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等:乡村人才问题的历史叙事与现实遭遇

李小云 徐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国乡村缺乏人才的问题既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自然的结果，又有其长期的经济社会历史演化的根源。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乡村产生了与城市相对而言的衰落这一客观现实，但同时，这一过程也生产出了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的稀缺性。在乡村振兴等宏观政策的引领之下，经历了“粘土”和“离土”的乡村人才流动模式之后，“归土”渐渐成了城乡关系变化的一个新变量。基于西南地区几个村庄引进乡村经营性人才（乡村CEO）的案例，我们发现乡村CEO这一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特征的人才在乡村一方面遭遇了行政社会的准科层制逻辑，一方面遭遇了乡土社会的平均主义和人情逻辑，其现实遭遇折射的是乡村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才这一核心要素。201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2021年以来，《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密集公布，均把促进人才下乡、回乡作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途径。

西南某地一个村落有一个保存修复得很好的古宅，主人说这是祖辈明清的古宅，这家人当时在周边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后来家人都远离家乡，古宅逐渐荒落。这位主人十多年前辞职回乡，养花养草，打理修复古宅。当地人称他为乡贤。这个古宅的兴衰或许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人才百年来“离土”“归土”的写照。实际上，在乡村，还流行着一种说法，“地里的活，离不开人”，说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性，也就是“粘土”。中国当代乡村的人才问题恰恰是嵌入在从“粘土”，到“离土”再到“归土”的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三重变奏景观之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

第二，土地与生计技术性的紧密依赖促进了农本社会文化价值的发育。费孝通讲“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全都和土地联系起来，村民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的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这一基于农本的社会价值支撑了乡村人口“落脚于土”的情怀和不离开乡土的行为。不离开乡土的社会价值与农事系统离不开劳动力的功能主义需求构筑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粘土性”。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乡村古宅的主人是“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的一种典型呈现，那么日益明显的“归土”现象自然蕴藏着乡土社会文化的驱动；但是越来越多超越乡土人情纽带的主动回乡的选择，则更多呈现了社会经济转型所驱动的新的流动的叙事。一方面，很多城里退休的人选择回乡养老，还有很多具有后现代思想的年轻人也到乡村寻找“乡愁”。很多人具有经济实力，带动了乡村的改造。越来越多经过改造的新村庄开始吸引年轻人回乡；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战略不断生产“新乡村”话语，乡村不再像过去只是落后的符号，到乡村很多时候成了一种浪漫和时尚。Ｆ村的两名乡村CEO就是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到村里就业的。“环境优美，居住舒服，没有污染和堵车，还可以赚到钱”是这两位乡村CEO来村里工作之前对于乡村的想象。      

初到村里，他们看到村道两侧的排水沟散发着异味，村里没有干净的公共卫生间。当然他们知道这个村庄需要他们参与建设改变面貌。Ｆ村的建设目标是把村里的传统民居改造成高端的餐饮店，同时对村庄进行环境整治。一般情况下，类似的村庄都会从外部引入资本和企业通过流转或承包展开经营，即“公司＋农户”。但是这一被广泛采用的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乡村利益的流失。在西南某省的一个苹果产业开发项目中，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数千万元，但是农户的合作社缺乏管理和营销能力，转而将项目承包给了公司。公司向村里支付政府投资苹果产业开发项目资金每年6%的使用费，再交给村里农户租地流转费每亩1200元。此外，农民到地里干活公司会支付每天80至100元的工钱。荒地有了地租，打工还有收入，农民很满意。但是在一个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农民不知道一亩地公司至少赚到了2万元，乡村产业的收益的绝大部分被公司拿走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作者团队的建议下，Ｆ村决定不采用外包公司的形式开发村庄，转而成立了村集体公司，由村委领导组成董事会，聘请有文化的年轻人做CEO来打造和经营乡村的新产业。研究生毕业的小Ｓ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就是因为看到了乡村CEO这个头衔，觉得很洋气，而且还有北京来的教授指导工作。很显然，“洋气的头衔”以及与城里一样的工资是吸引他来的主要原因。过了半年，他说“感觉很困惑”，觉得发挥不了太多作用，成了村干部的助手，每天都帮村里写各种上级要的材料。他们的意见村里还不太采用。村里的工作还得乡里领导来定，如果县里的领导来了提了意见还得听县里的。“乡村CEO是忽悠人的，做不了啥事”。而村里的人则说，研究生不一定能干乡村的事，上过学的、城里长大的不了解乡村。村里的干部则觉得新来的CEO也并没有公司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不懂如何经营村庄。两边的说法各不相同。      

