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飞：“双碳”目标下提升我国新能源竞争力的行动方略

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双碳”）目标下，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必然选择。对于全面系统布局“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在“双碳”目标下，新型能源体系是以风电和光电等新能源为主体、以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为辅助，依靠先进科技手段与产业体系打造而形成的复合能源体系。尽管我国新能源产业取得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着诸多短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情况下，国际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复杂态势给我国带来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提升我国新能源竞争力，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背景下，由于能源问题、碳排放问题、气候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的关联，因此，发展新能源成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必然选择。这样，提升我国新能源竞争力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发展新能源对于落实“双碳”目标的意义。气候变暖有复杂成因。从人为原因来看，这是由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造成的。这种排放是燃烧化石燃料以获取能量时产生的。这种能量对现有的经济体系起到重要支撑。由于不能放弃经济发展，而维持一定的经济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能源支撑，使用化石能源所造成的二氧化碳又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源头，这样，在传统能源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迭代发展新能源以形成新型能源体系就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任务和路径。在谈到能源领域落实“双碳”目标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可再生能源。”“要加快发展有规模有效益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新能源，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一般来讲，新能源具有非碳、再生、清洁、安全等优势，可以有效确保落实“双碳”目标并促进气候治理，可以有效确保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并确保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全球能源转型成功，到2050年可望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以上。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我国已经自主地确立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已经系统地把“双碳”工作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当中，将发展新能源确立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能源技术和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均超3亿千瓦，均居世界第一；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全球保有量的50%左右。但是，当前我国新能源及其产业仍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短板。客观上来讲，由于新能源自身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等特点，在新能源的实际利用上存在着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在价格方面，由于技术瓶颈等问题，我国新能源技术的发电成本较高，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才能实现商业化运营，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赔本赚吆喝”的问题。从国际市场方面来看，我国能源企业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在2022年全球新能源500强企业中，德国、美国、中国、日本企业平均规模分别为165亿元、125亿元、103亿元、90亿元。在总体上，我国新能源产业在技术、质量和市场占有方面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国际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态势和挑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能源及其产业已经成为能源产业发展的重点和新的增长引擎。为了扶持美国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等法案，美国计划拨款3700亿美元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加强气候弹性，向稀土供应链投资2亿多美元以在2025年之前重建用于风力涡轮机的国内稀土永磁体供应链。欧盟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至少40%低碳技术设备在境内生产的目标。日本也提出了相应举措。此外，发达国家通过“双壁垒”方式力图抑制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壁垒上，发达国家掌握部分高壁垒技术，掌握着光伏和电池供应链的核心技术，会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保持其竞争优势；在贸易壁垒上，发达国家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会以碳关税等手段阻止和减少外部技术和产品的流入。自2012年以来，我国风电和光伏产业连续遭受美国反倾销反补贴制裁。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国新能源产业都遇到了严重的“卡脖子”问题。

总之，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应该将发展新能源作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当下，乌克兰危机带来全球能源安全问题，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造成全球生态环境风险问题，都给发展新能源带来新的变数。但无论如何，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都是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将提升新能源竞争力作为发展新能源的核心任务。只有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切实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的科技化、智能化、多元化、生态化水平，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效提升我国新能源的竞争力。

能源需求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能源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能源安全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提升新能源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人民性原则和导向。

在国内层面上，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必须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用能需要作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善人民群众的用能条件和环境，统筹新能源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能源产业的价值支点。进而，我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激发他们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创新活力，依靠他们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创新发展。最后，按照共享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要切实保证国有新能源资源的保值和增值，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能源权益，将能源产品尤其是新能源产品的价格维持在人民群众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切实保证新能源发展的成果能够为人民群众共享。尤其是，国有新能源产业企业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继续发扬“大庆精神”，切实加强自身廉政建设，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勇于做新能源产业共享发展的排头兵。

