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以稳预期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以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变革来释放生产力，最终谋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在生产力发展上从缺乏制度基础到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选择，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民营经济不断发展，但在社会认识方面还存在一些禁锢，直到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民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在数量、规模和层次上获得快速提升（乔榛，2023）。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伴随着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加快转型的步伐，并在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要形成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形成以实体经济为主体、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以及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方式转换、结构调整和动力转型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营”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从广义来看，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而从狭义来看，则是指个体、私营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吴海宝，2023）。截至2023年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4900万户，民营企业占比达到92.3%。民营企业投资持续提升，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强、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安全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存在现代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等障碍，在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存在意识形态、社会认知偏见、企业家精神等障碍（王磊，2019）。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营经济发展由于自身制约因素（如融资约束、抗风险能力、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门槛等）存在增长空间越来越小，竞争越来越激烈等问题（乔榛，2023）。随着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加之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以及企业转型升级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民营经济在缺乏有效激励的情况下开展创新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开拓新的增长空间。

在党中央领导下，民营经济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如何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精准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预期反映了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变化的看法。从本质上来说，预期就是对与目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测。稳定的预期，对坚定市场主体信心、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加强预期引导、做好预期管理，使社会预期与经济发展在相互促进中形成良性循环，是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关键着力点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和强化数字赋能等方面。

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法治激励是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基本前提。在存在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微观个体理性预期会导致宏观资源配置的非理性和非均衡，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消除这种微观与宏观经济活动之间的效率冲突。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通过政策制定，发布各类制度工具并及时向市场相关主体传播有效政策信息等，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实现个体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均衡之间的协同统一，有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建立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监管制度，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后，各地纷纷制定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性文件，从营商环境、政商关系、法治保障等层面，提出健全地方性法规制度、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落实机制。

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山东省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信贷精准公共服务和融资增信支持体系等具体举措；福建省则从差异化金融产品设计入手，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加强金融对民企的支持力度。

在民营企业投资方面，山西省发布《关于印发山西省优化市场准入激活民间投资具体措施的通知》，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加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合作，鼓励民营企业参股；山东省积极扩展民间投资的选择范围，除了能源类项目以外，还增加了交通水利、先进制造业和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北京则侧重向民间资本持有方提供项目推介以及推介项目跟踪服务，涵盖了清洁能源、大数据中心、消费基础设施、仓储物流、产业园区等多个行业类别的民间投资项目，推动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

政策和制度支持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经营主体，都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条件。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要求持续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加大“无形的手”在民营经济等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力。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市场势力、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都会影响制约民营经济的创造性和灵活性。政府主体通过制定和调整发展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业壁垒，推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制度落地，确保民营经济深度参与市场竞争，保证公平与效率得以充分体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健全地方性法规、强化涉企政策落实、规范执法检查等制度层面入手，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从降低民营经济制度交易成本的角度，福建等各地政府围绕社会管理错位、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打击欺诈和恶性竞争的法规条例等举措，确保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同等地位和待遇，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

从增强要素流动、公平资源配给来看，加快民企项目用地、用海等手续办理，加强土地能耗要素统筹保障，提升资源在民营经济部门的配置效率。陕西、重庆和山东等地在强化资源要素供给时，分别从金融、人才、土地等方面，强化资源要素供给。如陕西鼓励银行机构加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重庆加快民营企业人才队伍的配置和建设，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山东在缓解民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通过开展产融对接、应急转贷、上市培育、融资增信等服务不断优化全链条融资支持机制，截至2023年7月末，山东省非国有企业贷款余额2.9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000亿元，累计为中小企业清偿和化解拖欠账款400亿元。

从市场开拓的视角，上海和重庆均在政府采购政策中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缓解了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困境。上海在2022年《上海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办法》中落实采购份额预留、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采用了整体预留、预留采购包、联合体形式预留和合同分包形式预留等方式，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重庆规定在政府采购中，20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项目和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原则上全部预留给中小企业，其他金额采购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比例不低于30%。

各地陆续出台的政策和制度在市场主体稳定预期、增强活力和坚定发展信心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拓性创新、标志性突破。为确保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逻辑，各地还陆续加大了全方位监管的力度，如山东省推广使用“山东通”移动监管功能，服务全省各级监管部门在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双随机”检查等工作中开展移动检查，提高监管执法效率，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引领和有力保障。

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表现，在提升信息传输速度、降低数据处理和交易成本、精确配置资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Goldfarb and Tucker，2019；许恒等，2020）。以数据驱动的社会发展模式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也改变了生产者的行为，产生了新的需求和创造空间。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快车道”。随着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民营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严峻挑战，技术竞争加大。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技术创新，突破物理空间的局限性，民营经济发展将产生跨地区、跨领域和跨行业的交融效应，不仅带动了民营经济新生产模式和新发展业态的变革，还将数据要素纳入进生产函数，以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企业研发创新，提高各要素的边际报酬增长速率，从而放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改善民营经济的管理、资本、技术以及知识要素的质量和效率。

作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民营经济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数字产业领域具有先发优势，特别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方面，民营企业具有灵活、反应迅速以及适应性强等特点。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发展方面具有更强的高质量发展潜力（任晓猛、钱滔、潘士远和蒋海威，2022）。民营企业所处行业、规模、发展阶段千差万别，普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备、转型成本高的问题。多地将全面促进数字化赋能作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如重庆在支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融入“数字重庆”全产业、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建设，并引导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协同参与公共数据应用创新，鼓励民营企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济南积极构建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功能类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路径指引，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成本，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民营企业具有的创新活力使其在科技革命的进程中有着更多的优势。根据民营企业发展对研发力量集聚的需求，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福建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建设国家或省级研发创新平台，加快向民营企业开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对民营企业引进高水平重大研发机构达到认定标准的，按其新增研发设备实际投资额的50%比例资助；山东青岛在全国率先推出民营经济创意会，成就民企的创意；建设“青岛政策通”平台，使政策兑现更公开、透明、便利；举办专精特新企业“卡位入链”对接会，促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深化拓展供应链合作。

