企业因为没有为社会成本和环境负债买单，所以利润较高。但是，造成环境恶果的国家和企业逍遥法外，而贫穷国家尤其是农村人口却要无端承受代价。虽然农村人口也会利用自然，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维持生存和生计。与此相反，强势群体利用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攫取财富和满足欲望，他们掠夺资源，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但却不会担负生态危机的后果，而环境破坏的恶果常常落到弱势的农村人口的头上。

在气候正义方面，研究发现，人类在温室气体的排放上存在巨大不平等，发达国家长期大规模的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并在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之间制造了生存不平等和发展不公平。显然，那些排放量超过平均值的国家和民众应当承担责任，而贫穷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并无明显责任。然而，事实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农村的人口，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国际学者指出，气候危机将对土壤造成负面影响，并导致虫害增加、降雨量减少、极端天气事件加剧，因此，从长远来看，土地改革和资源赋权未必一定能够确保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安全。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目前形成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可能会从根本上重构农村的景观和生计，农村经济结构可能面临激进的调整，贫困农村人口的利益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一系列进一步的不公正或将出现，农地、林地和食物的冲突或将更加严峻。

在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最常见的思维便是“用钱解决问题”，即碳交易，由此出现了大量关于碳正义的研究。在全球森林碳交易与“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REDD)计划中，一个地方森林或土壤中的碳与世界上另一个地方污染排放中的碳被认为是可以通约、可以交换的。因此，在一个地区土壤和森林中的碳封存就意味着碳信用，可以被出售，用以抵消其他地区的气候影响，以减缓气候变化。这样，非洲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将农村大量土地用在这个计划上。他们通过圈地封育和市场化过程，使得林木所有权以及碳储存被新的产权关系和新的林区权力关系控制。其结果往往是将一系列权利让渡给开发商、投机者等地方精英。这样，农村人口和森林的关系就被彻底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生计类型也被根本改变，狩猎、采集以及在特定区域放牧等生计方式将不再可能，而且还会造成农村人口流离失所以及争端和冲突等问题。

这些做法显然造成了严重的不公正，因为小农和小农农业并不是气候危机的制造者。有学者对比了小农农业和现代农业这两种生产方式。结果发现，美国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现代方式的玉米生产的“能源投入产出率”低于墨西哥农村古老的玉米栽培体系，因为墨西哥农民在劳作中主要利用畜力和自身劳动力，较少使用化石燃料。当然，墨西哥农民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贫困与动用能源排放更多二氧化碳之间的利弊关系。可见，相比现代农业，传统小农农业消耗的化石燃料更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更小，而且，可持续的小农农业还能给地球降温。但是，大量的贫困农民却被强制采取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他们的土地被圈占，他们被禁止到湖里捕鱼、到森林采集，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小农户的生计和生活。

此外，世界范围的能源转型、生态退化、绿色增长、食物安全、水资源利用、土地获取等方面也会诱发一系列社会不公正问题，因此，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关于能源正义、生态正义、绿色正义、食物正义、水正义、农政正义等方面的系列学术研究成果。

虽然这些都是针对世界其他地区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但这种方面的不正义现象在中国也比较常见，对正义进行讨论和研究的重要性在中国不言自明。在前文提及的2008年前后的太行山区，矿产开发的热潮导致河道断流、水质污染、地下水位下降，但采矿的收益大都落入少数精英和富人的腰包，而环境成本却需要村庄的所有普通百姓承担。如此发展模式的结果是利益私有化和代价社会化，即利益由权力和资本分肥，环境等代价则由弱权百姓承担。这显然是发展方式和环境影响方面的不正义现象。

在中国，环保问题和生存问题在农民身上同时表现出来，具有共时性。面对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体，如何凭借环保概念挤压基本的生存问题，抑或如何凭借生存概念挤压环保问题？同时，环保问题涉及多代人的正义，而生存问题涉及一代人的正义。这些都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例如，河北省某县以环保之名关闭大量小农户养殖场，给农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位村书记哀叹道，“环保政策一刀切之后整个村子的支柱产业就没了”。在高压环保政策对乡村产业的束缚之下，农民对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愈发不满，湖南省一位农民说，“守着金山银山依然贫穷，村庄的发展前景被人为锁死了，实质上是为了城市的发展牺牲了农村”。

