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徐勇:“湖北佬”之于社会治理有何意义？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社会由人构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基于对人的理解。10多年前，我们参与了华南地域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当近年来这一创新范式进入到湖北地区后，我们也参与其中，从中发现这一创新范式在两地表现的差异性。为了理解这种差异性，我们试图寻找其历史底色及其底色中的人。

人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常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指称湖北人。“湖北佬”是如何生成的呢？这又要从一方水土说起。

2010年，我们参与广东北部的地方研究。在农村调查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号称最为发达的广东，竟然还保留人类学家摩尔根说过的古老的宗族血缘社会形态的残余。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于其深层次的社会底色不同；中国的不同区域之所以不同，也在于其深层次的社会底色不同。2015年，由我发起的“深度中国调查”计划得以启动。该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中国分为七大区域进行村庄传统调查，相当于社会形态“考古”。七大区域我都走到了，对不同区域传统社会的历史底色有了相当了解。

在进行长江区域的调查中，湖北是主要省份。从湖北西部到东部的实地考察，使我发现了湖北省这一方水土的典型特征。

湖北省属于长江流域，长江穿省而过，人们生活形态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因水而生，依水而居。历史上的社会形态表现为“小、分、散、流”的特点。

“小”是指生产规模小。湖北省以种植水稻为主。稻田的地块面积小。一块十亩的地已算较大面积了。而不种植水稻的山区，地块更小。这与黄河平原一块地能够有上万亩的情形形成强烈对比。

“分”是指分户经营。由于生产规模小，不需要生产者更大规模的相互合作，生产方式主要是分户经营，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特别发达。这种生产方式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分”的理念。　

“散”是指居住分散。人们因水而生，依水而居，居住形态分散。湖北的自然村的村名大多是一个姓加上一个地方的特征，如林彪的故居为林家大湾，我所在学校的地名分别为陈家湾和杨家湾。自然村聚落的规模普遍不大，在平原地带，也就数十户；丘陵地带十多户；山区有的只有三、五户。而北方的自然村落规模普遍较大。我调查的陕西的一个村，人口竟然达到上万人。

“流”是指人口的流动性强。湖北省长期以来是移民大省。如经常所说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华南地区尽管也是稻作居，但聚族而居，祖宗是不能脱离故土的老根。后代围绕老根共同居住，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宗族村庄。湖北省的移民较多，他们犹如一棵大树掉落的碎叶，四处飘散，缺乏长期稳定的共同根脉。

正是这一方水土，塑造了湖北人的某些秉性。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灵”，包括灵巧、灵敏、机灵、灵活等，主要是指会动脑筋，聪明。“天下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善于动脑筋打仗的林彪便是代表之一。动脑筋是一种个体性行为，这种个体性行为表明人的独立性，楚国人“不服周”便是这种独立性的反映。但是，个体性和独立性如果超过一定限度，便难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一致和默契，形成自组织的共同体和内生的社会秩序。

从我对全国分区域的田野调查经验看，湖北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内生组织和秩序是最弱的。在华南宗族村庄，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将同宗同族的人聚合在一起，人们根据内在的血缘关系规则决定自己的行为，再聪明的人也受制于血缘规则。在东南区域，发达的商品经济内生着人们的交往秩序，经济契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不同利益的人也可以结合成基于规则的经济共同体，再聪明的人也要服膺于经济规则。在黄河流域，集中居住的生活形态要求人们服从相应的生活规则。这种规则甚至以某种强制性为基础。我曾经在一个集体化程度比较高的村庄访问，在当地人看来，要维护统一的集体，可以诉诸暴力。这对于我这个出自长江流域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而在西南地域的“村寨”，其隐性领袖则是长期历史沿袭的“寨老”，并围绕“寨老”自我生成村寨秩序。

正是因为缺乏内在的组织和秩序，长江流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将分散的个体化的农民统合起来。这种外部性统合与内生的个体化和独立性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并给社会治理带来困难。在华南宗族村庄，外部性的行政权威与内生的宗族权威处于二元状态，各有边界。在东南区域，基于商品经济而生成的权威和秩序已深入人心，即便是行政权威也要受到限制。在黄河流域，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威与内生的集体意识是一致的。在长江流域，一方面要依靠外部的行政权威将人们统合起来，另一方面，高度个体化和独立性的个人又对行政权威具有很强的疏离性。归纳起来就是，自己组织不起来，又不愿接受他组织；每个人都是权威，难以形成更大权威力量。

社会治理要了解社会，社会是历史的产物。长期历史形成的社会底色及其底色当中的人对当下的社会治理有着深刻的影响。来自“民主故乡”的托克维尔在故乡没有找到民主，后到美国考察，写下煌煌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在托翁看来，美国的民主得以实现并得到维持的三个最主要条件是：民情、制度和地理环境。他还强调：“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按照贡献度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美国民主制度得以维持的独特因素就是民情。”当然，当年的托翁只是基于国别比较，没有做国家内部的区域比较。　

2015年启动“深度中国调查”时，对于这一调查的现实价值尚没有深刻认识。随着基于特定区域形态生成的社会治理范式进入到另一区域时产生的困难，或者说有一些“水土不服”，我们愈来愈深切感受到当年所做，现在还在补的区域村庄传统形态调查的价值。“湖北佬”是历史的产物，但他并没有成为历史。(来源：乡村发现转自：田野政治学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