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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 0, 0, 0.9)]中华家国文化的新时代阐发与实践 [color=rgba(0, 0, 0, 0.9)]田旭明 杨正梅 摘要：家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德教化、秩序维护、风气塑造、社会治理、文明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辩证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家国文化蕴含的立德修身、睦亲齐家、爱国如家、家国一体、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之道，要求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激活家风家训的社会治理功能，筑牢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升华“天下一家”的大同情怀。这是对中华家国文化精髓的创造性阐释和运用，对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推动全球发展正义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关键词：中华家国文化；家国一体；新时代[color=rgba(0, 0, 0, 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 [color=rgba(0, 0, 0, 0.9)]作者简介：田旭明，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正梅，女，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具有家国同构、家国同伦的鲜明特点，这不仅使得“家文化成为国文化的基石乃至核心”，还使得家国关系特别是家国利益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南阳集·本文》），都是家国一体结构特征的鲜明表达。这种独特的价值倾向、社会结构、政治架构和生活方式，不仅使得“家”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还衍生了齐家兴家爱家的优良传统和以“修齐治平”为主线的家国文化体系。家国文化是关于家国观念、家国关系、家国伦理、家国行为的总和，它以对家庭或家族的自然情感为基础，以“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济世爱民”为核心价值，以“仁爱万物、天下大同”为使命追求，蕴含着“中华民族成员对家园、故土、国家、民族的眷恋爱戴、情感归属、包容胸怀、价值认同和忠诚捍卫，以及对家国使命、家国一体、家国共在的深刻认知、体悟和践行”。纵观历史，家国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标识度的重要内容，在个体品德锤炼、社会风气改造、基层社会治理、国家意志整合、主流价值世俗化、文明基因传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精魂所系。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生命长青，与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处的家国文化基因及其精神伟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今天，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重视家风教化依然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基本议题，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迈入关键期，面对艰巨的改革重任和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家国情怀不能弱化，家国文化不能式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两个大局”高度，充分汲取中华家国文化的养料，将其与社会文明、社会治理、民族复兴、人类事业发展充分结合，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内含中华民族家国文化基因的新思想新理念，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这对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color=rgba(0, 0, 0, 0.9)]一、承继修德齐家之风，培育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家国文化的基础是齐家之道。在以血亲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家庭具有突出地位。教从家始，“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千秋金鉴录》），“正家而天下定”（《周易·家人》），家庭被赋予教化“第一场所”的关键地位。为维系家族和睦和宗族延续，便有了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为主要取向的种种家规家训。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睦亲齐家、立身处世、治学励志为主要内容的家训箴言和门风规约，并一直传世至今。譬如汉朝郑玄《戒子益恩书》、三国时期诸葛亮《诫子书》、南北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宋明时期司马光《家范》、清代《曾国藩家书》等。这些家书家训都深刻阐述了治家维伦之道。中华家训家风文化思想极其丰富，多为家族父母长辈对子孙后人的教导、训诫、规范之言，主要包括立身处世之规、睦亲齐家之训、修行励志之道。在立身处世方面，古代家训家风将修身养德、存仁向善作为家庭教化的主要内容，要求家庭成员以德修身、以礼待人，在处世交往中做一个合格的“道德人”。《袁氏世范》告诫后辈“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须先自省”。《包拯家训》训诫子孙后代为官须清廉公正，“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的家法就教育子孙后代要多积善行德，“吾家既以孝义表门，所习所行，无非积善之事，子孙皆当体此，不得妄肆威福，图胁人财，侵凌人产”。这些家风箴言中都表达了明礼、诚信、向善、清廉、淡泊等立身之要。在教化子孙的过程中，长辈也会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告诫子孙学会待人以诚、博爱济贫、近善远佞、宽厚忍让、和待乡曲、谨言慎行等为人处世之道，促使他们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如朱熹告诫子孙交友要慎重，要交“敦厚忠信”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的“损友”；高攀龙强调邻里平等和团结，《高子遗书》载：“外乡党中与我平等，岂可以贵贱、贫富、强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在睦亲齐家方面,古代家训多强调家族和睦才能家道兴隆，所以不乏族亲和善、家族和睦、邻里友好的经验之谈和肺腑之言。《颜氏家训》认为治家要处理好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如若不然，“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司马光指出应“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训子孙文》）；《袁氏世范》强调家庭成员要宽容和睦，“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身有疮痍疣赘……惟当宽怀处之”，凡事宽恕忍让、常怀包容之心，便能家道和顺。在修行励志方面，古人注重以身立范、以言勖勉，教育后辈从小锻造良好道德品行、立铿锵报国之志。嵇康《家诫》将励志提高到区分“人”与“非人”的高度，“人无志，非人也”。在他看来，“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颜氏家训》勉励子孙“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明代姚舜牧家训《药言》叮嘱子孙后辈做人要砥砺志向，“老当益壮，贫且益坚，是立志之说也”。