再如，近年来，为了防治大气污染，国家禁止农民焚烧秸秆，但农民认为焚烧秸秆是他们多少年来的做法，而禁止焚烧却带来了病虫害加重、化肥农药用量增加等问题。有些地方严看死守村民烧秸秆，光干部餐食费就花了十多万元，最后还是烧了。陕西省某地的农民长期采用一种传统的制肥方式， 即通过燃烧杂草、秸秆等获得草木灰， 并将其与烧过的土混合起来作为肥料，当地农民称之为“火粪”。由于制作过程产生废气，近年来“火粪”被国家禁止烧制， 大部分农田改用化学肥料增肥。农民表示，相较于之前用火粪， 现在每年要多花好几百元钱买化肥。此外，农民还表示，当地空气净化能力强， 烧火粪并不影响空气质量。而现在，即使政策上不允许烧制，其实很多农民还是会晚上偷偷烧。农民认为禁止烧火粪没有道理，因为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直用的火粪，才让庄稼不生病，因此，每年都得这么干。

此外，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野生动物快速繁衍造成大量农作物以及水产品减产，影响农民农业收入，严重制约农民种养殖积极性，甚至导致土地抛荒，直接威胁粮食安全。浙江省的一位农民说，“自从纳入国家公园保护地，野兽越来越猖獗，种粮越来越难，庄稼都被糟蹋掉了，老百姓辛苦一年什么收成都没有”。陕西省的一位留守妇女说，“我在林下种了几十亩魔芋，全被野猪毁完了，但野猪又是国家保护动物，你又不能伤害它，有什么办法呢”。

上述案例显然都涉及环境正义、气候正义、生态正义等方面，而我国对这些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非常不够。这其实并不利于有效应对环境危机、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等问题。即使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少量研究，但也缺乏批判性思维，似乎只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关涉正义的讨论和分析，就是反对环保、不关心全球变暖、不关心生态。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一味地谴责小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应该让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和边缘人口不公平地承担向低碳经济过渡的成本，更不能以环境保护、空气质量、生态修复之名对农民和农村进行各式攫取和掠夺，而是需要通过研究向社会说明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在发展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除了前面列举的关于气候变化、资源攫取和发展正义这三类主题之外，还有一些国际农村研究的重要主题，在中国的农村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这些其他重要主题包括：(1)食物方面，如食物体制、替代食物体系、食物主权、食物—能源—水资源联系等；(2)农业生产方面，如农业金融化、农业资本主义等；(3)社会再生产方面，如无酬劳动、照料等；(4)政治方面，如气候政治、水政治、承认政治、生计政治、发展政治、新分配政治、农政运动等；(5)安全方面，如文化冲突、地区战争、和平缔造等；(6)发展方式方面，如去增长、无增长的繁荣等。这些主题或是国际农村研究的重要内容，或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农地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因此成为国际农村研究的重要议题。

对上述新主题的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界通常采用五大理论框架进行学术分析，这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共识。而这五大理论框架正是国际学术界在过去百余年里对“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进行研究和对话过程中形成的。

农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于1899年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为了建立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哪些转型和变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转型和发展”。农政转型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转变，尤其指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转变。历史经验表明，农政问题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若一个国家的发展出现问题，常常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或解决好农政问题。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农政问题，都必须恰当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性质和功能，必须找寻适当的农政转型道路，实现适当的农政变迁。

对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学术阐释主要包括五大经典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这五大理论框架被用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农政研究之中。

一是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的思想指导下，论述了农业发展与现代化、农民分化与无产阶级化、城乡差别与城乡一体化以及土地集中与公有制的基本思想。在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基础上，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证了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分化与无产阶级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必然结果，并且辩证地指出具有落后性的小农必会走向消亡，但国家不能强制消灭小农。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经过工业排挤农业、城市盘剥乡村的历史过程，但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将“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集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土地私有制将被公有制取代，并采取农民合作的方式进行组织化经营。伴随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聚焦的生产领域拓展到市场领域，主张雇佣劳动并非农业转型的必然特征，而市场关系则成为重要指标，并指出农民分化也具有多元复杂性。

二是民粹主义。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传统非常重视小农农业生产的独特性和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在“生存小农”的价值结构中探讨农民“贫富循环”的分化规律以及农民未来稳固存续的命运。民粹主义声明土地的权利属性，重点探讨土地社会化的分配形式以及土地合作制的未来利用形式。民粹主义以村社特性和基础结构立论，重视村社文明的超历史性，并在社会转型中关注乡村特殊的发展道路和乡村价值的留续。结合社会情势的变化，民粹主义农政研究论域的拓展集中在对全球社会普遍兴起的“再小农化”的理论分析以及社会反向运动的实践倡导方面。

