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丹等：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

范丹 李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增强消费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促进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出要“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202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农村居民汽车、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升级”。

伴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但是，从2020年农户的各项消费支出结构可以发现，其中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等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超过60%（见图2），表明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还存在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谢玲红、魏国学，2022）。消费结构与农户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因此要满足农户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就需要持续提升农户的消费结构。

农户的消费结构与消费决策紧密相关，而消费决策中金融素养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发挥着关键的作用（Lusardi & Mitchell， 2014；冯国聚，2021）。金融素养是指可以使家庭作出理智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资金使用和管理能力（Noctor et al.，1992）。然而根据《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2021年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评分为64.61，较城镇家庭低，说明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有待提高。那么，我国农村居民相对较低的金融素养是否会对其消费扩容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

支付作为最广泛、最为基础的金融活动，与农户的金融行为密切相关，故农户对于第三方支付的接受度可能会因为其金融素养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推动着农村消费场景的变化，逐渐从以传统的乡镇集贸市场为主，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型消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支付与农户消费的融合愈加紧密，因其便捷化的支付方式，能够使农户接触到更加多样化的高质量消费品，对农户消费升级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文使用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探究第三方支付的中介效应。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

现有关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宏观影响集中在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面（罗楚亮，2004；胡书东，2002；Brzozowski et al.，2010）。微观层面主要涉及家庭收入、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和社会保障等（温涛等，2013；李 涛、 陈 斌 开，2014；陈 东、刘金东，2013）。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增收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环境仍然是制约其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唐博文、郭军，2022）， 除 此 之 外， 在 当前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互联网素养和金融素养能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董志勇等，2021；孙治一等，2022；王慧玲等，2021）。

关于金融素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借贷、投资方式和对家庭财富的影响等方面（吴卫星等，2018；Chu et al.，2017；Van Rooij et al.，2012）。关于金融素养与消费的关系，总体来看，金融素养可以缓解收入差距带来的消费分层，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刘澜涛，2021），整体上增加消费性支出。具体而言，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两个方面来直接影响其消费。在消费观念方面，金融素养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升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观念的变迁（王保花、鹿方圆，2016），而金融素养是劳动力文化素质的组成部分，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具体来说，金融素养可以显著地影响居民的借贷意愿（廖理等，2021），姚玲珍、张雅淋（2020）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存在“负债性消费”，而金融素养对“负债性消费”和发展享受型的消费存在调节效应。金融知识的提高会刺激居民短期消费信贷额，增加消费支出。金融素养在对居民“信贷消费”的使用产生影响时，还会对“过度消费”产生抑制作用，消费者的金融素养还会显著促进消费者使用信用消费（孟德锋、田亮，2019）。与此同时，当家庭具备的金融素养越多，越不会发生信用卡违约行为，对其下一次消费借贷的发生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金融素养与家庭消费结构

农户的消费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对信息收集和整理的能力越强（董晓林、石晓磊，2018），能够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找到边际效用最大的消费产品，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进一步的，吴锟、李鸿波（2021）将金融素养分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发现两者不仅能够显著地增加居民总体消费支出，还能够优化消费结构。居民金融能力对质量型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但是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距，对于城镇的影响大于农村（阿丽娅等，2021）；然而孟宏玮、 闫新华（2019）发现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于农村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消费结构改善的影响更大。

也有学者从金融素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这一层面来研究。吴锟等（2022）从“互联网使用”和“信息交互”这两个机制来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消费和优化消费结构。贾立、李铮（2021）认为金融素养会通过提升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与程度，扩展发展型消费的比重。罗东霖（2021）对金融知识和家庭消费支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发挥着中介效应的作用。罗娟（2020）从生存、发展、享受性消费水平进行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会通过居民财富水平对各类消费支出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吴卫星等（2018）发现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会通过家庭储蓄率显著影响家庭金融决策，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

（三）第三方支付的中介作用

农户使用第三方支付，是一种行为，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人的行为由态度、主观规范、感知控制和意愿决定，前三者共同影响人的意愿，促使人做出行动。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不同态度会影响消费者对于第三方支付的接纳程度（曹倩等，2016），具有一定金融素养的消费者，会更加了解金融市场，从而增加对第三方支付的接纳程度。第三方支付对于农户来说是一种新型的支付方式，农户对一种新产品的采纳，不仅取决于周围人对他的态度，还取决于自身的知识水平（Yuan & Wang，2016）， 金融素养属于消费者知识的构成要素之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对于第三方支付方式的采纳程度。用户对移动支付的风险感知和权衡决定了其使用意愿（李凯等，2013），而移动支付是第三方支付中最主流的网络支付方式，同样，用户的风险感知会对其第三方支付的使用意愿产生影响，金融素养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家庭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对于风险的承受力越高，越能够承受第三方便捷支付带来的风险。

第三方支付的出现很好地缓解了农村消费设施落后和消费产品单一的问题。首先，第三方支付使用的是电子形式的货币，能够降低支付痛苦，并且便捷化的支付方式使得居民能够随时随地消费，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崔海燕，2016）。其次，伴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研究发现第三方支付可以通过网络消费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杜朝运、何岂源，2020），居民能够在线上接触到多样化的不同品质的商品，扩大了居民的消费范围，提高了消费的质量和水平。最后，第三方支付同样能为居民消费升级提供动力，数字消费信贷伴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而兴起，具有申请门槛低、审核快的特点，可以有效地缓解农户的流动性约束，进而对消费支出作出调整，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见图3）。

