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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3-12-22 09:44 编辑
邓宗豪（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史上对经济风险的研判及防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工作服务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敌人想尽办法破坏根据地经济建设。土地革命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和封锁下，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苏区生存条件极为困难，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风险考验。当时，苏区绝大部分群众缺吃少穿，但也存在大量荒地。苏区粮食缺乏且价格昂贵，直接影响了红军的军事行动。1933年5月中央土地部发布了开荒规则奖励开荒：“凡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中农及一切有选举权的群众所开发的无主的荒田荒地，即属于开荒人所有，开荒人有永久支配该土地之权。……准许三年不收土地税。”开荒种粮明显增加了苏区粮食产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国营工商业，保护和利用私营工商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由于敌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前期依赖的外部援助中断后，边区发生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手稿中提到1940年及1941年，“人家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为应对自然灾害和敌人的封锁围困，各抗日根据地政府组织了大生产运动，向荒山荒地要粮食。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加强对经济工作领导的思想。边区还积累了应对金融风险的经验。当时边区有自己的货币，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可以自由流通，针对日伪政府恶意吸收法币的做法，停止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流入抗日根据地的法币数量不可控，一旦法币贬值，极易造成根据地物价波动。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负责人薛暮桥1943年9月发表《货币政策与货币斗争》一文，建议利用强制力分阶段对法币、伪币进行驱逐，最终停止其在根据地流通。人民手中的法币可以通过当时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兑换成北海币，北海银行再将兑换的法币换成军需物资，以防贬值。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济建设，新的经济形势下面对与革命战争期间不同情况的经济风险，尽管这一时期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化解了经济风险，积累了在一穷二白的大国进行经济建设中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后，既要应对旧政权遗留下严重通货膨胀、投机资本操纵市场等现象给新生的红色政权带来严重的经济风险，也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带来的外部经济风险。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城市不法投机资本操纵市场引发经济混乱，波及地区广、持续时间长、物价涨幅大，中国共产党对投机资本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赢得了“米棉之战”“银元之战”，使其再也无力大规模操纵市场。在平息投机风潮的战役中，我们党靠行政手段打赢了“银元斗争”，用经济手段平抑物价打赢了“米棉之战”。国营贸易企业在斗争中日益发展，逐步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多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现象被遏止。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新中国能够争取的外部援助均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此“一边倒”地吸收来自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援助，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济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步探索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必然遇到从未有过的新形式的经济风险和挑战。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首先要闯过价格风险关。改革开放初期，原材料和工业产品定价由计划转向市场，要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就得全面放开价格，放开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需要审慎考虑。由于无经验可循，政策估计不足，在这一过程中，物价大幅上涨，一度引起居民恐慌，形成“全民抢购潮”。在价格转轨过程中，一度形成计划和市场双轨价格制，使得权力和金钱恶性结合，导致严重腐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1988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向群众解释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并出台稳定物价和经济秩序的举措：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控制货币发行、保证市场供应等措施，以平息抢购风潮。1989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有计划的放开物价，让更多的商品拥有自主定价权。1991年底，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有737种，而到1992年就放开了648种。轻工业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外，价格全部放开了。1992年底，中央还放开了一直未敢动作的粮食价格。可以说，1992年是价格放开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初步建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国际上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风险问题更具复杂性和威胁性。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国内经济风险点在实体经济领域主要是产能过剩；在金融领域主要表现为高杠杆率，体现为房地产泡沫和地方高额债务，金融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高杠杆对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财务杠杆是把双刃剑。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产能过剩造成高耗能高污染；在芯片等关键技术领域，产品依赖国外供给，容易受制于人。经济结构性问题带来的风险日益积聚，并有向重大风险转化的趋势，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因。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孕育着的重大经济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疫情下美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带来通货膨胀影响到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加之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正当权益多次挑衅，造成了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冲击风险。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逐步转换增长方式，解决产能过剩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重点是去杠杆，通过降低负债率、减少违规信贷等手段，防止房地产过热。这些举措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巨大风险打下基础。
党研判和应对经济风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国家面临的经济风险是指国家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对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经济风险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在全球化时代，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是各国的重要任务。任凭经济风险发生，就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并波及全社会。经济风险包括突发的“黑天鹅”事件，及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灰犀牛”事件。
中国共产党防范经济风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底线思维和有效预防、平衡好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底线思维是指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乱，牢牢把握主动权。有效预防是指在风险损失未发生之前有针对性地采取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风险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等重大风险防控机制。尤其是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只有平衡好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的关系，才能在发展中有效化解经济风险。为了从根本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是非常必要的，一定不能让经济增速跌到太低的水平，发展是解决问题、消除风险最好和最根本的办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也得益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1988年价格闯关的实践证明，即使从总体和长期看十分必要的改革内容，如果各方面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回溯中国共产党研判和应对经济风险的百年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应对经济风险的基本经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原则。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是防范经济风险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党在不同时期化解经济风险的一大法宝。从具体经济工作来说，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利用资本、限制资本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因此防范经济风险的重点内容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党的百年经济工作史来看，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如何利用资本服务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又要限制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缺乏资金技术，利用资本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经济工作。毛泽东同志认为，利用资本主义是保证革命胜利、恢复战后经济和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阐述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时，就提出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就加以提倡和奖励。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抗日民主政府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也预见到“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研判和防范主要经济风险来自不法资本的投机倒把。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1956年底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即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作为补充。改革开放的成功，引进外资起到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利用外资，他认为，“关于如何利用外资问题需要做全面研究。……如果使用得当，会得到更多的外资涌入。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怎么样使建设项目都快速得到收益。这里包括处理好偿还能力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项国策，我认为应坚持”。同时，他也强调不能盲目引进资本主义的一切。但是资本本性就是追逐利润，马克思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就会产生巨大破坏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米棉之战”“银元之战”中就充分暴露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也是资本无序扩张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强调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202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党研判和防范经济风险的思想发展脉络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革命时期经济斗争服务于革命战争，到改革开放后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完善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并科学规划和实施，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强调掌握经济工作主动权，从而能够科学研判和应对经济风险，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时时提醒全党工作中风险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同志曾说，“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站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强调要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找到化解风险的办法。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被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到主动适应和防范由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经济风险。这一时期，经济风险不再显得单一化，多种形式的经济风险波云诡谲变幻莫测，经济风险常态化与形式多样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他曾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对于物价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邓小平同志也有清醒认识：一方面“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另一方面“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对于国际局势，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点要求：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正是由于不怕风险，勇于试错，善于总结经验，改革闯过了“价格关”等一个个难关和风险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党对经济风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风险问题一再强调并多次指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面对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必须强化风险防控。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做好经济工作、增强足够的承受和抵御经济风险能力是有效防范经济风险关键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12月11日会议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科学部署，狠抓落实，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党的二十大报告16次提到了“风险”，并尤其提到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党研判和化解经济风险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开放经济，同时也对其复杂性和风险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经济风险历史中逐渐认识到经济工作的规律性，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为研判和防范经济风险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持。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人民论坛》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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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2 0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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