在国际层面上，当前全球气候正义的关注点已经从“排放权”转向“能源权”。“我们不应该为了公平而赋予人们污染的权利，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实现他们的能源权上。因此，解决办法在道义上是合理的，而且具有实际的吸引力：通过提供清洁能源来减少贫困。”因此，我们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共同体，切实加强出口和外贸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这些企业切实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尊重所在国的风俗习惯，以诚实守信赢得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企业应该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广我国“光伏扶贫”“风电扶贫”等经验，在所在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充分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推动和参与当地的包容发展和人本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

在新能源产业上，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上。未来，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科技实力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能源技术革命作为能源革命的重要内容，要求通过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来带动产业升级。他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能源技术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问题提供主要途径。”因此，提升我国新能源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我们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来推进新能源科技革命，形成支持新能源科技革命的国家支撑体系。

瞄准能源科技和能源产业的短板开展科技攻关。针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存在的不足，要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来弥补短板，实现后来居上。例如，针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并网后给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带来的挑战，我们要推进高效太阳能电池、先进风电设备等关键技术突破，围绕着提升新能源的稳定性来开展科技攻关。在此基础上，要持续提升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产业化水平，促进电、热、冷、气等能源深度耦合，加快建设集风、光、水、生、火于一体的现代能源基地。

瞄准能源科技和能源产业的前沿问题开展科技创新。重点是围绕大容量风电、高效率太阳能电池、大容量新型储能、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制氢、大功率液化天然气发动机、可控核聚变等方面的课题开展科技攻关。我们应该利用德菲尔法，组织科技工作者识别新能源的重要技术方向和发展路线图，组织力量开展攻关，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方面的新业态。

瞄准零碳负碳目标，在太阳能和氢能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技术创新的突破。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最公平的能源。绿氢是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电解水制氢的能源，在制氢过程中没有碳排放，可用来再次发电和用于燃料电池驱动汽车。因此，我们要围绕着开发和利用太阳能、生产和制造氢能来开展科技攻关，将“太阳能+氢能”作为人类文明的最终能源选择。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已经研发出液态太阳燃料。这一成果的技术路线是规模化电解水制氢，本质上是一种人工光合成反应，可以类比自然界中的光合作用；与自然界的光合作用相比，其效率增加了数十倍。这预示着未来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方向。

智能化是新科技革命的重要趋势和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我们要加快促进新能源产业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在促进能源产业智能化发展的基础上，我们要努力打造智能化能源系统。从技术支撑方面来看，要切实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推广应用，为打造智能化能源系统提供技术支撑。从覆盖环节来看，要促进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到能源的产、运、储、销、用等各环节，构筑能源系统各环节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应用体系，坚持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培育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与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优势。目前的智慧能源系统偏重于能源的调动和管理，智能化能源系统应该实现智能化在新能源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角度的全覆盖。

在新能源领域的对外合作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智能化的先进经验，以提升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智能化水平。同时，我们应该利用智能化的手段和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切实保证能源产品的可及性和普惠性。

多样性有助于系统的稳定性并能够提升系统的效能。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我国形成了“光伏+”和“风电+”等多种模式，建构起了新能源的多元化应用场景和创新商业模式。现在，我们应该将“新能源+”和“互联网+”统一起来，构建“新能源+智能化+”的模式，以此来提升我国新能源的竞争力。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构筑和完善“新能源+智能化+”模式。在光伏方面，大力发展“光伏+智能化+”模式，将能源科技和信息科技有机地统一起来，积极发展推动光伏治沙、林光互补、农光互补、牧光互补、渔光互补。进而，我们可以建构“光伏+智能化+建筑”等模式。在风电方面，大力发展“风电+智能化+”模式，将能源科技和信息科技有机地统一起来，推广“海上风电+智能化+海洋牧场”等模式。在各类新能源之间，在能源科技和信息科技相统一的基础上，推动各种新能源的一体化发展，完善“风光火储一体化”“风光储氢一体化”“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等多种模式，并将之与其他各类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有机融合起来，实现各类绿色产业的协同发展。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新能源企业应该帮助项目所在国按照“新能源+智能化+”的模式发展新能源，促进当地的绿色发展和包容发展。在总体上，“新能源+智能化+”的模式就是要有效地利用新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生态环境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新能源可以减少空气和水污染、降低噪声污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另一方面，一些新能源设备的生产会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废弃物，一些新能源项目可能会影响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扰乱生态系统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要求，要按照生态化（绿色化）的原则促进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

