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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史作为一个探究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过程、脉络与趋向的专业学科,反映了研究者对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表现为各种群体组织形式和相应的社会形态,几千年来,既在时间中生发,又在空间中发生。今天,人类社会纵向上已经发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横向上正在迈向包括各种群体组织在内的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由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的复杂互动开拓出的客观进程,同时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这一现实基础促使世界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面临如下基本的时代要求,即反映中华文明传承、立足中国国情、解释当今世界的形成进而引领文明进步事业的发展。研究者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积极发扬中国世界史学科优良的学术传统、直面并回答学科学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一 世界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中期世界史研究萌生开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艰危局势时,便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对接到近代以来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范围之中,积极实现摆脱列强侵略和中国文化自新的双重目标。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世界史研究者能够直面并积极回应时代主题;发扬民族精神;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道路;持续探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借鉴吸收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批判世界史研究和编撰中的“欧洲中心论”,等等。我国世界史学科已经确立了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世界史应当持有的基本框架,即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这个最根本因素出发,从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入手,说明人类社会结合为统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我国世界史学科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下,同时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借鉴国外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史学宝库,“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中国历史学产生了众多优良传统,例如,连绵不断的记史(通史)传统,以人的具体活动为记述主题的人本思想传统,实事求是的“直书”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规律探究传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文献运用传统,“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历史叙事传统,多样的史书体裁实践传统,追求历史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博学”传统,知古鉴今的致用传统,重视记述已知世界的“天下”传统,等等。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些优良传统反映和巩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统一发展,为世界史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滋养。 马克思主义史学使世界史学科获得了分析人类社会演进的科学理论资源。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学中日益得到应用并成为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与中国这样连续发展的文明古国、人口大国的历史性结合,必然会产生中国特色的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学术传统。例如,坚持与时俱进地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努力探索中华文化立场与世界视角的有机统一;注重运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基本方法;综合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世界历史”理论,等等。这些都推动了我国学者在探讨人类社会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对应关系中辩证考察世界的演变。 借鉴国外史学发展成果,有利于世界史学科扩展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例如,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全球史研究与我国世界史研究日益频繁的交流互动,以及西方全球史取得的成果与显露的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学者不断深化对世界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关系的探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世界史知识体系建设向国际史坛展示的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的历史、现实与走向的判断,显然要在全球范围内接受实践的检验。与国外学界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合力开拓学术交流、文明互鉴的新局面。 二 包含世界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实践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力支撑之一。在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前提下,世界史学科面临着阐明世界的形成并分析其趋向的迫切任务,这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在本体论上要重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研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摆脱贫困、消除压迫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典型的人类社会的纵向新发展推动横向发展,即在全球范围推动互联互通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构建。这与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以对亚非拉人民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为基础的世界横向发展,即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等范畴分类的中心与边缘性质的等级化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比。这项研究不仅展现人类历史演化的脉络与趋向,而且揭示世界基本结构和形态的变化;既需要中外文明比较性质的历史理论探讨,也需要大量史实资料支撑的实证研究,是新时代世界历史研究在本体论上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第二,在认识论上要重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明交流交融研究,特别是支撑全球文明互动的跨区域交流机制的比较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成功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发展中国家探索新型区域合作互利模式的能力不断提升。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在内的亚非拉地区广泛的文明交流实践,正在推动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发展。这些新型机制的特点是大小国家的主权平等原则落到实处、结伴而不结盟、相关国家的安全及立场都得到尊重和互利协作,注重提升参与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这不仅与19世纪西方国家主导的二元对立的、带有暴力侵略性的交往模式有天壤之别,而且与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建立在地缘博弈基础上的排他性区域合作机制具有鲜明区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外交往的突出特点,是推动国际社会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范围内不同时期的区域或跨区域交流在动力、内容和影响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将切实推进对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深入认识。 第三,在学科话语上要重视基本概念特别是现代化概念的内涵辨析研究。综观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实践,可以看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是由国家主导推动的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一体化。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西欧国家率先开启了工业化进程,即所谓“先发”;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和解放后积极开展工业化建设,即所谓“后发”,两者只表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不能说明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史上是崭新的创举。如何保证经济发展效率、如何实现合理化社会分配等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有利于广大亚非拉国家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概念本身意味着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多样化新进展。 综上所述,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角出发,世界史知识体系建设既要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使中国历史学前述那些符合文明演化规律的、穿透古今中西的通用性发展意蕴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也要在此基础上直面并回答学科面临的迫切时代问题,在现代学科融合的相互促进中,展现世界史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专业学科的学术力量。(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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