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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3-8-23 09:39 编辑
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全球人口现状和趋势 人口总量是衡量一国强盛与否的传统指标。人口增长是指人口总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可分为正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三种类型。一般不特别强调时，人口增长指的是人口正增长。根据人口平衡公式，人口的增长受到出生、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影响。出生使得人口总量绝对增加、死亡使得人口总量绝对减少。就全域而言，迁移只影响人口再分布；就区域而言，人口增长类型还与迁移方向和不同方向的迁移量有关：净迁入使得人口相对增加，净迁出使得人口相对减少。与考虑迁移因素的开放人口相对应，不考虑迁移因素影响的人口是封闭人口，其增长只受到出生和死亡两个因素的影响，增长主要表现为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之差。全球人口通常被视为封闭人口。中国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国际迁移量微不足道，也可被视为封闭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全球人口都呈现波动中缓慢增长的态势，增长极不稳定。死亡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出生率为了弥补死亡造成的损耗也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由于食物不足、营养缺乏，能够存活到成年的女性数量有限、生育率也受损，人口增长的幅度和速度主要依靠死亡调节。风调雨顺时死亡减少，人口得以正增长；灾荒瘟疫时死亡增加，人口就会负增长。具有显著意义的世界人口增长有两个标志性节点：一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转为机器大工业，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人，1927年达到20亿人；二是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世界人口进入增长的快车道，1960年世界人口超过30亿人。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笼罩在人口过快增长、地球不堪重负的忧虑中。一方面是全球人口总量以每十几年增加10亿人的速度快速攀升，1975年、1987年和1999年，世界人口陆续突破40亿人、50亿人和60亿人，同期全球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79%、1.82%和1.33%；另一方面是各国持续攀升的经济增长需求对环境和资源造成较大压力。在此期间，“人口爆炸论”甚嚣尘上，全球人口增长与经济、环境问题的关系成为关注焦点。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创作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唤起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注意。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表达了人类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和自身所处环境的深深忧虑。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从全球视域来看，当今世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2022年达到80亿人，距2011年世界70亿人口只用了11年的时间，比以往增加任何一个10亿人口所花费的时间都更短。根据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2037年和2058年世界人口将分别达到90亿人和100亿人。未来全球人口增长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预计最终于2086年达到峰值104.3亿人；二是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呈现巨大差异，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和负增长地区长期并存。
世界经历的人口转变过程 人口转变理论可用于解释迄今为止人口增长的上述特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是对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过程的系统性概括。通常可将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四个阶段。三阶段论即转变前阶段、转变中阶段和转变后阶段；四阶段论则进一步将转变中阶段区分为转变中前期和转变中后期。转变前阶段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都较高，增长极为缓慢；转变中前期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仍居高不下，人口急剧增长，规模迅速膨胀；转变中后期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趋缓；转变后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较低水平，再次恢复缓慢增长状态。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发达国家，随后在全球很多国家出现，成为一种人口变化规律。18世纪中叶，伴随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人口持续增长现象，因为食物充足、营养及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出生率保持较高水平，死亡率则开始下降，自然增长率超过10‰，并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生活在英国人口转变中前期的马尔萨斯在此历史背景下，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提出广为人知的“不加抑制的条件下，人口必然呈现几何增长，粮食只能呈现算数增长，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增长，二者不均衡的必然结果是导致贫困”的悲观论断。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继续快速增长，避孕节育、家庭计划等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技术和项目陆续进入家庭和生育领域，进行生育调节，资本主义国家的生育率趋于下降。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受益于医疗卫生技术的传播，人口出现激增，导致全球人口膨胀，同时人口增长呈现地区分化。1962年至1970年期间，全球平均人口增长率超过2%。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方式，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自1965年起，就降到1%以下；欠发达地区在1950年—1990年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基本超过2%；而极不发达地区在1950年—2021年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均超过2%，预计到2033年后才会降到2%以下。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转变之后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联合国202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后出生率继续下降，死亡率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在低水平有所回升，人口负增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陆续出现。2021年，世界发达地区整体进入人口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0.03%。如果不考虑迁移因素，仅从自然增长率来看，世界发达地区在2018年后就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日本和韩国近几年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其中，日本于2005年自然增长率降为-0.5‰，同年的增长率还维持在0.07%的水平；2010年自然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6‰，同年的增长率降为-0.04%，进入负增长；2021年日本自然增长率和增长率分别为-6.1‰和-0.54%，人口总量为1.25亿人，较峰值时期2009年的1.28亿人减少了约350万人。韩国于2019年自然增长率降为-0.0‰（原数据如此，因为取一位小数的缘故，不完全等于0，下同），同年的增长率还维持在0.21%的水平；2020年自然增长率进一步降至-0.5‰，同年的增长率降为-0.05%，进入负增长；2021年韩国自然增长率和增长率分别为-0.9‰和-0.0%，人口总量为5183万人，较峰值时期2020年的5184.5万人减少了1.5万人。
