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

一、引言

近年来，绿色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所谓绿色消费，是一种以“绿色、自然、和谐、健康”为宗旨并有益于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消费方式，它是各类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全过程贯彻绿色低碳理念的消费行为（Tripathi & Singh，2016）。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培育绿色理念、促进绿色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影响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人口统计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心理因素和认知因素等居民内部因素（任胜楠、蔡建峰，2020；陈奕奕，2021；杜建国、徐玉环，2022；李静等，2022；张懿玮、徐爱萍，2022；孙瑾等，2023），以及市场激励因素、社会压力因素和信息助推因素等外部因素（D’Haultfœuilleet al.，2016；Lin & Nayga，2022；赵莉等，2021；肖捷等，2022）。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向（黄益平、黄卓，2018；Yang & Zhang，2022）。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易行健、周利，2018；张勋等，2020；Luo et al.，2022；Yang & Zhang，2022），但很少关注其对绿色消费的影响。

事实上，数字普惠金融可能为绿色消费提供支持，具体表现在（赵莉等，2021）：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能够为居民进行绿色消费提供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以支持环保企业的发展和环保项目的实施。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及透明度，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监管技术，确保绿色消费项目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进而促进居民绿色消费。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提供的支付和结算方式更加便捷、安全和快速，可以优化绿色消费者的支付体验和效率，从而促进绿色消费的普及和发展。

进一步来看，如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对居民绿色消费产生促进作用，那么这一作用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调节效应的影响。首先，环境意识、环境价值观等环境认知变量对居民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贺建风等（2022）总结多篇文献后发现，环境敏感度对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其中环境敏感度是指个体对环境的欣赏、关心和同情的情感特质。其次，亲社会行为与绿色消费之间往往存在密切关系（孙瑾等，2023）。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出于社会责任和道德考虑，自愿采取行动以帮助或利益他人及社会。有理由相信，亲社会行为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环保行动，增强对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的认同感，从而影响绿色消费支出。最后，社会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其中蕴含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可以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特别是大量的环保信息和绿色消费知识的传播，可能会引起人们环保意识和消费观念的转变，进而促进环保和绿色消费支出的发生及传播（杨晓敏，2022）。上述因素均可能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绿色消费的提升作用，但这一结论尚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农民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而培养农民绿色消费习惯是增强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就变得重要起来。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来看，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间，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异质性，是否会随着环境敏感度、亲社会行为程度和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18数据，并结合县域层面的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之处：

第一，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已开展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但很少有研究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展开。本文对此展开研究，能够丰富绿色消费领域的研究内容。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获得普遍认可，包括对消费的影响也得到广泛研究，但很少考察其对绿色消费的影响。本文考察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比较不同子维度影响的差异，可以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影响的认知。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背后蕴含怎样的作用机制，鲜有文献提及。本文考察这一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如何随着农户环境敏感度、亲社会程度和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而产生不同，可以拓展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内容和层次。此外，已有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研究多集中在省级或市级层面，而县域作为农业农村的重要活动空间，考察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可能更为科学和准确，而本文尝试在此方面作出改进。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对相关文献展开回顾和总结，然后提出若干研究假说有待后文检验；第三部分在构建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对所使用数据进行介绍，之后构建变量；第四部分汇报了回归结果，并进行分维度比较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进行异质性分析后，进行了调节效应研究；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

二、相关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提出

（一）文献综述

1. 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前，关于居民绿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绿色消费支出和支付意愿两个方面，鉴于主观的支付意愿和客观的支付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相关影响因素也多有重叠，因此本文不再严格区分两类文献。关于影响因素，可以简要归纳为居民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