Ｙ村的小Ｚ是村里新聘用的乡村CEO。他是从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听说村里在做新业态的开发就回到村里工作。与Ｆ村的乡村CEO不同，小Ｚ有过公司工作的经历，甚至还有几分创业的热情。他组建了公司的经营团队，推动村里咖啡店、小吃店、书店等新业态的运营。“十一”黄金周七天公司新业态经营收入就达到30万元。县里、乡里和村里很支持他的工作，村里的事领导们都会问他的意见。乡里还怕小Ｚ的作用发挥不好，于是推动任命他为村主任助理。但是，小Ｚ觉得，“虽然现在村里开会都会给我留个位置，但是，我的位置具体在哪里还很不明确”。他一度觉得乡村CEO是种特殊的花瓶，“很难分清我是在给村里干活还是给公司干活。现在很多村里的事务都是公司在做，公厕堵了都找我们。我们现在是一个服务于政府的公司，不是一个自主的公司。政府说过两天要办书画展，我们就要办画展。当然我们初始的资金都是政府给的，所以现在也没法做自主经营。”小Ｚ觉得自己大部分时候是村干部的助手，公司大部分时候是在落实上面领导安排的各种事情。“我原来的想法是像做公司，带团队一样来搞经营。但是没想到现在公司主要在做接待，各种政府机构的考察和学习活动。每个人都身兼多职，不可能上下班打卡那种。”Ｙ村的小Ｚ似乎比Ｆ村的小Ｓ与村庄的粘性更大一点，但是总体的遭遇是一致的。      乡村是一个大社会，不是一个公司。乡村CEO们想象的公司是一个与城里一样分工明确，任务到人的经济体。而到村里工作，虽然也是在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领导不是专门负责公司工作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而是村干部，他们大部分时候遵从着科层制的逻辑，管着村里的党建、环境整治、疫情防护等工作。村里缺少年轻的人才，村集体经济组织聘了CEO村委会拉过来就用是自然的。Ｆ村和Ｙ村的CEO所困惑的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的理念与乡村社会政治现实的遭遇。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模式实际上很难嵌入到乡村社会。在发展良好的乡村企业案例中，乡村已经成了企业化的乡村，即企业覆盖了乡村。如山东烟台的南山村，南山集团和村委会是一体的，村干部是真正的企业家。Ｆ村和Ｙ村的乡村CEO只是形式上进入了村里的企业，实际上进入了乡村社会和行政社会中。这既是乡村CEO返乡的尴尬，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困惑。      

与Ｆ村和Ｙ村地处城市郊区不同，Ｈ村地处边缘山区，具有詹姆斯·斯科特所描绘的边地的特点，村庄政治行政社会色彩相对淡化。村里发展的客房新业态几乎户户都参加，产业开发算是覆盖了全村。如何管理基于客房新业态所成立的合作社也是全村关注的问题。村合作社聘用了几位乡村CEO分管客房、建设、财务等事项。与Ｆ村和Ｙ村不同的是，Ｈ村的CEO都是本村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在外面长期工作的经历，也没有上过大学。以年轻人作为CEO主体组建合作社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因为他们看到村里确实有协调客房、管理会议室、开具发票的需要，同时村民一致同意在村集体收入的留成中支付CEO们的工资。但是这个方案村干部并不同意，村干部觉得外面来了客人很多时候也需要自己出面协调和接待，不给收入不公平。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合作社给CEO与村干部都发一样的工资，并且让村书记当合作社理事长。Ｈ村的合作社2019年第一年运行比较顺利，主要得益于来自客房、会议、夏令营冬令营活动的集体性收入。但是一年以后，CEO们觉得“干部啥也不干，拿钱不合理，而且管理团队的人干多干少拿钱一样多也不合理”。担任合作社理事长的村组长有一次要罢免CEO小Ｚ，原因是“想要合作社支出钱借给我弟弟，他讲这不合法，有什么不合法，要还的嘛。他这是一点都不尊重我”。合作社CEO小Ｚ则常常跟作者团队表示，“这没法干了”，村干部、村里的亲戚朋友都是他的长辈，“我说话没分量”。2020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合作社很久没有集体收入，也发不出工资来，于是好几个人退出了，理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农活，没法多花时间做合作社的事。Ｈ村的乡村CEO是“粘”在村里的年轻人，他们熟悉村里的情况，经过培训能够很快发挥经营管理的作用，但是他们遭遇到的却是“熟人社会”的尴尬。     