清代理学家王心敬倡导“行志达道”的治家理念，其《训子帖》叮嘱儿子立志才能成业，“故君子欲砥德进业，时时以责志、励志为第一义”。这些家训表达的殷切期盼，确为教导后辈勤勉治学和修行励志之道的金玉良言。在传统社会，家是社会的根本。家不仅是一个事实性的空间存在，更是一种伦理性和精神性实体。围绕齐家治家兴家而形成的家训家风是维系这种精神和伦理实体的枢纽。家训家风虽然因家族或族群的生活环境相异而出现教化方式或侧重点的不同，但在价值终极追求和主体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都涵盖耕读传家、勤俭兴家、德善齐家、清廉护家、和睦旺家、知礼传家等内容，将传统主流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文化道德精髓融入为人、为官、治家、处世之道，塑造与中华优秀道德相匹配的家庭伦理和风范。可以说，传统家训家风文化通过上行下效与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化子孙恪守“礼、义、廉、耻”等道德准则，弘扬“忠、信、爱、仁”等传统美德，促使家庭成员明辨是非善恶，锤炼道德品行，塑造健全人格，进而达到道德教化、敦风正俗、风化育人的治家齐家目的。虽然传统家训也存在一些“愚忠愚孝”“明哲保身”“宣扬宿命论”等消极成分，但毕竟不是主流成分，其积极因素和影响必须予以历史性肯定。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剧变，过去的大家庭被原子化、核心化的小家庭取代，市场经济刺激下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伸张使得传统家训家风文化维系的道德秩序遭遇冲击，熟人社会依托道德和情感烘托的家族氛围遭遇陌生人社会契约式思维和商品化意识的冲击，家庭的社会功能开始弱化和收缩，家庭的神圣道德境界逐渐淡化，各种家庭教化及治理问题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单元，依然是道德教育和文明修养的第一场所。社会是否和谐，要看每个家庭是否和谐；人民生活是否美好，要看每个家庭是否美好。家庭文明依然是社会文明的基石。过去家训家风文化虽然也内含一些糟粕和不适应新时代的成分，但其对后辈立德修身的教育、严谨治家的劝导、与人为善处世之则的劝谏、家国一体爱国情怀的倡导等治家齐家之道，在今天仍有传承借鉴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是人们心灵的归宿”，更是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场域。“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所以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这是对中华文明重视家庭家风传统的继承，更是中华优秀家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在时代的相汇。培育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其要义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都是中华家文化中孝亲敬长、精忠报国、以德立家、睦亲齐家、和待乡曲等家庭美德的弘扬，同时又融入了马克思主义家庭伦理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内涵和集体主义取向，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精神和公共性品质。可以说，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是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时代延续和升华。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这对弘扬中华家文化、助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color=rgba(0, 0, 0, 0.9)]二、继承睦邻治乡之道，激活家训家风的社会治理功能 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及其治理格局决定着家族尤其是内蕴其中的家训家风文化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国文化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稳定政治秩序的需要，那么家文化则更侧重于乡土中国与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规范、道德教化和行为指导，并由此延展至整个社会，协同国家礼法等文化，建立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规范体系与伦理道德秩序。”古代社会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行的是国与家分治的治理模式。因“皇权不下县”，囿于国家权力伸张范围和治理精力的有限，国家治理力量的触角主要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多以地方乡绅和族长的自治为主。乡村社会的知识普及、一般的矛盾纠纷化解、公共物品调配供给、公共财富创造、文化礼仪活动等多需要依靠乡村贤士精英的管理或调节，所以“县下宗族”特别是一些大家族和乡村精英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虽然不在官方政治体制之内，但因为“从中能够获得一种从家到国的政治想象，形成了一个以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起点，到造福乡里，再到为天下立功、立言为人生终点的人生目标谱系”，所以也产生了一种较强的个体和社会价值感。在这种背景下，内嵌于家族之中的家训家风自然也就与乡村社会治理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联。“家族是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基于家族基础之上的家风文化植根于乡村社会的深层土壤，在维系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家族传承与发展及乡村社会秩序维护的蓄水池。”古代家训家风因宗族的不同而内容上有所差异，但总体都是以立德修身为圆点、以和谐之道为轮廓、以规则意识为指向，内含德善并举、内和孝亲的修行之道，同舟共济、助人为乐的处世之规，和善睦邻、容仁济众的维伦之训，从修行、励志、为学、维伦等方面授予家庭成员“何可为、何不可为”的伦理之规，对个体行为和社会交往具有很强的道德约束力和规范力，因而对社会治理也产生直接影响。一定意义上说，在家族地位突出的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鱼肉乡里”的地方恶霸和纨绔子弟，但总的来说，家训家风在涵养社会治理主体品质、净化社会治理环境、勾勒社会治理的道德边界，为基层社会治理培育“德才兼备”的治理主体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是社会行为约束、社会关系协调、社会风气优化、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价值支撑。近代以来，在文明碰撞、制度重塑、经济体制变迁、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现代化的步伐加速推进，原有的“家”的结构、文化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深刻危机，民族蒙难、文明蒙尘，受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目标的驱动，为了充分汲取社会资源和凝聚应对危机的合力，在一定意义上需要“打破以家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将国民从传统的宗法伦理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想象”，进而强化国家认同和荣辱感。在这种境遇下，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宗族意识以及宗族伦理自治格局遭遇冲击，民族和国家意识因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不断抬升，“国大于家”“国家认同高于宗族认同”的伦理关系在主流价值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价值日益多元和个体主体意识的增强，传统家庭模式和结构遭遇“崩塌”，传统家庭道德地位、社会功能和政治属性遭到削弱，家庭从公共性空间和集体性场域中“脱域”成为私人生活空间，原子化、核心化、微型化的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的普遍特征。