第一，居民自身因素，包括人口统计特征、心理特征和认知特征。（1）人口统计特征。许多研究显示，女性、青年、中等收入和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更倾向于表现出绿色消费行为，但也有研究认为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和绿色消费行为的关联性较弱（任胜楠、蔡建峰，2020；周洁红等，2022）。（2）心理特征。部分文献转向环境关心等心理特征对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如陈奕奕（2021）的研究认为，居民环境敏感度的提升对其绿色消费总量具有促进作用；杜建国、徐玉环（2022）的研究发现，环境亏欠感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绿色消费意愿；李静等（2022）采用实验法，考察了物质主义影响绿色消费的边界条件，即绿色产品炫耀性的调节作用。（3）认知特征，包括环境知识和利他偏好等。张懿玮、徐爱萍（2022）的研究认为，绿色教育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孙瑾等（2023）通过实验法，比较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对个体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差异。

第二，外部因素，包括市场激励因素、社会压力因素和信息助推因素。（1）市场激励因素，强调经济损益诱导推动绿色消费行为。如D’Haultfœuille etal.（2016）研究发现，对于低排量汽车的经济奖励会有效降低法国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社会压力因素，强调他人和社会情境推动绿色消费行为。如王兆华等（2022）研究发现，节能信息曝光度对节能家电销量的影响正向显著；杨晓敏（2022）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社区同群效应。（3）信息助推因素，可通过传递产品服务绿色信号和进行绿色信息干预两条渠道，增强居民绿色消费偏好，诱导居民主动采取绿色消费行为。比如，赵莉等（2021）研究发现，传统媒体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新媒体具有促进作用；Lin &Nayga（2022）的研究发现，在环境信息的干预调节下，绿色身份标签显著提高了消费者对绿色食物的偏好和支付意愿。

2.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

事实上，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学者们也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谢绚丽等，2018；何婧、李庆海，2019）、减贫增收（尹志超等，2019；王曙光、郑夏莹，2022）、收入差距（张贺、白钦先，2018；王修华、赵亚雄，2020；周利等，2020；鹿光耀等，2022）、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滕磊、马德功，2020；孟维福等，2023）、信贷或资产配置（吴雨等，2020，2021）、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战明华等，2020）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近年来，诸多学者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易行健、周利（2018）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尤其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中低收入阶层家庭中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标中的支付、保险和货币基金三个子指标也具有促进作用。张勋等（2020）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该研究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支付便利性促进居民消费，而放松流动性约束并不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杨伟明等（2021）的研究总结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显著提高了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并促进了消费升级。Luo et al.（2022）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该作用在东部地区家庭、城市家庭和富裕家庭中更为明显，其作用机理在于促进创业和增加收入。Yang & Zhang（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消费不平等，进而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实现。

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消费的影响。如王文姬、顾江（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明显促进了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和文化消费占比的提高，促进了消费升级。然而，很少有文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消费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能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产生积极影响，原因主要如下（赵莉等，2021；周洁红等，2022）：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农户提供更多的绿色消费选择，包括但不限于帮助农户发现和购买环保产品及服务。例如，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绿色能源供应商的信息，使农户更容易地购买可再生能源，或提供绿色产品的贷款和支付选项，使农户更方便地购买环保产品。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农户绿色消费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帮助农户以更低的成本购买环保产品和服务。例如，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绿色产品的折扣和促销服务，使农户更易接受这些产品。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农户的绿色消费意识，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教育来提高农户的绿色消费意识。例如，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有关绿色消费的相关资讯和教育，以及环保产品的评级和评价信息等，帮助农户更好地了解绿色消费的益处和作用，从而促进绿色消费。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如下：

H1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即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农户绿色消费支出越高。

本文认为，随着农户环境敏感度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原因主要如下（赵莉等，2021；陈奕奕，2021；张懿玮、徐爱萍，2022）：首先，农户的环境敏感度越高，越会导致更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环保产品或服务，而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更加便捷的支付方式和更好的信息服务，从而帮助消费者更容易获得环保产品或服务。其次，农户的环境敏感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越可能会增加绿色消费的相关服务和产品。例如，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开发绿色消费的专属信用卡或贷款产品，为消费者提供购买环保产品或服务的优惠条件。最后，农户的环境敏感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也越可能会加强对环保产品或服务的监管和审核，以保证产品或服务的环保性能及质量。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如下：