三是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出发，将农民视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将农业视为通过要素最优配置而实现效率目标的生产过程。作为要素资源的农地，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诉求是完善产权与促进市场流转。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村就是农民生活的聚居地，而不太关注农村社区的内部关系与文化价值等方面。在中国，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并不陌生，虽然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历程影响显著，但学术界围绕其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尝试从中国转型的实际经验出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纵向分析框架，为宏观角度的中国农政转型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四是生计框架。生计框架是一种自下而上、以人为中心、地方主导的分析框架，起源于对不同地方的人们如何谋生的关注，基本假设是“穷人并非一无所有”。生计框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集中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切入点是农户的优势而非需求，重点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内生潜力及其采取的生计策略。生计框架认为农业只是穷人获取生计资源的一种策略，并强调关注个体和农户所从事的职业、维持生计的多种方式和复杂生计活动的组合。生计框架将农民视为具有能动性、能够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且有能力影响社会结构的行动者。生计框架关注土地与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结构对于土地资源获取的影响、围绕土地资源分配及其组合与利用的微观实践。生计框架因其工具主义化和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复杂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并因此受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五是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批判侵夺自然、剥夺人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主张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主张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家和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农村变迁和土地权属安排。通过论述作为主体的人的消失，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着重指出农民如何在发展和变迁中被问题化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在流动中被规训为驯服的客体或剩余的劳动力。这一理论从话语、权力、规训、生命政治等视角批判和质疑了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进化论的发展主义观念，创造了多元叙事的空间和可能，为解释农政变迁提供了另一条理路。

除了上述五大理论框架之外，目前还有另外两个理论视角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即性别视角和政治生态学。这两个理论视角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功能理解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的转型变化，有着不同的理论建构和价值指向。尤其是当气候变化和环境生态问题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急迫挑战的情况下，政治生态学正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诚然，上述有的理论框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被广泛采用或讨论，如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等。但是，将这五大理论框架用作对农村研究主题的理论指导和分析工具，在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理解。事实上，在国际农村研究领域，不仅这些理论框架被分别用于不同主题的学术研究，而且学界越来越多地尝试将不同的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如生计框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生计框架与政治生态学的结合等。在此过程中，学者尝试通过一系列简洁明了的研究问题来指导农村研究的开展。例如，在对农村政策、发展行动、农民生计等主题的研究中，下面六个问题分别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生计框架和政治生态学的思想，可以很好地指导研究的开展和对研究资料的分析。换句话说，若我们对农村研究无从下手，则可以尝试从这六个问题入手。

(1)谁拥有什么？这是指财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与再生产资料是如何被分配的，涉及产权和所有权问题。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的权属关系尤为重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地被大量转化为私人财产、转化为商品。

(2)谁从事什么？这是指劳动分工，由社会关系决定，如生产单位内从事相对专门活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农业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等。

(3)谁得到什么？这是指劳动产品分配的社会关系，涉及收入和资产问题以及长期积累模式、社会分化过程与经济分化过程等问题。“收入”并不仅仅指货币收入，有很多“劳动成果”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形式，如小农用于自己消费的产品、家务劳动以及其他无酬劳动的成果。

(4)他们用获得物做什么？这是指消费与积累的社会关系，涉及一系列生产生计策略及其对消费方式、社会再生产和储蓄及投资模式的影响等问题，关注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的不同社会关系如何决定了社会产品的分配与使用。

(5)社会和国家内部的各阶层、各群体是如何互动的？这是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社会内部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制度及支配形式。这些都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产生影响。

(6)政治变化与生态变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是指政治与生态的关系，涉及政治生态学的问题。正如生态建构了政治一样，政治也建构了生态，因此需要关注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发展和生计活动，以及发展和生计活动又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环境等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的确，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社会对此兴趣浓厚。但是，到底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方面并非是讲述的方式或话语的策略，而是在于选择可以讲述的故事本身。在此方面，有些学者习惯使用各种浮在云端的“大词”，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社会讨论，从一个大词到另一个大词，最终令受众感到“抓不住、摸不着”，即很不接地气。试想，当讲述者自己都没有切身感受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受众对其所讲的故事产生共鸣？

中国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国故事的讲述不可能包括中国发展的所有方面，一方面从客观上未必能够做到，另一方面从国际受众角度来看并非所有方面都能令他们产生触动。因此，我们需要选择，需要选择那些对国际社会来说是最精彩的中国故事，而不能只是我们自己认为是最精彩的故事。当然，最精彩的故事也一定是真实、具体、能触及普通人生活世界的事情。那么，中国发展中的哪些方面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受众来说会是最精彩的故事？这就需要对国际社会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对于社会研究者来说，我们需要对国际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和主要思潮有精准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相反，若我们的社会研究与国际学术界越来越“脱钩”，若我们对国际新涌现出来的研究主题缺乏足够关注、对国际理论体系缺乏深入理解，那么就不可能把握好应该向国际社会讲述哪些故事。

