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等 :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汪义力 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百年历史新起点从“两个大局”的高度对“三农”问题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主题主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百多年奋斗历程中，中国“三农”问题也历经了极不平凡的伟大变迁。基于大历史观透视中国共产党破解“三农”问题的实践探索，不仅有助于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历程中积累和形成的基本经验，而且为新时代更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更多有益借鉴，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深刻了解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正确认识近代以来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变化，才能真正了解不同阶段我国国情与农情，也才能从战略全局出发分析乡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而探寻到中国“三农”向何处去的科学路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到1936年，毛泽东基本认清这一根本性问题，并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得出重要结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农民、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为战略支点，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最形象生动、最具动员力的口号的号召下，带领中国农民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权。

对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的准确研判，决定着一切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新中国成立不久，党领导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规律，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纪元。党的八大对开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和基础作了正确分析：“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集中反映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定内涵、任务和逻辑，即按照“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在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里，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一定探索成果的同时，出现了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出现一些与当时乡村实际状况不相匹配、不相适应的目标和政策，阻滞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村建设事业陷入艰难曲折的境遇。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立足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处在“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现实特点，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构想，开启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历史转轨。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的宏观认识和清醒理解，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遵循发展规律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新开始。江泽民指出：“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是考虑全部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一亿人口，九亿在农村”，透过现实在实践中自觉把握好农村这个大头，就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进入21世纪后，快速、健康、稳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特点，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第一大出口国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事业的质量、效率、动力都实现重大突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全面分析、厘清国际国内形势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号召在“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战略中系统地、多维度地探寻“三农”发展规律，“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基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深刻认识，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世所罕见的速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正是基于各领域出现深刻变革和人民群众需求日趋多元的理性分析，十九大报告在全面总结党领导“三农”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深刻阐释农业农村农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这是对中国的国情、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重大论断，也是今后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从客观上明确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一项重大历史任务纳入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指引下，党成功把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国情、农情相结合，形成并发展了代表中国特色“三农”前进方向的共同富裕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贯穿于破解“三农”问题的全过程，依据国家治理格局与发展战略，制定阶段性方略和坚持方向性原则，接续破解一个又一个“三农”难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进而在全面分析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与促进共同富裕之路紧密结合，旗帜鲜明地以“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土地”等一系列旨在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摆脱贫穷的口号和策略在农村实施土地革命。其目的，在于“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让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使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纲领，它引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启了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第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思考如何走共同富裕之路。毛泽东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我们所确立的“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基于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情况，如果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路，两极分化的问题在农村会愈演愈烈。因此，1953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为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由于缺乏成功经验的借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艰辛，共同富裕之路陷入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基于对共同富裕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从“变”与“不变”的纵向视域下创造性提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思路，并系统阐述了解决“三农”问题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以及根本任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刻揭示了“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于是，以农村为突破口的国家改革，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之下，从农村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全面推进。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内风波、国际事变，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贫富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日益突出等严重背离共同富裕目标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并进一步明确了“三农”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紧紧围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这个关系以及国家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视角深刻阐述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战略构想，明确“帮助贫困地区群众与全国人民一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战略任务。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的科学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21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诸多新课题新挑战，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农村发展困境等任务还很艰巨。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深入分析我国“三农”发展形势并总结经验，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提出区域发展平衡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将共同富裕思想贯彻到缩小区域间、城乡间贫富差距的实践当中，推出诸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粮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促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带领中国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跨出坚实步伐，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农村地区面临的发展困境、利益分配困境、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等突出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寻求共同富裕之路上亟待破解的症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屋建瓴地分析国情、农情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富裕的全民性和共同性，强调“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决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既是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内在要求，更是有效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工农城乡问题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破解“三农”问题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命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当中，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城乡互促发展之路。

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寻城乡之道。但是，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中心论”的革命范式的教条化借鉴，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鉴于此，毛泽东等人基于革命现实需要和革命发展趋势的判断，对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毛泽东认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处于城乡对抗失衡的状态。城市虽然居领导地位，但“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广大农民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极其强烈的革命意愿和斗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正是由于对这一时期特殊城乡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辩证把握，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突破教条式革命模式，走向“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事业开启新起点。党对国内外情况作了全面分析后，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及“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摆脱“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发展困境，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着眼当时的国情农情，毛泽东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等一系列关于工农城乡兼顾发展与互助合作的重要方针，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城乡兼顾互助，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工农城乡发展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然而，在特殊历史时期，工业发展对农业资源过度抽取导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给工农城乡关系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但这一时期探索出的“综合平衡、兼顾互助”的思路为我们党继续探解“三农”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诸多迫切需要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他认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因此，在改革开放的策略选择上，基于工农城乡关系的深刻思考，党确立了“城乡互助发展”的理性框架，选取了以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为突破，带动城市发展的路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同领域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失序现象，以及“城乡差距大，农业人口多”制约“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党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发展大局，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战略构想，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向纵深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制约“三农”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城乡利益格局失衡的两极分化局面也没有实现根本性改变。但农业与工业互动不断加强，城市与乡村走向产业合作，城乡二元对立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在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上，出现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思路，为后续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入21世纪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问题依然突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破解“三农”问题必由之路。胡锦涛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又是增强城市发展后劲的有效措施。”所以，他多次强调：“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对工农城乡之间内在、本质的规律性认识，是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亦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应然之举。