央地联动，市场规则和财税政策融合统一。政府主导的制度变革和顶层设计，是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包含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多项重要支持政策。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主导并推进外部环境变革，地方政府积极落实市场准入制度等变革。央地联动以消除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审批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隐性限制，通过公开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等举措，打破行政垄断及基于行政的经济垄断，切实贯彻国务院提出的“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在推进市场主体自由准入政策与管理的公开化、公平化和规范化进程中，保持央地决策行为联动性，加强财税政策的系统性和集成性，定期分析研究判断、评估和调整；同时，建立民营企业多层次财政支持体系，与市场规则协同，加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广度和深度，加快推进民营企业两权分立和股权多元化进程。

要素流动，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行之有效。加快要素流动、有效促进资金融通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升民营经济享有与国有企业相同地位和待遇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应分别从金融、人才、能源土地等要素方面广泛借鉴先进经验，探索本地区提升信贷精准服务水平、降低小微企业贷款“门槛”、引进人才、提供用地等措施的落地路径，完善跨区域资本和金融要素流动政策，分类提供“一站式”政策服务方案，建立资金、资产和资源直达模式，加大要素服务保障力度，推动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

政企互动，关键领域和科技创新鼎力突破。持续完善与民营企业沟通交流机制，提升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等的参与度，加快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各地政府以简政和提高法治水平为重点开展政务服务的同时，应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主动了解民营企业的诉求，解决其发展中需政府协调的难题。从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仍存在项目供需不均衡以及民营企业关键领域进入瓶颈等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各级政府选取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有代表性的企业，多层次多形式听取意见建议，为民营企业参与海外业务提供政策支持，为民营企业等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强化民营企业信心和预期。

引导公众认知，增强民营企业与公众的互信关系。从更新公众认知来看，要加强宣传引导社会公众重新认识民营经济的功能与作用。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民营企业品牌榜、诚信榜、创新榜、奉献榜等活动的开展，增强公众对民营企业的直观了解和感知；在新型媒体媒介中，推广推介企业家的善举和贡献，宣传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从实体通道到虚拟渠道，采取多方式与不同层次的公众互联互通，增强与公众的互信关系。

巩固平等地位共识，加强市场主体间合作。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样具有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规则下竞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首先，在国企和民企市场主体之间开展广泛合作，通过投资入股、产业对接、开放场景、混改等方式，拓展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其次，建立民营企业技术联盟，推进民企之间的强强联合，重点开拓企业间的技术研发合作，实现同等层次民营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合作，实现在不同层次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转移，以带动企业之间的资源流动，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加强金融机构和国有平台公司等部门与民营领军企业的互动互联，在信息、技术、市场、项目、并购等方面开展合作交流。特别是，亟需引导民营企业主动适应新的国际贸易发展需求，与海外企业协同创新，发挥各个市场主体在相应的产业和产品领域、行业和服务领域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民营企业社会活动参与度。承担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解决短期和长期利益矛盾的最有效途径，广泛地参与各类社会活动，能够有效扩大民营企业社会影响力，增强民营经济能量凝聚力。首先，加强与高校研发部门合作，提供需求和资金，加快产学研融合，将技术开发孵化与高校创新创业培养机制相衔接，在形成企业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吸纳、储备人才；其次，加强与智库研究机构合作，形成民营经济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支撑；最后，加强社会公益参与力度，通过行业协会等机构持续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与公益行业的相互促进，培育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彰显民营企业的社会担当。

深入研判相关政策，充分利用营商环境优势。民营企业要把握良机，研判市场环境和国家政策，积极获取市场主动权，拓展行业业务范围。为此，民营企业应积极投身新兴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积极在科技创新、现代物流、节能环保、高科技等领域加大投入，运用“互联网＋”等平台或手段，推动商业模式、盈利模式、供应链模式上的创新，发展共享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同时，积极投身国际市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与中国具有稳定外交关系的国家开展广泛的贸易合作，增强自身的市场开发能力，丰富开发国外客户的渠道，以期为更好地融入、开发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战略。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基调，积极开展数字经济新业务，突破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瓶颈。为此，民营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机遇，着重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推进民营企业产品的高端化，增加产品的科技价值含量。首先，利用政府提供的服务终端，共享政府惠企政策；其次，打造自身发展数字化中心，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业务协同体系，参与数据经济建设和应用创新；最后，利用数字化平台，盘活民营企业自身资产，赋能创新战略。通过企业资产梳理，借助中介服务合作体系，充分发挥产权市场价值，灵活高效地实现民营企业的资产优化配置，为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奠定要素基础。

提升灵活度，有效加强内部治理与风险防范。主动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构建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企业应变能力和防风险能力。为此，从加强内部治理来看，民营企业应推进管理创新，引入或借鉴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方法，充分利用相关政策解决资金融通和人才储备问题，确保资金和人才要素与自身行业发展相匹配，提升经营灵活性；从提升核心竞争力方面，积极利用国家产业政策，率先进入国家重点扶持领域，提升数实融合能级，更快更好地加入创新发展的主干道；从保障防范风险能力来看，民营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建设，规范民营企业行为，接受社会监督，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1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