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融合

一、引言

2023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政府工作重点，提出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如何高效、持续、稳定地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是补齐农村农业发展短板、构建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的关键。金融资源作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基础性资源，但我国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金融资源更多集聚在城市地区，叠加农业生产“长周期、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特性（陈红霞、屈玥鹏，2020），导致农村地区面临着严峻的金融排斥。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农民、低收入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促使金融资源流向农村，有效地推动了农村产业融合。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化赋能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快速形成和发展，进一步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Saal et al.，2017），开发创新出与农业农村发展及农民生活特点所匹配的金融服务，将更多数字“红利”释放到农村地区，让农户与小微企业得以享受更便利、低成本、可持续的金融服务，突破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空间局限性和地理排斥。这使其备受重视，并逐步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也成为学术界关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融合这一目标的重要探索方向。

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贫减贫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普遍被认为是传统金融服务供给的有效补充，通过提高家庭经常性支出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Li et al.，2020），通过促进农户创业、缩小农户间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来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熊德平、黄倩，2022），显著提升农民收入（王曙光、刘彦君，2023），且其收入分配效应与地区金融发展、金融排斥程度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克服农村地区金融排斥问题的影响。认为农村金融排斥的主要根源在于供给排斥，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中尤以物理排斥最为突出（粟芳、方蕾，2016）；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是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Saravanan，2016）。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融资约束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利用文本数据挖掘技术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拓展了融资范围，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Laeven et al.，2015），较好地解决了农户的小微贷款难问题。而关于产业发展研究，多数学者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影响，认为金融支持可以缓解资金短缺等妨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障碍，普惠金融减贫随着产业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岳慧诗、邹新阳，2021）；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信贷业务维度的促进作用最大（张岳、周应恒，2021），也有研究认为二者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

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较少，且现有的文献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未获得一致结论，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多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进步等提升农业自身生产水平角度出发，讨论尚不充分。基于此，本文的贡献在于：以国家倡导的农村产业融合目标为导向，通过构建更具普适性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外部设施保障如何进一步增强其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机理分析

金融支持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显著瓶颈，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地区长期面临金融服务滞后、资金匮乏的困境，而兼具包容性和渗透性的数字普惠金融则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资金支持，打通融资渠道。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其覆盖广度优势，一方面，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其场景和服务优势，打破传统金融的地理限制，将金融服务的范围触达偏远地区。从需求端缓解农村地区长久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打通数字金融助农渠道，其低门槛、低成本的特点还可以降低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通过为农户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让经营主体享受更易得的金融服务；从供给端丰富涉农资金供给，拓展商业银行、新兴互联网机构等多元供给主体，通过线上融资平台整合分散、小额资金以增加供给总量；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对企业和个人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基于所获信息对借款人的往期数据进行信用画像，使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创新抵押方式，可采取以农村集体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生产要素进行抵质押以获得生产资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此带来的长期信贷约束，促进了融资成本的降低（Goldstein et al.，2019）。其次，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深入发展也能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服务支持。使用深度优势可以结合农业生产周期，创新支付、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方式，深入农村产业融合链的全环节，提供符合农业农村发展特色、各发展环节需求的个性化服务；数字化程度优势可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实现金融服务的便利度与实惠化，渗透到传统金融较少涉及的“三农”领域，让“一部手机就是一个营业网点”，提高县域及农村贷款的便利可得性，同时催生出“金融超市”、供应链金融、“金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的融资模式，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便宜、实惠的融资服务，助力农村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

（二）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中的作用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在移动互联网络和通信服务、移动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基础之上向广大农村地区提供所需金融服务，突破传统物理网点的时空局限，其可获得性直接影响着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产业融合的服务质量与效率。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增长有积极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使发展鸿沟得以缩小，使增长红利为农户所享（张勋、万广华，2016）。受制于农村地区落后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传统金融机构较难收集完整的客户信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农村地区产业资金匮乏，而通过借助于数字技术开发的线上金融服务，能够有效改善这一境况，通过推动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首先，“数字”是数字普惠金融相比传统涉农金融的最大特点，而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得以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应用，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数字化平台，助力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的宣传，以农村电商为平台的“互联网+农业”模式更通过农产品的产地直销、个性化定制，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条件；其次，数字基础设施还能够进一步完善农村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电网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信息化驱动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外部环境保障；最后，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还可以为数字技术的引进提供有利条件，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村产业化服务等农业领域充分探索数字技术的应用及融合，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质量。因此，加强对农村地区网络、通信的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宽带、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通过打破农户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物理设施限制，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获取能力与使用程度，能够极大地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进程。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完整版详见知网）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1）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DigFinanc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动农村产业融合，验证了假说H1。

