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松等：金融素养、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谭卓敏 柳松 陈楚娜（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预备生。）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20年底，我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已经结束，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居民间贫富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也将转向解决以贫富差距与基本可行能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汪三贵、孙俊娜，202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核心要义便是助力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提升。农村作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主阵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如何构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弱势农户增收致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金融作为经济系统中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在支持“三农”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发展普惠金融、增加农村地区金融供给逐渐成为脱贫攻坚战略推进的关键助力。然而，面对目前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情境，仅仅从资金供给层面着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提升相对贫困人群的内生脱贫能力，实现个体的可持续发展。金融素养作为个体具有的金融资源获取和运用能力，其能够帮助居民适应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并获得适当、有益且能为未来提高福祉水平的金融服务，进而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因此，金融素养作为影响金融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能够对农户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从金融素养角度研究农户相对贫困问题的逻辑缘由。

随着精准扶贫的贯彻落实，我国全面脱贫目标已圆满完成，而在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环境下，中国减贫事业并未结束，2020年之后相对贫困成为下一阶段贫困治理的“新战场”，相对贫困的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首先，在理论探讨方面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的界定标准上。为评估地区整体的相对贫困状况，政府部门与学者常常依据收入贫困标准界定个体家户是否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例如，欧洲国家普遍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或50%作为标准，大致相当于平均收入的50%或40%（World Bank，2018）。陈宗胜等（2013）建议将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值的40%～50%设为相对贫困线；李实、朱梦冰（2018）的研究中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划为相对贫困线。其次，也有部分学者直接使用A-F法构建多维贫困指标来识别相对贫困(王小林、冯贺霞，2020)。上述两种相对贫困的测度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以收入标准划定相对贫困线的方式简便快捷；通过A-F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更能体现相对贫困概念的复合性，但上述两种贫困指数都只是事后测度，即暂时性地度量了个体家庭在某一时刻的福利水平，没有考虑家庭因外界因素的变动而造成的未来福利变动，无法反映家户贫困状态的变化，并忽视了非贫困家户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状态的风险，无法满足前瞻性政策制定的需要。而贫困脆弱性主要是基于家庭居民的收入、消费支出等福利指标的变化进行相关指标的构建，具有动态性、前瞻性特征（檀学文、李成贵，2010），克服了上述贫困度量指标存在的不足。其次，在实证检验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其中，既包括家庭成员健康水平（曾晨晨，2010）、移民迁徙（何家军、朱乾宇，2016）、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段义德，2020）、金融服务参与（董晓林等，2021）及家庭教育支出（杨霞等，2022）等微观因素，也涵盖了财政支出结构（李永友、沈坤荣，2007）、个人所得税（韩秀兰，2015）、社会养老保障（边恕等，2020）、互联网发展（温锐松，2020）、产业扶贫政策（耿亚新等，2022）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陈飞等，2022）等宏观因素。进而言之，现有关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因素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例如社会资本（苏剑峰、聂荣，2022）与数字普惠金融（申云、李京蓉，2022），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但少有学者关注金融素养这一重要能力因素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考察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同时，商业保险在防范农户返贫、致贫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也不容忽视。商业保险作为一种规避人身风险的重要手段与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在防范风险冲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农户在遭遇重大外部冲击以及其他不可抗风险时，商业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刘宇洋等，2022）。综上，可进一步推断农户持有商业保险可能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产生潜在影响，而商业保险购买作为一种基本的金融行为，应当受到农户内在的金融素养的影响，由此推知，商业保险购买可能是金融素养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因此，本文试图探究金融素养对农户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进而分析参保行为在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路径中的机制作用，并从农户金融素养的角度为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提供可行思路。

鉴于上述，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深入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边际贡献主要表现为：首先，为了契合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情境，本文拟在原有相对贫困标准的基础上，将贫困脆弱性这一度量指标纳入农户相对贫困的分析框架中，并从内生脱贫动力的视角出发，分析金融素养这一重要能力维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拓宽了金融扶贫的研究范畴；其次，从商业保险购买的视角切入，揭示金融素养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潜在机制，为促进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最后，从农户自身特征切入，考察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异质性影响，为金融素养改善农户相对贫困的施策靶点和位序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户相对贫困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发展不均衡不确定、权力享受不充分（汪三贵、刘明月，2020；张林、邹迎香，2021）。基于经典能力贫困理论，上述特征只是相对贫困的外在表现，导致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提高农户可行能力成为防止其落入相对贫困“陷阱”的有效途径，而金融素养作为可行能力的重要维度，是个体居民作出合理金融决策的必要前提(Campell，2006)，更是农户提升金融福祉、实现财富积累，进而解决农村农民相对贫困问题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缓解风险冲击的重要金融工具，农户的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可能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机制作用。因此，下文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按照“金融素养提升——商业保险购买——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缓解”的基本逻辑来构建金融素养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理论框架。