新能源产业必须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是要大力推广生态修复类新能源项目。我们要将能源科技和恢复生态学结合起来，探索在石漠化、荒漠化地区开展具有生态修复价值的新能源项目和模式，探索利用采煤沉陷区、露天矿排土场、废弃露天矿坑、关停高污染矿区等工业遗产和遗址发展新能源产业，开展废弃矿井改造储能等新型储能项目研究示范。二是要加强新能源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我们要统筹新能源项目开发中涉及到的多重生态环境要素，科学评价新能源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和效益，“要从全球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力求减少新能源项目对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扰动，力求减少新能源项目的“碳足迹”，力求提升新能源项目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三是按照全生命周期理念实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按照生态优先的原则，新能源项目在设计、施工、运行等方面都要严格遵循绿色标准。在设备原材料和介质的选用方面，要注意稀土等资源开发利用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利用材料技术等成果实现原材料的绿色代替。在退役风电机组和光伏组件的处理上，要实现绿色回收和循环利用，延伸产业链。最终，应该实现新能源产业的全生命周期闭环式绿色发展。

在海外发展新能源产业和项目的时候，我国企业应该将新能源开发和利用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充分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当下，发展新能源面临着一系列风险。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要“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要将提升应对能源安全风险能力作为提升新能源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切实提升有效化解国内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发展新能源有助于降低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带来的能源进口风险以及由之带来的军事安全风险。但是，在转向新能源的过程中还会面临其他方面的风险。因此，我们要强化能源安全风险的预测预警，切实提升有效化解国内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现在，日本公然将核污水排入公海的行为可能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风险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实行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和最严格的核监管，切实保证核电的有序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此外，也应该思考选择核能的代替方案。

切实提升有效化解国际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对外开放会降低所在国的能源供应风险，尤其是有助于缓解能源贫乏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供应风险，同时有助于提升我国国内能源安全的水平。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创新能源国际合作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能源安全风险也有可能被转移和转嫁到国内来，要切实提升有效化解国际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日本向公海排放核污水的行为势必会增加我国核安全风险和全球安全风险，我们应该有礼有节、有理有据地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从排放物质来看，核污水和核废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核泄漏之后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后者是核电厂冷却以后的废水，前者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后者是正常的排放。日本向公海排放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从排放程序来看，日本是在自我测定放射性元素含量的情况下进行排放的，公开的只是核污水当中的氚的含量，而没有公开其他放射性元素的含量。其实，在日本排放的核污水当中，包含有超过60种放射核素，而不只是氚一种元素。从排放的国际监督方面来看，日本没有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范围受到日方的严格限定，仅对日方单方面采集的少量核污染水样本开展实验室间比对分析，取样独立性和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一评估只是对排海方案的评估，而不包括排海以外的其他可能处置方案，也不包括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长期可靠性。从排放后果来看，由于地球上的陆海空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日本排放的放射性物质有的半衰期长达5000年，因此，日本的排放行为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灾难，而且会通过地球的物质循环造成整个地球生态环境灾难，更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从排放的社会性质来看，日本出于经济节约的考虑选择了排海方案，放弃了其他更为安全有效的处置方式，更为严重的是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研发核武器以使军国主义复活的图谋。因此，我们应该深刻揭露日本排放行为的反动实质和反动图谋，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促使日本停止核污水排放入海的行为，尽快以安全有效的方式关闭福岛核电站，以维护全球安全。

总之，我们要切实统筹新能源的发展和安全，切实提升新能源安全风险的化解能力，将之作为提升我国新能源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和保障条件。（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