人口负增长是不期而遇，还是如约而至？ 人口负增长虽不可避免，但也并非不可逆转，尤其对于区域人口而言。根据联合国2022年预测结果，虽然世界发达地区在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在2022年保持人口负增长，但2023年—2033年期间又会恢复正增长，2034年将再次进入人口负增长。一些国家如英国在1976年和1977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0.04%和-0.02%，已进入负增长，但之后增长率再次恢复为正，2021年增长率为0.34%，预计到2055年才会再次进入负增长。德国的增长率方向变化更为频繁，在1950年—2021年间，德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的年份分别有1950年—1951年、1973年—1983年、2000年—2006年，预计在2022年—2100年间都将处于负增长。影响德国人口增长的既有自然增长因素也有迁移因素，如2007年—2021年德国的自然增长率均为负值，由于净迁入人口弥补了自然增长的不足，使人口增长率呈现为正值。2021年德国的人口增长率为0.04%。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增长形势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政策主动追求的发展目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人口转变时期，期间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5.4亿人攀升至2000年的12.7亿人，同期总和生育率从5.81降至1.63。1956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三次提到“人口众多”，并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首次正式表示了中国政府在人口方面的政策性观点。虽然中间历经波折，但以节制生育为主基调的计划生育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核心内容。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历程相似，中国的死亡率率先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极快，从1949年的20‰降到1965年的9.5‰，此后一直维持在10‰以下的低水平；同期出生率还保持在30‰以上的较高水平，因此，自然增长率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国家主要的人口宏观调控指标。在1973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人口增长指标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指出：“人口自然增长率1985年控制在13‰以内。”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标调整为“力争五年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二点五左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表述为，“今后十年，争取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二点五以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九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0.83‰”。到1998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14‰，此后便维持在10‰以下的低水平。 进入21世纪，中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虽然人口转变业已完成，但受正增长惯性影响，中国人口总量继续攀升，2005年突破13亿人。为了避免生育率反弹，“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一段时期的政策目标，直到2013年开启生育政策宽松化改革。关于人口发展的目标要求更为宏观综合，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全国总人口14.2亿人左右”的发展目标外，均未再设置具体的人口指标。2021年、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34‰、-0.60‰。未来随着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的波动，中国人口既可能在零增长区间上下徘徊一段时期，也可能延续2022年的负增长趋势，从此进入下行通道。
当前，我们面临的人口结构性挑战 理论上，人口长期保持正增长或负增长都不是理想状态。前者会造成人口总量不断攀升，在地域空间有限的条件下激化资源环境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人口总量不断衰减，严重时会引发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危机。因此，零增长才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然而，零增长指的是时期人口增加量（出生人口数加上迁入人口数）恰好等于时期人口减少量（死亡人口数加上迁出人口数）的状态，迁移本就是一个极为灵活、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变量，即使不考虑迁移因素，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也很难恰好等于死亡人口数。而且，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内蕴含的人口惯性，现实人口的内外增长率总是会存在差异，过去长期正增长的人口会蕴含正增长惯性，过去长期负增长的人口则会蕴含负增长惯性，人口总量越是庞大，蕴含的惯性势能越是巨大，人口内外一致同时实现零增长更为困难。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实现人口零增长。这至少需要考虑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两个基本要素。人们总是希望当人口总量达到理想规模时实现零增长，但理想规模又如何确定？事实上，关于理想人口规模的讨论由来已久，相似的概念还包括最佳人口规模或适度人口规模等。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提出5040个自由公民数的城邦理想人口规模。后世学者不断提出全球的或本国本地区的理想人口规模，但这些数值不断被质疑或舍弃，因所谓的理想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生活方式等太多因素有关，且“理想值”本就是一个主观指标，众口难调很难取得一致。 结构问题更为复杂。就地域结构而言，理论上不同区域的人口通过迁入或迁出实现动态平衡、以盈补亏，但迁移涉及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经济条件、迁移政策以及迁移者的意愿和各种阻碍因素，人口分布还受到历史传统、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均衡分布是理想，不均衡分布是现实。对于国际迁移频繁的开放人口，有时不得不考虑民族/种族结构问题，接纳的外国异民族/种族人口越多、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越大，移民与本国居民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就会越大，这些矛盾和冲突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隐患。少子化、老龄化的年龄结构问题则是人口转变内含的必然结果。人口转变中死亡率持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更多人口得以存活到老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形成“顶部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使得年龄金字塔底端的少儿人口规模相比于较早出生的队列更少，比例更低，相应提升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形成“底部老龄化”。