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为缓解内生性的影响，本文选择用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易行健、周利，2018），对基准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表3列（3）结果表明，变量DigFinance显著为正，且模型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LM Statistic=152.97）和弱工具变量检验（F Statistic=55.87），本文结论可靠。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熵值法分为客观赋权法与主观赋权法，上文所采用的是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而均权法同样也是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评价过程中值得借鉴的赋权方法，即对统计指标赋予相同权重。回归结果见表4列（1），结果显示仅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值有所下降，但与本文基准结论基本相同，表明本文估计结果不受被解释变量构建方法影响。

2.替换控制变量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以各省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替换人均粮食产量，用以控制各省份农产品供给方面的差异。检验结果见表4列（2），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与本文基准结论基本相同，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更换样本选择

本文的样本范围涵盖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自治区与港澳台地区），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作为直辖市，具备明显的区位优势与政策倾斜。因此，本文剔除直辖市样本后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彭晖、张曌，2023）。回归结果见表4列（3），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仍有利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本文基准结论基本相同。

五、进一步研究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表5分别展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其中，Coverage和Usage的系数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Digitization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提升其使用深度有助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而当前时期提升数字化程度并不能有效地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究其原因，数字普惠金融让农村新型经营主体能够享受便捷、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有效地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与受益群体的“量”息息相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主要衡量金融机构针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进行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水平，其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多元、复合、极具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与受益群体的“质”脉脉相通；而数字化程度更多地衡量了数字智能设备的使用率，其发挥作用有赖于相关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但当前农村地区数字基础建设依然比较落后，导致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作用并不显著。随着我国不断践行数字乡村建设，未来数字化程度可能对农村产业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调节作用分析

表6展示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以看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乘项（DigFinance×DigInfras）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越显著，验证了假说H2。

表6列（2）—（4）分别为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影响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用的回归结果。其中，数字基础设施与覆盖广度交乘项（Coverage×DigInfras）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发挥会随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使用深度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乘项（Usage×DigInfras）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进一步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数字化程度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乘项（Digitization×DigInfras）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才得以凸显。

（三）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

区域差异是我国突出的地理特征，也是造成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特别是乡村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阻碍（万忠、方师乐，2019），因此有必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在区域维度的差异化影响（曹俊勇、张乐柱，2023）。

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析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7。

表7列（1）—（3）分别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样本中，数字普惠金融（DigFinanc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中，数字普惠金融（DigFinance）的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技术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更多传统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长尾客户”得以享受金融服务，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对数字资源禀赋的更高要求。一方面，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才储备、金融资源与数字物理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入性与可及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使其涌现出多种服务形式与产品种类；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开放时间早、开放程度高，政府、企业与居民接受新鲜事物特别是新技术的程度相对较高，农村经济较为发达，传统金融机构多，其长期运行所引致的知识外溢使居民具备了一定的金融素养，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产业融合中的普及与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更能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

2.农业功能定位异质性

农村产业融合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时间的不同出现了发展的差异化，考虑其自身的基础差异会影响到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发挥，本文依据我国2003年对粮食生产区的划分结果，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西藏自治区与港澳台地区）分为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作为粮食主产区承担着稳定并逐步增加粮食生产的功能，因此认为其农业功能定位强，否则为功能定位弱。

表7列（4）、（5）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农业功能定位弱的样本中，数字普惠金融（DigFinanc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在农业功能定位强的样本中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功能定位强时，地区对农业相关产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也相应较多，例如国家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粮食主产区都给予了重点扶持，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用具均有相应补贴，这也意味着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资金缺乏。相反，在农业功能定位弱时，农户亟待解决的是长期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特性部分减缓其对于产业融合的资金需求，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功能定位弱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重点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二者间起到的作用。研究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并不显著。三是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越强。四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首先，仅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其次，农业功能定位弱的地区发展农村产业融合更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综合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发挥经济地位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通过政策明确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结合各地区区位优势，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与差异化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传统商业银行可与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开展数字金融服务网络建设，为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平台，制定一体化营销策略。

第二，加快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好数字普惠金融普及基础。政府应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的完善，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有力支持。首先，有效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及偏远地区的网络质量，同时也要加强在农村、偏远地区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完善工作，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其次，鼓励创新企业向落后农村地区投资，以财政补贴、税收、人才等政策鼓励引导具备数字技术能力的大型企业和社会资本推动基础设施下沉，以技术共享或学习借鉴形式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农村产业融合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困境；最后，在当前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环境下，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数字化程度在农村地区的深度运用。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与信用平台、科技公司等的合作，为满足农业经营主体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进行产品创新。

第三，强化农村地区金融教育与数字教育，缩小农村居民数字距离。首先，尽快将金融常识和金融案例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在普及金融知识的同时鼓励居民参与到金融市场中，体会金融活动的好处，提升其参与金融市场的动力。其次，要加大对农村金融科技的宣传力度，选派具备金融科技专业知识的老师到农村普及知识，让农户全面了解金融科技及创新与农业相结合的优势。通过乡村金融教育与数字教育的普及，提高农村居民金融可获得性，实现金融资源的“想得与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