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法治场景

搭建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短期靠增值税等平移税制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为人们提供确定性预期，中长期要靠构建以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制结构，营造消费友好型经济法治体系。

大国经济，如何搭建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营造消费驱动型经济法治场景。

最近对外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明确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等将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而房地产税立法和个税修订并未出现在本次立法规划中。

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和关税法等，尽管都是从国务院法规向全国人大法律的税制平移，但这些税种是大税种，法律一旦通过，开启的是税收法定原则时代，对完善政府会计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及预算法等有积极意义，使政府信用在法律上更加完整，政府活动具有稳定可预期性。

当前中国已确立了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要逐渐由生产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型，营造基于消费力挖掘生产力的强内循环效应。

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一直以来将生产力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引擎，这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这也抬高了中国经济在原材料端和消费端的对外依存度，同时也使中国的经济法治体系主要围绕生产驱动型的经济格局搭建，形成了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的政府收入结构。

从短期功利角度看，增值税等的税收法定，将使政府税收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这向市场传递的是一种制度性、法治化的预期。

因此，这有助于市场经营主体对未来形成确定性预期，为其恢复信心、积极参与信用创造提供必要条件。

而要有效激活经济内循环，营造一个消费驱动型营商环境，亟须在经济立法上构建一个对消费友好型法治体系。

这是因为当前牵制中国经济内循环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即经济法治体系更注重资本积累和供给能力建设，使中国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但实际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国内市场厚度和深度不够，难以有效支撑经济的创新驱动。

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需的双重不确定性，导致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经济复苏中的顽疾，压低了中国经济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也压低了中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这反映在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上，就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可避免地压低了企业的信用创造能力，即基于销项进项抵扣的增值税征收方式，导致企业的大量资金沉淀为政府税收部门的留抵退税。

为此，要真正促进经济双循环，需推动税制结构由间接税主导向直接税主导转型，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通过税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扰动。

同时，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将有助于中国完善基于SNA2008的国民经济核算，使GDP核算成为对经济健康状况的体检，即现期的GDP增长能否为未来注入活力和潜力。如若构建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企业研发费用将作为资产形成，而非中间费用计算。

当然，要营造消费友好型经济法治体系，提高立法质量，需加强开门立法，让所有利益相关主体都能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身诉求，让法律成为各方合法利益博弈的最大公约数。如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立法，需要进一步敞开立法渠道。

从而提高立法质量，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使经济法治体系匹配于经济新发展格局，为消费驱动经济提供法治保障。

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搭建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短期靠增值税等平移税制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为人们提供确定性预期，中长期要靠构建以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制结构，营造消费友好型经济法治体系。（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