资本魔力的吸引、现代城市的繁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自我主张和权利意识的膨胀，使得一些人原有的家族情怀、乡土情缘逐渐淡薄，家谱家族意识逐渐褪色，家训家风的文化自觉、道德约束力和社会治理功能也随之减弱。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据此认为可以“去家化”，甚至任由家庭地位和家风功能日益萎缩。今天，家庭依然是社会基本单元，依然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和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依然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重要据点，而且在现代流动性加速的社会，在安全焦虑普遍滋生的境遇下，个体也需要将家庭作为避险和寻求精神安乐的情感港湾，所以我们仍然要重视家风家训在促进社会治理、维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价值。尤其在环境复杂和风险频发的不确定性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蜂拥而至，单纯依靠国家治理将会力所不逮。分担国家治理压力、提高自治能力和治理效能，亟须社会自组织和社会文化的力量，其中就包括高度重视家庭这一社会的基石和基本单元，激活家风家训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充盈社会治理力量、丰富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换言之，激活家训家风的社会治理功能能促进新的社会伦理治理格局形成，成为减轻国家治理压力的减压阀，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缓冲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要依靠家风家训的伦理规约处理好社会事务、解决好社会纠纷，“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从家庭家教家风层面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吸引群众走出‘小’家、融入‘大’家，积极参与和谐社区、美丽乡村等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关于家庭家风家教的政策法规和专项工程陆续出台，助力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和促进社会秩序和谐。这些重要思想和实践是对传统家训家风睦亲友邻、和待乡曲、济危扶困、亲仁爱众等社会治理理念和功能的合理承袭，是对培育新时代家风文化，并将其与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结合起来，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进而激活家文化社会治理功能的制度化规定和期待，这对提升基层社会文明程度，优化基层社会道德秩序，激发社会自组织治理动力，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减轻国家治理压力和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成效具有重要价值。简言之，在今天这样充满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社会状态下，新时代优秀家训家风在塑造个体品德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培育个体的价值共识、公共德性、公共价值信念和精神境界，强化他们共生共存、合作治理意识以及公共性品质，自觉抵御各种明哲保身、冷漠抗拒、佛系无为、机械应付、被动合作的社会心态及行为，提升共建共治共享社会系统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乡村治理、风险治理、危机管理等实践环节，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格局中积极的一环。[color=rgba(0, 0, 0, 0.9)]三、弘扬爱国如家传统，铸牢家国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是一种崇尚道德至上，追求家国一体、家国同伦的圆融性伦理文化。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中，忠孝乃一体，个人、家庭和国家是命运共同体，“烈士之爱国也如家”（《抱朴子·广譬》）。家族中“始于事亲”的“孝”，可以“中于事君”。人们理解的对国家的“忠”也是“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忠经》）。可以说，“家”既具有血缘层面的原生性，又具有社会层面的扩展性。“家是社会与国家的原型。家的亲亲，构成社会的尊尊、代际之间的长长，进而构成国家的忠君之本体性的依据。”由此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家—国—天下的政治格局。家与国不是两个分离独立的实体，而是在价值原则上同构、道德规则上同伦、运行模式上相通、组织架构上同理。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家国同伦、家国同在是中华家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移孝作忠、爱国如家、爱民如子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鲜明写照。《大学》有言：“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家国本为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治国必先齐家，家齐而后国治。有鉴于此，古代许多家风家训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家正而余无不正，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的信条来教化引导子孙后辈，告诫他们坚守忠孝一体、治国如家、恤民效国。可以说，家国一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基因使得立家规、育家风的传统绵延不绝，而家规家风在教化内容上都将忠孝一如、家国一体作为核心价值，这不仅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更是一种生命自觉和文化承续。不过也要说明的是，虽然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利益冲突的时刻。一旦发生冲突，受儒家“重义轻利”“去利怀仁义”“以公义胜私欲”的义利观影响，开明大义的贤人志士都会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位置，家庭和个人利益要为之做出让步。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家国情怀也是爱国如家之伦的重要价值境界和道德义务。中华家国文化中家国一体、爱国如家、舍小家保大家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得到了全面阐释和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反复强调要重视家风建设和家庭幸福，还秉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始终强调家与国密不可分和命运与共。他认为，家庭承载着厚重的国家伦理期待，“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唯有“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因此，广大家庭必须“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主动承担起“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的重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的大义，对舍小家保大家的行为高度认可和推崇。