我曾于2014年调研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在农村地区通过强占土地而建立起来的农民社区，于2015年调研南非的无地农民在乡村依靠农业生产而聚集起来的农民社区，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别调研俄罗斯经历私有化转型之后的村庄治理和农民产业，于2024年调研哥伦比亚结束52年武装冲突之后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建立的集体合作农场和农民在原地主种植园上建立起来的保护区。在所有这些地方的乡村，都能看到大片甚至一望无际的农田，与中国很多乡村所见的细小地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当我讲述中国农村的土地面积很小，但每个农村家庭都分得“一亩三分地”时，这些国家的农村研究者和农村人口都表现出浓厚兴趣，甚至激动不已。他们对中国的农村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甚至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思想和口号都被他们用于在其国内开展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之中。但是，对于我这个出身农村的中国学者来说，我开始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国际同行和国外农民的强烈反应。因为对我来说，家里有“一亩三分地”似乎并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自我记事起，家人就在生产队集体种地，上初中时村里开始分地，后来知道那是在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村集体的土地按照家庭人口数量绝对平均地分配给每个家庭，实行家庭经营。这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来说，逃离农村、跳出农门曾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当国外的很多农村研究学者和农村人口对中国农村每家有块地的现实感到兴奋的时候，我并不十分理解。后来，通过与国际学者的讨论交流和对国际文献的研究学习，我慢慢认识和感悟到，无论是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还是哥伦比亚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抑或南非的无地农民群体，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他们开展社会运动甚至武装斗争的目标，常常就是获得土地。而中国在此方面早已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成了很多国外农村和农民希望学习的榜样。

此外，前些年我们曾经组织主要来自非洲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留学生调研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开始几年安排的调研地点主要在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市等相对发达省份的农村地区，调研内容大多涉及现代农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在2023年，调研地点安排在了河北省易县的桑岗村。这是太行山区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距离北京190公里，全村共173户，654人。该村耕地770亩，林地1000多亩。村庄至今保存着较为典型的小农农业形态，通过种植、养殖的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旱地和水浇地主要产出玉米、红薯、花生、土豆和各种杂粮。林地则产出核桃、板栗、柿子、桃、李子、杏等林果。当地每个农户都拥有一片小菜园。家庭养殖仍以乡土方式为主，主要产出有土鸡、土鸭、柴鸡蛋、鸭蛋、农家猪、山羊等。另外，红薯粉、红薯干、烧饼、卤水豆腐、柿子饼等是该村独具特色的乡土加工食品。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资源禀赋不具优势的中国普通村庄，农村人口依靠自己的勤劳以及中国政府对小农户和农村发展的支持，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留学生对此敬佩万分、感动不已。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中国村庄，已经达到了他们国家城镇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我们发现，留学生调研这个普通村庄的体验和感受，明显比他们此前调研发达地区和现代农业时强烈得多，这是因为，与他们自己的国家相比，对这样一个普通村庄的调研，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精神气质，以及中国政府对普通小农户和普通村庄的支持。

通过对国际农村领域的认识理解和与国际农村学术研究界的讨论交流，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有些我们中国学者自己并不以为然的方面，也许正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农民最感兴趣的事情。这些方面正是我们需要讲述的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精彩故事，下面列举几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农地制度。中国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村土地从封建地主所有制向农民所有制的转变，之后经历了集体化过程。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土地制度创新，第一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第二次是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键。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

二是中国政府对小农户的支持。自家庭联产承包制确立后，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大国小农”成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年中国小农户数量超过2亿，“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出台支持小农户的系列政策，从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四个方面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轨道。

三是中国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投入偏向。中国政府始终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定位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原则。自乡村振兴被确定为国家重要战略以来，国家政策资金不断向农村建设倾斜，为农村建设与发展提供财政保障。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已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1996亿元，较2022年增长10.1%，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互联网普及率为66.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新改建农村公路18.8万公里，已实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但我的目的是用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农村研究界尚未能够准确把握应该讲述哪些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故事。我们需要认识到，在中国国家发展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界与国际接轨还远远不够。我们常常并不掌握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动态，不了解国际社会科学界正在研究的主题和已经取得的成就，甚至出现对外越来越“脱钩”的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否定中国社会科学自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非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生搬硬套国外的理论框架与价值关怀。当然，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实现学术发展的统一体，根本不存在对立或排斥的关系。没有国际化的本土化只能算是自说自话，而没有本土化的国际化则是不说自己话。因此，关于社会研究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的论争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了推进高质量中国社会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或只说大话，我们需要脚踏中国大地，放眼国际视野，与国际学术界充分接轨交流。我们既要向世界呈现中国本土化主题和制度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要关注国际学术界的议题和理论转向；既要发扬中国社会科学的风格与气派，也要感受国际学术文化的品格与气质。总之，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中国的农村研究，需要更加紧密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对外“脱钩”。[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