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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疫情的冲击改变不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记者：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首先要看其基本面。什么是经济的基本面？哪些因素决定着经济的基本面？
黄群慧：经济的基本面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中长期会表现出来的基本状况或者基本趋势。一国的经济运行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短期波动，甚至出现巨大的波动，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通常不会因短期波动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观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就是看其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那些决定经济增长长期走向的基本经济变量，就是决定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从宏观视角看，这些因素主要是供给要素及其组合，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创新等。分析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既要看这些要素的总量大小，也要看这些要素的组合结构。
黄泰岩：经济发展的长短期影响因素，也可以理解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分为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个方面。需求拉动，即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经济增长；供给推动，就是通过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制度变革推动的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短期因素会影响需求侧的变化，引起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化；供给侧一般属于长期因素，表现为要素投入的总量是否巨大、供给体系的结构是否优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刘伟：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的要素总量、供给结构，在不同的制度下会产生不同的产出效率。这意味着，不同的制度条件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基本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根本上来自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所以，分析经济的基本面，除了观察前面所讲的供需条件等因素，还要看制度条件是否契合本国国情，是否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记者：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黄群慧：我国经济的基本面长期向好，因为有良好的基础优势。
从整体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总之，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使得中国的产业具备了最完善的配套能力，能够保证经济在受到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时仍有巨大的韧性。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产出第一的制造大国。
从需求方面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有14亿人口，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可以形成超大规模的内需，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巨大潜力。
黄泰岩：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长期向好的趋势，集中表现为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首先，内需的增长空间巨大。一是消费总量大，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长，消费总量会继续快速增长，形成拉动经济的巨大市场潜力；二是消费结构发生巨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形成了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需求；三是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存在城乡、区域差距，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增长空间。
其次，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一是技术、知识、数据等要素投入不断增加，并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二是新旧动能转化持续推进，新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三是攻坚改革持续深化，“四梁八柱”制度框架基本成型，制度红利加快释放。
刘伟：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和优势，就基本经济制度而言，最根本的优势在于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这一优势已经被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适应了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和不断完善的根本保障，越是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这一点便越是显得重要。
记者：为什么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黄群慧：首先，影响疫情对经济冲击程度的关键因素，是疫情的持续时间和疫情的影响范围。目前来看，在党中央科学部署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疫情主要被限制在武汉及湖北区域，对经济影响的时间主要是第一季度。基于这两个判断，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总体上是可控的。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疫情出现后科学部署防控，形成全国一盘棋，迅速展开疫情阻击战。在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之时，又及时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在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下，到2月21日，在23个公布复工率的省份中，就有18个省份复工率超过了50%，到2月24日，浙江超过90%，江西、山东、江苏、辽宁、广东等地超过80%，福建、上海、贵州复工率超过70%。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复工复产的调查，到2月20日复工复产率就已达97%，产能利用率平均达到59%。
其次，疫情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决定因素。一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总量优势不可能因为短期的疫情冲击而改变，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新冠肺炎疫情掀不翻中国经济这片大海。这一总量优势也为我们动员社会资源回应疫情冲击、推动经济向正常状态复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疫情冲击既改变不了要素的总量更改变不了要素的组合方式，因而也就改变不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经济结构日益优化，缘于要素组合效率的不断提升，这是长期市场化改革与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疫情冲击不会改变这一制度优势，而且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会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提高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
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不仅使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而且具有特别明显的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上升，抵御各类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在科学防控的基础上，对恢复经济和保障经济增长做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有力地冲抵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能够有力地抵御疫情的短期冲击。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我国的调控目标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率，调控工具更加多元，调控经验更加丰富，调控力度和调控方向更加精准。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也没有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而是采取了大规模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改革开放举措，这为当前应对疫情冲击预留了较为充足的政策空间。目前，总体较低的政府负债率为更好地稳就业、改善民生及扩大基建支出预留了财政政策空间，温和的核心CPI涨幅、PPI跌幅和“全球降息潮”为我国的稳健货币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空间。通过加强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疫情等风险挑战，保持全年经济的平稳运行。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将持续释放强大的需求拉动力，不断扩大并持续升级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抵御疫情冲击的有力保障。二是以创新研发为基础的日益成熟的产业体系，正在持续打造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以要素市场化为基础的改革开放，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四是经济发展新动能持续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我国的新动能指数（包括网络经济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驱动指数、知识能力指数、转型升级指数等5类）逐年提高，2015-2017年逐年分别上升23.5%、26.9%、34.1%。
黄泰岩：维持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我们具有以下显著优势：一是有党的领导，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迅速阻断突发事件影响经济基本面的传导机制，把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二是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既发挥公有制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又依靠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既通过按劳分配守住公平底线，又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激励；既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济实力，使我们有底气抵御短期的意外冲击。
短期来看，如果疫情防控的主要任务在一季度基本完成，那么后面三个季度将会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疫情防控将为相关产业如健康产业等带来巨大需求，从而带动这些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链投资和生产的爆发性增长，这也是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支撑。此外，由于国家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保民生、稳就业，特别是有效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因而一旦疫情结束，消费的收入基础还在，消费会快速恢复，从而带动服务业等的快速恢复。
2.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
记者：从历史经验来看，短期因素和意外因素如果处置不当，也会引起经济断崖式下跌，或陷入比较长期的困难境地。如何变压力为动力，有效化解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化危为机？
刘伟：从总供给来看，开工率较低会导致一季度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增速下滑，随着二季度企业开工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下半年全面恢复生产，第二产业整体增速会实现企稳，全年增速达到正增长。但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明显，全年增速承压。