综上所述，可以根据不同的测度方式，将金融素养细分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上述金融素养都可以不同程度上增加居民总体的消费性支出，实现居民消费扩容；同时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增加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实现消费提质。金融素养还能够通过家庭资产配置、信息交互和家庭储蓄率等中介机制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但是大部分的文献主要是研究全体居民或城镇居民，以农户为样本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我国农村居民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并且促进农民家庭消费扩容提质升级，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焦点集中于农户的消费结构，并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第三方支付可能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户消费结构的路径中起着中介效应的作用，于是将目光聚集于“第三方支付”这一变量，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出发，来探究农户的金融素养是如何通过第三方支付影响其消费结构的。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得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1：金融素养能够提高农户的消费总量。

假说2：金融素养能够促进农户的消费结构升级。

假说3：第三方支付在金融素养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的作用。

三、数据分析

（一）数据介绍

本文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9 年（CHFS2019）的 截 面数据，能够较为贴切地体现近几年农户的消费结构和金融素养水平。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家庭，只筛选了在农村居住的拥有农村户籍的样本家庭。数据中的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金融素养的相关问题是该家庭中最了解家庭财务状况的人，因此能够代表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同时为了便于分析，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删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同时进行缩尾处理，留存户主年龄在20～80岁之间的家庭，最终得到9438户样本。

（二）变量介绍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消费结构为被解释变量。首先，数据库中已将消费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方式分为八类，分别是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服务。其次，借鉴李晓楠、李锐（2013）的做法将前四项加总，其和为生存型消费支出，后四项列为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最后，本文分别以其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当生存型消费比重越低时，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越高，表示农户的消费结构越优。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以农户的金融素养为核心解释变量。首先，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综合测度金融素养（Van Rooij et al.，2012）。其次，本文主要从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两个方面共选取6个问题来测度，用农户对利率计算和通货膨胀的回答情况表示金融知识情况，回答正确记为1，否则记为0 ；用对于金融知识的关注程度和对于投资风险的认知来衡量金融态度，根据其关注度和风险承受度由高到低打分，数值越大表示对金融知识的关注程度越高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越强；用家庭是否拥有储蓄卡和理财产品衡量金融行为，拥有储蓄卡和理财产品记为1，否则记为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首先，就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KMO均大于0.6，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故可以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其次，在提取因子时，为了使得提取的因子能够更好地解释各变量，本文按照特征值大于0.9的标准提取因子，最终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提取效果较为理想。最终提取出4个因子，计算出各因子得分（见表2），再根据各因子占总因子方差贡献率的比重加权求和，计算出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

3.控制变量。本文还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家庭特征方面选取了家庭劳动力数量（member）、人 均 家 庭 收 入（income_per）、 是 否 购 买 社 会 保 险（endowment）和医疗保险（medical）、家庭总资产（property）；在户主特征方面选取了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自身健康评价状况（health）、婚姻情况（marry）以 及 户 主 的 年 龄（age）和 其 平 方 项/100（age1）。除此之外还选取了地区虚拟变量region1（东部）、region2（中部）和region3（西部）。

4.工具变量。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示家庭将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发展享受型的消费活动，比如教育活动，可能会提高家庭成员的金融素养水平，使得金融素养与消费结构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工具变量的选择，参考了尹志超等（2015）的做法，将同一区县不同年龄分组，以组内除本家庭的其他家庭平均金融素养水平为工具变量。

5.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第三方支付（mobile），选用农户是否拥有第三方移动支付的账户来表示。

（三）描述性统计

1.金融素养。表3和表4分别是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农户在金融知识版块的回答情况。表3显示，农户对于金融知识的关注度在一般及以上的只占约20%，有将近61%的农户从不关注金融、经济；居民的投资风险承受力在平均风险、平均回报之上的占比不到15%，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家庭不愿意承受任何风险。只有12.8%的居民能够正确计算本金和利息，有17.44%的居民能够正确理解通货膨胀，60%以上的居民选择了算不出来。由此可见，我国农户的金融素养偏低。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5所示，样本中农户的平均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为36.4%，说明农户的消费仍然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使用因子分析得到的农户金融素养水平最小值为-0.686，与最大值3.421相差较大。有34.5%的农户拥有第三方支付账户，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9.899岁，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健康状况一般，家庭人口数为3.287。

（四）模型构建（详见原文）

四、实证检验（详见原文）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的数据，采用OLS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研究了第三方支付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素养是影响农户消费的重要因素，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生存型消费支出和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总量越多。第二，金融素养越高的农户用于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的比重越大，消费结构越优。第三，金融素养能够通过第三方支付机制影响农户消费结构，中介效应为0.006。此外，通过更换金融素养和消费结构的度量方式之后，再次进行检验的结果，仍然支持了上述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村委会可以与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继续在农村地区普及金融教育，为农户深入讲解利率、通货膨胀和存贷款等金融知识，帮助农户提高金融素养，更加合理地使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其次，完善互联网和农村电商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农户详细讲解智能手机和第三方支付软件的使用方法，推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以改善农村地区的支付环境，促进消费的便捷化和多样化，满足农户不同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差距，因此可以精准化地制定金融知识普及的相关政策，以高效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