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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稷（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世界文明史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史书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互关联的领域。它并不寻求书写全部历史，而是侧重于记录人类文明成就的传承、积累和不断创造，以及探索文明兴衰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规律性主题。世界文明史往往蕴含一以贯之的宏大叙事，深受背后历史观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世界文明史书写萌发于启蒙运动时期杜尔哥、孔多塞创作的普世史，到20世纪后期勃兴的全球史，书写范式随着社会变迁几经嬗变，相应出现了几种主导一时的历史观。具体来说，这些历史观包括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史观、20世纪上半叶的循环史观和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全球史观。
现代“文明”概念形成于启蒙运动时期，它本身蕴含的进步观表达了要求变革的声音。有学者认为“文明”构成了启蒙运动的中心元素。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正的文明史出现了。1828年，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出版了他在巴黎大学的教学讲义《欧洲文明史》，次年又陆续出版了4卷本的《法国文明史》，他在书中首次把“文明事实”作为可以研究的对象，明确了文明史的性质，奠定了文明史书写范式的基础。19世纪中期，文明史书写已经较为盛行，以英美为例，这一时期出现的文明史著作有库克·泰勒的《野蛮与文明国家的自然史》（2卷，1840年）、威廉·麦金农的《文明史》（2卷，1846年）、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2卷，1857—1861年）、亚历山大·艾利森的《哲学与文明史》（1860年）、阿摩斯·迪恩的《文明史》（7卷，1868年）、威廉·斯温顿的《世界史纲：暨文明史和人类进步的特殊关系》（1870年）、E.A.艾伦的《文明史》（4卷，1887年），等等。这些著作大都没有进入史学史家的视野，但拥有大量的普通读者，呈现出19世纪西方人的历史观和文明观念。
从上述著作中可以看出，19世纪西方人的历史观和文明观念基本是一致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只有西方文明是不断进步的，走完了从野蛮到文明最高阶段的所有历程，东方民族几千年前刚进入文明阶段就停滞了，而非洲、东南亚、印第安人的部落社会仍处于人类最初的野蛮状态，因此，西方学者以“进步”作为衡量标准，将整个人类文明史书写成西方单一文明“进步”的历史。第二，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来自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推动，中产阶级代表着进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第三，西方内部文明程度也存在差异，各国的学者大都认为本民族是最文明的，比其他民族更优越。例如，基佐认为法国代表了欧洲文明的最高成就，巴克尔抬高英国文明，把英国文明说成是理解文明史的关键，同一时期德国的文化史书写强调德意志的精神优于英法的物质文明。可以看出，这种所谓的“进步史观”充斥着傲慢、偏见和空洞，在外部排斥了非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在内部又掩盖了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贡献。
19世纪西方社会文明史书写及其背后的历史观并非凭空产生，本质上是反映当时西方社会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第一，西方国家借助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向亚洲和非洲扩张，逐渐建立了殖民半殖民体系，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平复欧洲内部反对的声音，同时向殖民地提供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话语。当时普遍存在的“文明使命”话语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持久的，文明史是“文明使命”话语的一种历史学版本。第二，工业革命为资产阶级带来巨大财富，到了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上升，而文明史叙事的支撑是资产阶级的斗争史以及获得统治地位的历程，比如法国的第三等级、英国的中等阶级，其目的旨在为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辩护。第三，文明史书写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也表明民族主义政治在当时的欧洲越来越高涨。19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不断建构历史学科的“真实性”“客观性”，但是，他们书写的文明史不但不客观，反而体现了殖民主义扩张的话语、资产阶级的立场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和帝国主义扩张达到顶峰，国家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暴力程度和残酷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量欧洲的知识分子卷入这场浩劫，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前途倍感忧虑，19世纪以来的傲慢情绪遭到沉重打击。反映在文明史书写上面，循环史观出现了新的面貌。循环史观的代表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2卷，1918—1922年）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2卷，1934—1961年），其中汤因比的主体思路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循环史观首先承认在西方之外存在其他文明，然后将各个文明的历史看成从起源、成长、衰落到解体的周期过程，这有别于进步史观所声称的只有西方文明不断发展的线性叙事。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迄今为止讨论文明衰落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关于文明衰落的原因，他们的普遍性解释差强人意，但是，讨论文明衰落问题本身却更有意义。文明的兴起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一个文明如何保持长久的活力仍然没有最终答案，文明危机的意识至少是一剂保持清醒的良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另一个贡献是多元文明史书写，他们能够承认文明是多个而不是一个，这对于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传统和进步史观所持的文明一元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当欧洲的知识界在一战后反思文明进步论之时，美国接过文明进步论的旗帜，建构了一套西方文明史叙事。战争结束后，西方文明史教育很快在美国中学和高校普及，至今仍是重要的公民教育科目。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了全球性霸权，战后不久，非白人移民群体意识逐渐高涨起来，西方文明史不能满足美国国内对于全球性历史知识的需要和非白人移民族裔的身份诉求。而且，20世纪60年代，文明悲观论调在西方世界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汤因比在西方遇冷，甚至遭到严厉的批评。全球文明史书写于此时应势发轫。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一书，大受欢迎。它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西方衰落论”，麦克尼尔本人后来也承认该书“应该被视为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情绪的表达”。然而，排除这些现实因素之外，《西方的兴起》一书在学术上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它开创了全球文明史的叙事框架，代表了历史书写范式的创新。同一时期，另一部重要的全球文明史著作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66—1970年）。到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全球史在美国的教学领域和研究领域都兴盛起来，全球文明史著作纷纷面世，代表性的作品有彼得·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1992年），杰瑞·本特利等人的《新全球史》（1999年），麦克尼尔父子合写的《人类之网》（2003年），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文明》（2001年），等等，并不断重印和再版。全球文明史把人类视为一个共同体，并突出多元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展现了人类交往网络越来越紧密的过程。它重建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但是这种叙事并非没有缺陷。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它过于强调跨文明和跨区域的互动，夸大了外部力量的作用；低估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另外，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全球化治理等文明事实也缺少足够的重视。
毫无疑问，西方学者编写世界文明史拥有强大的学术传统，值得中国学术共同体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或强或弱地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早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编写组的学者路易·戈特沙尔克坦言，每个国家应撰写适合自己国民的世界文明史。只有不同国家版本的世界文明史出现，彼此展开对话，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学者书写世界文明史，应该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关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规律，赓续以人为本、探赜通变、史以经世等历史书写传统，充分借鉴国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发挥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为人类文明历史书写作出应有贡献。（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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