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工农城乡关系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深化，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农村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推进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仍然是当务之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工农城乡关系，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就为我们在新时代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他号召全党清醒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农村最为突出的现实特点，要从价值取向维度透视和把握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特别是在从物质生活层面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中央更是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维度对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建立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畅通城乡经济、协调城乡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人民是治国理政的动力主体和力量源泉，破解“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要把“人民逻辑”置于优先位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考察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形成了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群众路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大显著标志。

历史表明，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之所以获得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支持。在任何一个时期，关心关注底层民众特别是贫困农民的现实状况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之所在、立场之所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重视和维护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坚信农民群众是党最靠得住、最坚韧的主力军，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大革命失败转入土地革命以后，农民阶级之于革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积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满足农民需求和为农民服务，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提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从而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斗争中清醒地认识到，抗战是否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民众，因而提出“减租减息”等政策，坚信发动、组织广大普通民众的力量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农民群众路线作为制胜克敌的重要法宝，发布“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解决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及时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指出当前党主要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面对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占80%左右人口这种不易改变的境地，党特别强调要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三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上给农民更多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尊重农民首创，尊重农民意愿。农民多劳就能多得，勤劳就能致富，乡村处处都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党领导的“三农”事业快速发展，实现了邓小平同志设想的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个飞跃”。

到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面对“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跨世纪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则是其中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江泽民认为，是否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与基础。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有农民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要将是否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否能给予农民实实在在的实惠、是否会损害农民的民主权利，作为制定农村政策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和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正如他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回顾和总结党的奋斗历史时所说：“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三农”工作必须以人为本，确立了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归根到底是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深刻内涵。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根本目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把保障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改善农民生活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和体现，把维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破解“三农”问题一切工作的“所以然”和“所当然”，全面保障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益，激发农民内在活力和生产热情，使亿万农民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三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头重头在“三农”，“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推动“三农”事业发展，必须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好和发展好农民群众公平正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权益，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三农”工作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人民立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动员全党全社会之力，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任务、新的奋斗，在解决农民群众温饱需求之后，还需注重解决美好生活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的美好愿望。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后接续奋斗的新起点。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一以贯之重视“三农”问题，始终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视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中之重，并运用科学思想理论引领“三农”事业持续向前发展。可以说，中国“三农”事业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重大成就，关键在党的坚强领导。

百余年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最有能力破解“三农”问题的先进政党。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前赴后继、上下求索，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影响下觉醒，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面貌一新、格局一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多维考察和比较分析，明确了农民在中国革命力量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广泛组织农民运动，在农村播下革命的火种。在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把广大农民视为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农村为战略阵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领导农民翻身得了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充分组织动员起来，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三农”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党继续发挥强大的领导力，及时纠正错误路线，在农村率先发起改革，促进了“三农”大发展，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并取得各项胜利。

党的“三农”领导力既体现在先进思想的继承性和先进理论的开创性，更表现在用先进思想和理论解决“三农”难题的立场、方法上。党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百余年来中国一切发展的首要经验。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事业无从谈起、人民的事业难以完成。正如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决定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以更好地适应农业现代化这场革命的需要。江泽民特别强调农村工作的全面进步离不开党的领导，将党的建设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不断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胡锦涛号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供可靠组织保障和坚强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继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三农”领导力还体现于其强大的创新力，能够为“三农”事业注入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深刻回答了发展什么样的“三农”事业、怎样发展“三农”事业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出相应的“三农”思想，凝聚起亿万农民的智慧和力量。

党的“三农”领导力是由其本身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领导与团结亿万农民群众担负起破解“三农”问题的历史使命，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大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中，也曾发生过“左”和右的错误，走过这样那样的弯路，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机制保证了党能够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以积极主动的自我警醒、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革命性精神和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通过一系列锤炼党性、提高党性的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党内法规，推进党管农村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努力建设先进的、健康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坚强领导核心。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植根农村广阔天地、观照历史经验总结、动员农村自身力量、深得农民真心拥护而全面展开破解“三农”问题的时代使命，在实现新跨越、新突破的实践中不断进行“三农”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在时代发展潮流中推进“三农”事业不断发展，在历史进步的逻辑中实现“三农”事业持续进步，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破解和任务的实现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保障。（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