他曾援引历史典故说：“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这些重要论断以“家国伦理共同体”为伦理本位和道德格局，与中华民族“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同频共振，蕴含着对家的依恋、对国的认同、对家国共同体的担当，是个体修行、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体现着对中华家国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的新时代传扬，同时内嵌了无产阶级政党初心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基调及价值底色，融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基调，为新时代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根本性价值导向。此外，爱国如家、家国一体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和历史的范畴，有着特定的时代规定、制度边界和文化习惯制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落后挨打的境遇中逐渐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关键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所以今天谈家国情怀不能虚无化和悬空化，一定要将爱家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和情感自觉。习近平总书记为此特别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特别要求落实家庭责任，引导人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推动铸牢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培养家国情怀。所以新时代我们强调铸牢家国共同体意识，不是只有“家”和“国”两个场域性和精神性实体，其中还内含着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不能脱离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任何将爱家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分开，宣扬“以爱人代替爱党爱国”的行为，都是居心叵测的政治和历史虚无主义。爱家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损害其中任何一个，就会伤害另一个。新时代家国共同体意识既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如家的优良传统，又结合现实文化语境和政治制度特色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境界。[color=rgba(0, 0, 0, 0.9)]四、延展“天下一家”之胸怀，升华天下大同情怀 在中国人的家国文化及其伦理架构中，“天下之本在于家”。“天下一家”“一同天下之义”是人文理想，“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是美好愿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是处世信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是责任担当。这种具有包容格局的天下观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秩序和价值追求。在古代宗法制社会，“家”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家集成“族”，族聚成国，因而要先“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不是家族与国家乃至天下万物关系的虚拟表达，而是王道政治的贯彻、情感德性的舒展，更是一种立足于人道关爱基础的伦理生活图景。突破个体的“小家”走向天下的“大家”，将对父母的孝顺、对兄姊的仁爱延及爱宗族、爱国家，更推广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爱天下之境界，主张天下一家、协和万邦、万物胞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中华民族“家国天下”情怀的内涵，也是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所以中国传统家文化中就融入了“爱天下”“爱世界万物”的道德劝善，以及发扬集体主义与公益精神的伦理箴言，劝诫和教导后辈要传承“承载万物”的品德，秉持仁爱众生和“天人合一”的理念，传扬“和谐大同”的情怀。例如，《弟子规》强调“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三国名臣向朗教导子孙“天地和则万物生”；《钱氏家训》告诫子弟“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左宗棠家书《与孝威孝宽》教子“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融彻于心”；康熙在《庭训格言》中指出“仁者以万物为一体”。可以说，中国人的家情怀不仅局限于“小家”，还扩展到“生灵万物”和天下之家，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兼爱品德和济世情怀，不仅超越了宗族、疆域与国家之界限，也打破了人际、物我之间的障碍。“兼济天下”的家国文化基因在新时代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反复强调广大家庭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还秉持“四海一家”、和衷共济的理念，立足于“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世界和谐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关于世界建设的中国方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内涵、历史担当、国际主义和全球正义的天下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所以世界各国要“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立足于历史实际，将“胸怀天下”作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一带一路、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为世界和平、绿色和开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富有人类情怀的思想和实践是对中华“家国天下”伦理观的时代扬弃，也是中华民族天下一家、兼济天下、天下大同情怀的时代升华，深刻彰显了中华家国文化的生命韧性和时代延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这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使命。换言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是中华家国文化精髓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思想、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当今时代主题等相互融通结合的思想结晶，对回答世界之问、解决世界难题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color=rgba(0, 0, 0, 0.9)]五、中华家国文化新时代阐释运用的价值意蕴 中华家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记忆和文化财富，其道德准则、美德诉求和价值引导不仅达到了道德教化、风化育人、安民治世、文明传承的良好成效，还塑造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品格、和谐互助的道德风范、勤劳奋进的民族本性以及“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品格，对中国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中华家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并用于新时代中国治理实践，对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推动全球发展正义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1.