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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作了全面具体部署。本文就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更好保障粮食安全，谈几点体会和认识。大食物观是新时代的粮食安全观为了更好地理解“大食物观”，首先需要厘清几个重要概念。粮食：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我国现在粮食生产构成的比例约为：水稻30%，小麦20%，玉米40%，其他粗粮2%，豆类3%，薯类折粮（5比1）占4%。谷物：这是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指所有禾本科作物的可食籽粒。包括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作物，以及大麦、高粱、谷子、燕麦等其他各种杂粮。口粮：这是我国近年来的特殊用法，只包括稻谷和小麦两种产品。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是如此。这是我国现阶段实际上的主粮。食物：包括所有可以食用的东西，除了粮食之外，还包括畜产品、水产品、瓜果蔬菜等。大食物观，指的就是全部食物。在吃得饱问题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时，粮食安全问题，主要就是粮食的安全保障问题；而在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奔向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已经由如何让广大人民吃得饱转变为如何让广大人民吃得好。解决吃得饱，主要靠粮食；而解决吃得好，不仅仅要靠粮食，更要靠畜产品、水产品和瓜果蔬菜等，并且各种产品包括口粮，也要求更高的质量。这就是“大食物观”的本质要求。这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具体表现。粮食安全的原本含义，就是大食物观意蕴的粮食安全，而不仅仅是口粮的安全。从我国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统计数据看，也充分反映出了大食物观的要求。1978-2022年期间，在生产方面，我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从317公斤增加到487公斤，增幅为54%；人均肉类产量从8.9公斤增加到65.4公斤，增幅为6.3倍；人均水产品产量从4.8公斤增加到48.6公斤，增幅为9.1倍，即人均肉类生产和水产品生产的增幅远远超过粮食生产的增幅。在消费方面，人均粮食消费从196公斤下降到137公斤；人均肉类消费从8.5公斤增加到47公斤，即人均粮食消费减少了30%，而人均肉类消费增加了4.5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2022年和2023年，我国农产品的净进口额分别为1377亿和1352亿美元，其中饲料粮（大豆、豆粕、玉米）和畜产品净进口额占比均为84%；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的进口主要是为了满足畜产品消费需求。此外，我国的大米、小麦和水果尽管也是净进口，其主要原因不是国内生产数量不足，而是因为国内生产的质量不足，而进口产品的质量更好，价格也低。综上，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的本质要求，就是大食物观的要求，即：广大人民需要的是更少而更高质量的口粮，更多并且更高质量的畜产品、水产品和瓜果蔬菜产品。建设农业强国就是补粮食安全短板建设农业强国，直接关系到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就是以大食物观理念，补国家粮食安全的短板；并且在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农业强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这五强的要求，很全面，既包括了具体目标，也包括了实现路径。笔者的理解是，供给保障强，要求的是数量要充足（在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很少的基本国情下，这意味着单产水平必须要高）；竞争能力强，要求的是质量要好，成本要低。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我国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要高，质量要好，成本要低。在这三个方面，不仅要求不断提高自我发展水平，并且要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量要高，质量要好，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求；而成本要低，是保障农民增收以及减少资源投入的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成本的降低，就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是现在世界农业强国的共同特点和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纵向比较，1978-2022年期间，我国的人均粮食生产增加了54%，人均肉类生产增加了6.3倍，人均养殖水产品增加了31.3倍；横向比较，我国现在用占世界9%的耕地，生产了世界21%的谷物，25%的肉类，33%的水果，养活了占世界18%的人口。我国农业生产在单产、质量和成本方面，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普遍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仍然有明显差距。在单产方面，以粮食为例：我国的平均单产水平同世界平均水平比，稻谷高出50%左右，小麦高于60%以上，但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稻谷仍然低20%左右，小麦低近30%。在玉米和大豆方面，差距更为显著。我国玉米的单产水平，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仅仅高出几个百分点，而同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比较，差距非常明显，只达到美国的60%。我国大豆的单产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70%；同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巴西和美国比较，也是不到60%。在质量方面，我国2022年进口了263万吨大米、1210万吨小麦和839万吨水果，主要不是因为我国生产数量不足，而是因为质量原因：进口的这三种产品，都是优质产品。大量进口这三种产品不是因为国内短缺，而是为了满足吃得好的需要。在成本方面，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都高于国际价格，尤其是大田作物。例如，过去的30多年中，美国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折算为人民币，从来没有超过每斤1元钱，大部分年份在每斤0.5元左右。我国粮食产品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土地稀缺，地租成本高，我国的地租通常在每亩500-1000元，而欧盟和美国通常在200元左右。二是由于农民工工资水平快速提高，拉动了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例如，根据调查，延安市某苹果生产龙头企业2022年每亩苹果的生产成本约4000元左右，而套袋等人工费用就占到了70%左右。建设农业强国关键在于改革与创新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体路径就是“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科技装备强，要求的是投入要素要强，要使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经营体系强，要求的是生产规模化，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农业经营规模；产业韧性强，是抗风险能力强，包括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三“强”，是实现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的主要途径和着力点。建设农业强国，关键是改革与创新；改革也是创新，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四种创新：业态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政策创新。在业态创新方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根据自然条件的不同，因地制宜，主要有四种业态：第一是大田种植业，主要特征是规模化和机械化，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第二是设施园艺业，主要特征是蔬菜为主，少量水果、个别花卉为补充，集成技术（品种、设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土地生产率高、增加值高、生产供给时间长；第三是集约养殖业，主要特征是规模化、企业化（公司、公司+），也是集成技术（品种、圈舍、饲料、防疫等），饲料利用效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土地利用率高；第四是现代林果业，主要集中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区域规模化，矮化种植、生态化种植、水肥一体化、高增加值，有区域规模技术效应，有利于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在科技创新方面，主力军有两支：涉农高校和农科院所。根据官方资料统计，2010-2020年国家三大科技奖的农业获奖项目中，科技进步奖256项，有244项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持的，占95%；技术发明奖47项和自然科学奖15项，全部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持的。企业当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有约5%的科技进步奖是由企业主持的之外，很多获奖项目也得到了各种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协作。不过，也可以看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仍然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主力。其实，道理也不难理解，因为，目前我国最出色的农业科技人才，仍然是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农业企业中已经开始聘用优秀的科技人才，但是，在农业领域，还找不到像华为那样的高科技人才密集的企业。在组织创新方面，核心是扩大经营规模，从而能够最大化地运用先进技术。农业的适度规模，就是所有现有先进技术都可以得到最佳经济利用的最小规模。近年来，我国农业组织创新涌现出不少有效模式，包括：农业企业/公司+、新型合作社、家庭农场、托管服务等。在组织创新方面，龙头企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政策创新方面，核心是更好地发挥两个作用，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20世纪80年代发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解除各种限制，让市场发挥作用；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那些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的作用，不是代替市场作用，而是以政府的作用力，补市场力、助市场力、融市场力。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各级政府的分工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其中，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推动落实方面，县级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产业发展规划、农业品牌打造、科技服务组织、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招商引智引资、村书记选拔配备等方面。（来源：《农村工作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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