Ｍ村的乡村CEO与Ｈ村的CEO有些类似，他们是村里出去的中专毕业生，满腔热情回到村庄想做点事情。他们成立了包括部分村民入股的股份经营公司，经营村里的农旅资源，主要包括村里的民宿客房、餐厅、会议室和水吧。“十一”黄金周，公司的收入到了几十万，这让半年来没有看到收入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希望。Ｍ村有个能干的村组长老Ｋ，他与年轻的CEO们矛盾不断。老Ｋ经常说“这帮年轻人啥也干不了，天天抱着手机，打扫的客房不干净，不听使唤，没用处”。年轻人则说，“老Ｋ啥都想管，不放手。老Ｋ是我们的长辈，不能不尊重他。但是村里来人要打扫卫生，准备开会，倒酒做饭都是CEO的事，一天忙到晚，比在城里打工累多了。”他们成立的公司，股东都沾亲带故，过几天就闹着要分红。只要他们说按规定做事，这些股东就骂他们“无情无义”。他们去安排村民打扫卫生，村民也“不买账”。年轻人说“在村里干事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村里出生村里长大的年轻人了解村里的情况，但却被乡村社会的人情面子所包围。更重要的是他们回到乡村发现自己原来对于城市也不了解，没有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网络如何把人带到乡村消费，他们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办法。      

平均主义是乡村社会的基本逻辑。乡村社会按照这个逻辑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引入现代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紊乱了这个秩序。Ｈ村和Ｍ村乡村CEO的遭遇是集体行动和“公地悲剧”的典型案例。两村乡村CEO与村民和村干部的冲突是基于个体主义的现代企业管理逻辑与基于血缘亲缘的乡村社会关系不适应的典型写照。村干部以长者的身份要求年轻人听话和村民希望年轻人为他们谋利益是乡村“熟人社会”的日常社会实践。这一实践维系了乡村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代际伦理的权威和平均主义是传统乡村社会降低风险维系共同体基本生存的社会逻辑，这与追求市场利润的企业行为完全不同。正如Ｍ村的CEO所说，“村里的事太难干了”。有知识的年轻人返乡归土不仅面对着乡村社会伦理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如何链接市场的挑战。他们不是富有经验的公司进入乡村，他们是在创业，而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乡村与现代的市场依然很大程度上是隔离的。Ｈ村的客房虽然已经上网销售，但是村里所接的会议订单以及客房订单至今仍然主要依靠北京教授团队的策划和各种衍生的关系。Ｈ村CEO小Ｚ说，“我们也能找到客人，但是我们找的客人都不喜欢花钱，喜欢住在农户家里，觉得客房太贵，经常来村里看一下就走了，也不住”。Ｍ村的CEO们收割了村里的彩稻，做好包装，希望直接通过网络来销售，但是最终还是依靠了政府和外来技术团队的城市关系网络。

中国乡村的人才的缺乏既是现代化过程的自然结果，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化的历史想象。“粘土”不仅仅是因为农事系统本身，还与中国乡村的土地制度有关。秦晖的“关中无地主”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乡村的土地制度就是以自耕农为主体，这极大地削弱了乡村人口的流动性。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也基本都是人口向土地供给相对宽松的地区流动。这意味着在农耕区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土地生产能力的时候才会出现人口流动。这是理解中国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历史和经济社会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