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社会文明程度是事关国运兴衰的重大议题。家风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价值缩影。中华家国文化将“和”与“礼”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既主张以礼待人、宽厚忍让，又倡导以和为贵、兼容并包，为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文明风尚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天，随着社会发展与环境流变，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与传统社会不同，家庭结构模式及家庭的社会属性都发生了变化，但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石，良好的家风是优良社会风气的坚实支撑。家风连着民风社风国风，家风正则民风纯国风清，社会文明程度、国家精神面貌与家庭教育、家庭教化、家风熏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前，受社会剧烈变迁和文化碰撞等多重因素影响，人们虽然感受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体进步，但局部和部分领域的价值困境和道德危机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其中就包括家庭伦理隐忧、公共品德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共同体意识缺失、价值理性迷失和混沌、理想信念滑坡等。这些精神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家庭教育和家风文化的道德教化及价值引导功能。所以传统家国文化的时代转化和发展，特别是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对接，能加速推动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家国文化体系建构，必然有利于在新的时空环境中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责任田，激活传统家训家风的生命力，筑牢家风文化的育人高地，塑造和锤炼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促使他们提升道德境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铸牢道德共同体意识，这对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大有裨益，有助于家庭文明与社会文明的融会贯通，“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2.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且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韧性和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文化深厚的家国情怀是分不开的。古代社会家国文化中内含的爱家守德、报国恤民、心怀天下等价值理念也在一定意义上夯实了中国人家国一体、民族团结和舍小家保大家的国家与民族意识。所以中华家国文化不仅是家规家训和家庭风气的表达，还是铸牢家国意识、支撑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其实宏大的民族复兴梦正是在个人梦与家庭梦的微观叙事和实现中得以舒展。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和改革难题，只有涵养浓厚的家国情感和爱国如家的精神，才能为画好同心圆凝聚民族复兴力量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所以挖掘中华家国文化中保家卫国、爱国报国的精神资源，将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并与爱党、爱社会主义融会贯通起来，才能进一步唤醒人们的家国责任感，引导和激励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铸牢家国共同体意识，厚植担当和斗争精神，增强国家归属与认同感，进而将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理性平和的爱国行动，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凝聚攻坚克难和拼搏奋进的同心结，形成汇聚发展合力的同心圆，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动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用我们4亿多家庭、13亿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3.推动全球发展正义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特别是面临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局部动荡、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的持续蔓延和不确定性风险的显著增加，世界各国命运更加彼此相连，相互依存更加深入。任何的单边主义、零和博弈、排他主义的思维都会引起普遍性连锁反应。其实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之日起，各个国家开始逐渐走出封闭隔绝状态，由单个原子状态连接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受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人类社会要实现更好发展就注定需要共同的价值体系、公正的治理准则、普遍交往的道义法则和天下为公的人类情怀。中华家国文化不仅关注一家一户、一族一国之稳定和安宁，还内含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美好理想和价值诉求，这也为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精神世界注入了为天地立心、为天下开太平的博大格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充分发扬中华家国文化“天下一家”的大同情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类事业谋进步”的初心使命和建设美好世界的愿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并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提出“双碳”目标、携手合作抗击疫情等实践积极践行这一理念。“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希望“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这种“为世界谋福祉、为天下谋大同”的国际主义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家国文化的时代魅力和价值拓展，既顺应了时代主题、直面了世界发展难题、反映了各国人民愿望、坚持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又为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注入了积极、稳定、建设性的中国智慧、方案和力量，为推动全球发展正义提供了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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