化危为机，重点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努力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包括减税、降低社保费率、住房公积金缴纳制度的调整、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予以扶持等；二是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三是深化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继续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扩大高质量供给；四是加快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在资金和政策支持、科技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投入、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加大投入。
化危为机，要特别关注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从未因疫情中断或弱化，反而会刺激人们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加大对公共卫生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此次疫情冲击暴露出我国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短板。通过这次疫情大考，我们需要更加精准地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更大力度地进行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我们能够化危为机，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黄群慧：疫情最直接的影响是抑制了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需要集体协作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生产也受到较大冲击。这些冲击会进一步传递到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对短期投资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历史上看，诸如灾难、战争和一些突如其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往往会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机遇。此次疫情冲击，也会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一方面会激发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更加成熟。2018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到15.7%，疫情的出现会促使这三者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疫情冲击之下，社会经济会对数字化技术有更深、更广的需求，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社区治理、教育、购物的在线化需求，以及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智能化等。这都将促进企业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进产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由此还会带动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国家现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减少企业负担的政策，包括税收、金融、社会保险、物流等众多方面的“降成本”措施，在经过疫情期的试行后，一些有效的措施会转为长期政策，客观上能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从而促进长期经济的稳定增长。
黄泰岩：疫情虽然是短期冲击，但它对经济的影响面广，涉及全产业链。化解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一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支持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的发展，确保高端产业的高速增长；支持传统产业通过加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改造升级，向产业高端发展；通过市场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完善和体制机制的健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包括：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和防风险能力；建立和完善一批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良好预期；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创新的产权激励；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让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等等。三是整合和完善全球产业链，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中央提出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我们要加快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
3.强化“六稳”举措，充分释放经济 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
记者：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把握好哪些关键环节和领域？
黄群慧：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稳妥有序组织企业及早复工复产，这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具体而言，疫情对具有人群集聚特征的消费性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影响最为直接，冲击也比较大，为此，要多管齐下对这些行业和企业进行针对性的扶持和帮助。首先，在卫生防疫方面，要加大对消费性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公益支持力度，提高其卫生防疫能力，在保证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允许其及早复工复产。其次，要鼓励这些行业和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尽可能创新拓展在线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再次，要充分发挥公共平台和大型平台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支持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提高其经营便利。最后，国家应从财政、税收、金融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进行一揽子政策帮扶。此外，现在大量制造业企业需要复产复工，即使这些企业解决了职工到岗问题，但如果其供应链条中有环节没有开工复产，那这些企业也无法开工复产。因此，从宏观层面把握产业链、寻找“掉链子”环节、疏通整个产业链条，是十分关键的任务。
黄泰岩：加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对疫情结束后消费和服务业的快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要借鉴国内外应对重大意外冲击的历史经验，按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工作思路，加大那些见效快、带动性强的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尤其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做既有利于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防范和抵御新的危机冲击的能力。
刘伟：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需要有节奏地推出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和专项保证举措，稳定市场预期，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充实流动性，并以降息等方式降低企业成本和政府负债成本，通过降准、定向降准、MLF（中期借贷便利）等手段精准滴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切实有效缓解民企、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企业贷款意愿。进一步放松对直接融资的限制，放松对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的限制，在加强法治的条件下提高直接融资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财政扩张力度，财政赤字率可以适度上调，加大财政补短板的结构性功能，改革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能力。财政支出要尽量向民生领域的短板倾斜。
记者：中央提出进一步强化“六稳”举措，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实现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对此有哪些政策建议？
黄群慧：2020年是一个关键之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疫情冲击的确增加了今年这几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难度，在这种背景下，做好“六稳”工作更为重要。
稳预期是“六稳”的关键，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好不好、信心足不足，是决定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现在看来，一是党中央一系列科学正确的决策部署已经对疫情防控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防控效果不断显现，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也会逐渐趋稳；二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变得更加灵活，实施了有效的逆周期调节，这些都对“稳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疫情冲击是短期的，主要是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由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从一个年度的周期来看，还有充足的时间对冲疫情负面影响，预计疫情过后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这些都会对预期的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在预期稳定的基础上，实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的系列政策组合拳，就一定能够做好“六稳”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是可以如期实现的。
刘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工作的主线，这是做好“六稳”工作的重要前提。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通过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供给质量、化解供需结构性矛盾方面的作用，进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市场监管，加快完善市场营商环境，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是做好“六稳”工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黄泰岩：做好“六稳”工作，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一是要采取坚决果断有力措施快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二是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为经济发展创造强大的新动能。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把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经济发展创造坚强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基础。四是坚持和完善稳中求进的总思路，切实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增强经济运行的抗风险能力，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条件。五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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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0 14: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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