H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户环境敏感度的提高而进一步增强。

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户亲社会行为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增强，原因如下（周洁红等，2022；孙瑾等，2023）：首先，亲社会程度越高的农户往往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愿意为社会和环境作出更多的贡献。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便利和安全的支付方式，可以更好地支持农户进行绿色消费，从而满足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农户的需求。其次，亲社会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倾向于选择绿色、环保的产品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农户更加方便地进行绿色消费，从而更好地支持具有环保意识的农户的绿色消费行为。再次，亲社会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加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和建议，引起其他社交网络用户的关注并对它们起到参考作用。这可以帮助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在社交网络上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广，从而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的普及和推广。最后，亲社会程度越高的农户会更加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声誉，愿意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来展示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感。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安全、快捷、方便的支付方式，更好地支持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展示和宣传。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如下：

H3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户亲社会程度的提升而进一步增强。

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户社会网络的提升而有所增强，原因主要如下（王建明等，2021；杨晓敏，2022）：首先，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朋友、家人和同事之间的社交影响，促进农户进行绿色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等渠道，将绿色消费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进一步扩大社交影响的范围，促进居民绿色消费。其次，社会网络可以帮助农户更快速、更全面地获取关于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信息，让农户更方便了解及选择绿色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在线社区和数字化广告等方式，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定制化的绿色消费信息，进一步提高信息获取效率，促进农户绿色消费。再次，社会网络可以帮助农户建立更加紧密的社会关系和信任度，进一步增强绿色消费的信心和决心。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可以通过数字化信用评估和社会信用体系等方式，帮助农户建立更加可靠的信任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户绿色消费。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4如下：

H4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户社会网络的提升而进一步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来说，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都是“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及其调节效应可能会部分适用于传统金融，但二者在促进农户绿色消费方面可能存在差异。相对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绿色消费方面可能存在如下优势：首先，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覆盖更广泛的地区和人群，包括农村地区和较为贫困的农户，为他们提供便捷的绿色消费等相关金融服务。其次，更低的门槛和成本。传统金融需要农户提供大量的担保和资产，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降低融资门槛和成本，为农户提供更加灵活和便宜的金融服务。最后，更多元的产品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绿色贷款、绿色保险、绿色信用评估等，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总之，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在促进农户绿色消费方面具有更加广泛、便捷、低成本、多元化和精准化等特点，有望为农业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得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弥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普及数字化技术和金融产品，使更多的农民和农村企业受益于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缩小城乡金融差距，业已成为我国农户获取金融资源的主要形式，也深深渗透到农户的日常生活及生产中（黄益平、黄卓，2018）。因此，本文综合考虑之下，重点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的影响。

三、模型、数据与变量（详见原文）

四、回归结果分析（详见原文）

五、进一步分析（详见原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CFPS2016-2018数据，考察了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户绿色消费支出的影响、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比较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子维度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农户绿色消费支出越多，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就不同子维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对农户绿色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但数字化程度并无促进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绿色消费氛围村庄的农户间存在差异。第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农户环境敏感度和亲社会行为程度的提升而有所增强，但不会随着社会资本水平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并结合具体国情，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推广数字支付、电子商务等方式，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率。与此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例如提高服务效率、增加服务渠道、降低服务成本等，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通过智能推荐、个性化服务等方式，引导农户形成绿色消费理念。例如，可通过APP推荐绿色产品、提供绿色消费评估报告等方式，帮助农户更好地了解绿色消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再次，政府可以加强对环境问题的宣传力度，利用多种媒介形式向公众传递环保理念和知识，提高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最后，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社会激励措施，例如优惠购买、奖励积分和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居民积极参与环保和绿色消费，提高亲社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