计划行为理论(TPB)是基于心理学理论与理性行为框架下形成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指出，人的心理动机与行为是综合考虑内外在条件后进行比较选择的结果(Ajzen，1991)。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决定行为实施的直接因素，且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关键因素从不同层面对个体行为意向产生影响，其中，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与个体内在特征相关，而主观规范受个体所处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在提高商业保险购买意向和行为决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随着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农户对于商业保险购买的行为态度得到改变，运用商业保险，防范生产经营风险的意识水平得以提高，进而增强农户对商业保险的损失补偿和风险防范等功能价值的感知，提升农户购买商业保险的积极性，最终对农户商业保险购买的行为意向产生正向影响。其次，金融素养的提升意味着农户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商业保险的承保金额、理赔条件、赔偿计算等保险条款，更好地甄别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商业保险产品，进而有助于提升农户商业保险购买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综上所述，金融素养对农户商业保险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

那么，农户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如何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呢?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反映了家庭的资源禀赋、发展生计和抵抗各类风险的核心能力，是家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Chambers & Conway，1992）。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户遭受着各种复杂高风险的冲击，这些会对农户的稳定可持续生计造成负向影响，导致生计资本受损，进一步扩大城乡贫富差距，加剧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商业保险作为一种具有保障兜底功能的风险控制工具，能以经济补偿的形式削弱不确定性因素产生的负向影响（张冀等，2016）。具体而言，商业保险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商业保险可以发挥风险保障功能，对农户因灾、因病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提升农户的物质资本；第二，商业保险可以发挥增信担保功能，帮助农户以免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获取小额贷款，促进其金融资本存量的积累；第三，商业保险能够与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互补关系，对社保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进而提升农户健康水平，降低其子女因病、因灾辍学的概率，从而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存量。第四，农户使用商业保险得到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可以用于与社会资本、自然资本进行再次交换，进而提升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拥有量。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H1 ：金融素养能够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H2 ：金融素养主要通过促进商业保险购买来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CHFS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方法，同时结合实地走访和电话回访采集与更新样本数据，保证了数据的科学有效性及良好的全国代表性。CHFS2017年调查为该项目的第四轮调查，样本覆盖除港澳台、新疆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363个县级单位/（县/区/县级市），将近40000户家庭的微观数据，其中不仅包括家庭收支财富类信息，也包含研究需要的金融素养类信息。在数据处理方面，本研究首先剔除了样本变量存在的异常值与缺失值，并删除了未成年与年龄过大的家庭户主样本（90岁以上），最终得到12170个有效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择（详见原文）

（三）模型设定（详见原文）

四、金融素养影响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实证分析（详见原文）

五、进一步分析：商业保险购买的机制作用（详见原文）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防止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影响，本文选取同一村庄（社区）除自身以外的农户的平均金融素养水平（mean_FL）作为金融素养的工具变量（IV），从而提高实证模型的精准性。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且金融素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具体而言，金融素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在东中部地区家庭、非政府扶贫户家庭、高物质资本家庭以及高教育水平家庭有更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促进商业保险购买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显然，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具有多重政策含义。首先，应当充分意识到金融素养可以作为提升农户脱贫内生动力的有效渠道，对于引导农户理性投资、提升农户金融福祉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户金融素养提升。一方面，应积极完善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消弭金融鸿沟从而让更多农户享受到普惠性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户学习金融知识与技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指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面向农村长尾人群开展针对性的金融教育普及活动。

其次，考虑到在经济发达地区及物质资本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户中，金融素养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作用更大。因此，就治理农村地区相对贫困问题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长远目标而言，政府应该引导各地金融机构针对该地区农户的特征和既有的金融素养水平，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做到产品服务与农户偏好的匹配，引导农户进行有效的金融决策，均衡家庭资产配置，摆脱家庭单一的收入结构，达到收入“开源”的效果。

最后，鉴于金融素养对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除直接作用效应外，还存在着显著的间接作用效应。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促进农户商业保险购买。因此，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商业保险普及对于推进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展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参与弱势农户帮扶的保险公司给予费率优惠和税收优惠，并采取政府担保、政府补贴等方式，缓解低收入农户商业保险的购买压力，引导农户合理参保，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显然，这些对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