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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丝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战略研究部<国际事务部>负责人)
回顾历史上发生的各次国际产业转移,可以发现国际产业转移与接续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蓬勃发展与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许多产业已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部分产业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但是,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受国内部分生产要素稀缺的影响,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客观上存在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以求更好发展的需要。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
所谓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一国或地区通过跨境资本转移或跨境投资将产业资本转移到另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象。在本文中,转出产业的国家或地区简称“转出国”,转入产业的国家或地区简称“承接国”。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过五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产业类型及流向也存在差异,展现不同的特征。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19世纪中叶,此时英国工业部门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英国工业经济发展使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导致生产要素供不应求。英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自发地将生产转往法国、德国、美国等地进行,形成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此时美国的科技水平全球领先,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美国企业将国内没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活动移往日本、加拿大和前联邦德国,而在国内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国通过产业转移获得了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实现经济崛起后,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国内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丧失了比较优势。因此,日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把生产转移到中国、韩国等。中国、韩国等凭借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大力发展本国的制造业,成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末。这一时期,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重点投向了信息技术等高端产业,其国内一些原本技术领先的产业以及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被转移到了中国等一些具有良好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国家或地区。
第五次国际性产业转移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次产业转移出现了高低端产业之间双向交互的现象,即在附加值较低的产业群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域转移的同时,高技术产业向发达地区回流。本次转移呈“梯度转移”,即辐射式的转移,由一个集中区向外发散,转移方向遵从一定的优先顺序,具备优势的国家先接受转移,当该国优势消失时,其余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再接受转移。
从各国历次产业转移的情况看,产业通常按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次序发生转移。但应当指出,发达国家的历次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转出国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盈利而自发进行的,同时也受到转移时特定的要素禀赋和历史因素影响,其产业转移的顺序并不必然适用于世界各国,不是“金科玉律”。
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国的影响分析
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国和承接国经济社会均会造成多方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就业民生等方面。
1.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出国的影响
产业转移有助于增强转出国企业实力,促进转出国相应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移将企业的经营地域由国内拓展到了国外,国内外产品需求、竞争环境的差异,要求转出国企业进一步提高技术研发和管理水平以赢得国际竞争,同时这也为转出国企业在本国展开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
产业转移有可能减少转出国的就业机会。从既往的国际性产业转移看,首先被转出的产业一般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后本国升级的产业多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构成高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应较少,进而可能导致失业。
产业转移引发产业空心化效应。产业空心化,亦称产业空洞化,是由于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根据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跨国转移企业资源,造成转出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现象。产业空洞化的实质,就是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平衡地流往境外,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也相应移往境外,国内工业产业收缩,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2.产业转移对产业承接国的影响
产业转入往往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对承接国而言,产业转移对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首先转入的产业大多是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为承接国增加就业机会。
产业转移将促使承接国形成符合国情的优势产业,降低产业不确定性,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为了确保产业转移的进行,转出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承接国具有比较优势、技术上相对易于承接的产业进行转移。这客观上将可以促使承接国形成符合国情的优势产业。同时,同产业企业区域聚集,可以使产业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减少企业获取资讯和进行交易的支出,还可有效地开展联动,形成产业链体系,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产业转移有可能对承接国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发达国家出于对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福利的考虑,将高污染企业转移到环保监管机制不健全、盛产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些产业在承接国的发展,不但会对承接国的环境造成持续的污染,更会成为当地居民健康的潜在威胁。
我国产业转移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分析
一是有利于配合实现国家战略意图。中国一贯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战略的标志性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将我国的富余产业产能向有需要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转移,有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有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构建政治互信、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助力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
二是有利于解决国内企业产能过剩、经营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高企业利润水平,增加税收收入。我国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行业在2013年后的两年内产能利用率发生迅速下滑,其原因在于我国国民经济的供给侧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问题。从2016年起,国内企业通过将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转移到国外,一方面逐渐改善了产能的利用情况,助力提高生产效率,改善行业整体生态;另一方面,解除了部分国内经济资源的占用,使急需更多资源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能够更容易取得相应资源,加速国内产业的更新换代,国内企业的总体质量、利润水平和实力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税收增加。
三是如果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对外转移,可能损害本国的国际形象。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国一直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并大量投入自然资源,通过发展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以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发展模式给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中国在实施产业转移时,把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境外,势必会让承接国同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显然会损害中国在国际上所树立的“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四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有可能影响国内就业,造成社会问题。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势必需要大力发展可以大量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若中国企业大量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境外,一则有可能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产业空心化;二则有可能影响国内的就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第一,产业转移应配合国家顶层战略的贯彻落实。2015年5月,我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对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鉴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国家顶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产业转移问题上,势必需要出台支持以国际产能合作为表现形式的国际产业转移政策,如国家出资成立产能合作投资基金对产能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以助力国家顶层战略的贯彻落实。
第二,产业转移应当统筹兼顾政府、企业、劳动者的利益。产业转移会对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的利益造成影响。政府希望行政区域内的产业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利润水平高、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企业希望将生产部门设在利于取得更高盈利、便于获取生产原材料的地点。劳动者则希望找到收入可观、安全、稳定的工作。为此,政府在制定产业转移政策时,应当统筹考虑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利益诉求,兼顾三者的利益,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寻求三者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避免对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产业转移应有助于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不应鼓励高污染、高耗能等可能给产业接收国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产业转移。中国对外产业转移应当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助力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不应鼓励可能给产业承接国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否则,将授人以柄,对“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带来无形损失。
第四,优先支持国内发展空间有限、对国内就业影响轻微的产业转移。在当前生产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大趋势下,如果效法欧美国家,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转移至他国,将会引发严重的就业问题。因此,我国在制定产业转移政策时,应当优先支持国内发展空间有限、对国内就业影响轻微的产业(如电力生产、矿产开发等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例如,三峡集团在我国国内水力发电业务积累了大量富余资金、基本完成三峡电站建设后,从2011年起开始探讨进入巴西市场的可能,其后在2013年出资成立三峡巴西公司,积极参与巴西发电业务的经营,已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三峡集团在巴西发展业务未对国内电力生产行业的就业机会造成负面影响,还带动了我国一大批电力设备的对外出口,产生了正外部性,成为我国国际产业转移的优秀范例。我国政府应当通过出台综合性的政策支持措施,尽可能多地鼓励此类国际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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