与此同时，出生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形成“少子化”现象。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是后人口转变国家普遍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由于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超前性和压缩性的特点，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得以完成的历程，由此造成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1953年仅为4.41%，1964年降为3.56%，1982年为4.91%，随后不断提升，从1990年的5.57%上升到2000年的6.96%，再到2010年的8.87%和2020年的13.5%，增长速度较快。若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20%和30%分别代表进入人口老龄化、中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中国在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预计在“十四五”时期进入中度老龄化，在2035年左右进入重度老龄化。与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总人口规模巨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将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中度老龄化时的老年人口总量超过3亿人，重度老龄化时的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4亿人。规模压力与结构挑战并存。比老龄化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少子化。中国的少子化形势在近些年逐渐凸显。年出生人口数自1998年后降到2000万人以下，先是在1900万人的数量级短暂停留后快速下降到1600万人的数量级，然后在这一水平起伏波动了十几年之久，2016年达到1786万人的小高峰后连续下跌，2019年跌到1465万人，2020年为1200万人，2021年为1062万人，2022年仅为956万人。出生人口数的断崖式下降是造成2022年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原因。
如何应对？ 人口发展新形势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人口负增长现象，然而，中国并非首次面临人口负增长。从时间维度上看，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遭遇过多次死亡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经历过短暂的死亡主导型人口负增长。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开启了代际视角下的人口内在负增长。此后30年来人口总量依靠惯性势能继续攀升，当蕴含在年龄结构内的正增长惯性势能消耗殆尽，时期视角下的人口总量负增长终于到来。从空间维度上看，人口负增长从县级、省级到全国层面渐次蔓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1983年江苏省太仓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5‰，成为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区域；1991年上海市区人口首次出现自然负增长。进入21世纪，江浙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人口相继进入负增长。近些年更多省份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国统计年鉴》公开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东北三省就先后出现人口负增长。其中，2011年—2013年辽宁省均为自然负增长，2014年暂时恢复正值（0.26‰），2015年再次跌入负值（-0.42‰），同年黑龙江省的自然增长率也呈现负值（-0.60‰）。2016年吉林省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0.05‰），但在2017年和2018年回归正值（分别为0.26‰和0.36‰），2019年再次陷入自然负增长（-0.85‰）。2021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13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负值，其中黑龙江省（-5.11‰）、辽宁省（-4.18‰）、吉林省（-3.38‰）的负增长最为严重。 中国当前遭遇的人口负增长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低死亡率条件下出生率更低，需要出生率上升才能恢复正增长。由于近些年出生人口数的断崖式下降，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比以往预测结果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二是封闭内生型负增长。中国人口规模巨大，通过国际迁移解决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只能依靠自然增长。国内以往发达地区由于自然负增长、欠发达地区由于迁移负增长而导致的负增长如今由点到面逐渐蔓延，当越来越多的省份出现自然负增长，省际间通过迁移实现人口调剂互补就更为困难，“虹吸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人口失衡状况，造成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也会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化现象。三是时间累积型负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启的中国人口内在负增长迄今已逾30年，由于惯性正增长的遮蔽，低生育问题暴露延迟，当总量负增长一旦显现，生育率已跌至极低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跌至极低水平的生育率回升难度较大，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面临人口总量负增长的局面。 人口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口前景，也重新绘制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背景。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需要把握关键节点和任务重点进行科学谋划、统筹布局。关键节点是2050年之前，特别是“十四五”期间。依据是人口负增长将呈现前期和缓、后期加剧的发展规律。联合国预测结果显示，2035年之前中国人口总量都保持在14亿人以上，2050年总人口预计为13亿人，2060年之前增长率均不会低于-1.0%。国际国内经验表明，人口初次进入负增长后不一定延续负增长趋势，而是很大可能在零增长区间起伏波动，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零增长态势更为理想。无论是人口规模依然巨大，还是负增长初期变动较缓，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时机，在此期间应尽快建立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以应对后期人口更剧烈的变化和更严峻的挑战。 任务重点是提升生育水平和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生育主导型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导致少子化，低生育率同时也是老龄化的重要原因。提升生育水平是抑制人口长期负增长、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的最终解决方案。针对导致低生育问题的根源，需要一体考虑婚嫁、生育、养育、教育问题，建立完善多部门联动、全人群覆盖、全周期保障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在人口发展新形势下，还需要跳出以人口总量评价国力强弱的传统思维模式，聚焦人口质量要素，积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质换量、以质增量，提升人口质量，实现人才红利，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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