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把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为国家战略，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由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41.5%，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了全新技术-经济范式，推动发展模式、经济秩序、生产要素等发生深刻变革，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自20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数字经济带着数字技术“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初心，在这一时期大展手脚、快速发展，成为人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关键抓手。虽然数字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如垄断、侵权等一系列问题，但其主线是提升数字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并逐步构建起适应不确定性的新型发展模式。

从历史趋势看，专业化发展是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增进确定性，就是以专业化为基本方向的，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化。

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从根本上决定着增进确定性的限度。一般认为，数字技术理论的奠定，是从著名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于1948年建立的信息论开始的，而信息论的初心是减少随机不确定性，这也是数字经济能够在不确定时代增进确定性的源头。数字技术发展以数据、算法、算力为基础，大数据、智能算法和算力平台三大要素共同构成数字生产力的基本框架。这些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功能指向，最终也都服务于更有效率地用数据减少随机不确定性。例如，云计算的本质，是通过共享计算和储存能力降低单个企业的数据投资成本；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提高从数据资源到思想的生产效率；5G的本质，是在人-物-机之间形成高速、低延时的连接通道。

当然，数字技术增进确定性，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毕竟，大数据并不代表总体而是大样本，大数据分析也只是从粗糙中寻求相对精确、从相关关系中探寻因果关系，并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然而，正是这些有限确定性的积累，进一步推进了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放大了数字生产力的作用范围。

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直接影响着增进确定性的程度。通过数字产业化，关键技术和核心产业能够不断把消费、生产、服务过程中所创造的数据变成生产要素，从而提供新服务、新应用。深刻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都是数字产业化的重点发展方向。可以说，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动能，体现着数字技术创新的落地成果。

从历史进程看，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质特征的，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使用权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日益增长、租赁合约对买卖合约的逐步替代等，都是这一阶段的突出表现。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恰好顺应和强化了这一进程，形成了推动分工演进的发展本质，主要体现在分工体系和创新生态的变化上。

一是产生了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是使用数字设备，对自然物和原材料等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进而创造出数字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主要包括用数字化工具进行物质生产、建构和维护作为软件的数字化工具、用数字化工具进行精神文化活动等三大类工作。随着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兴起，数字劳动不断发展壮大，并在越来越多的产业分工链条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

二是催生了新的分工格局。从宏观层面来说，数字经济缩短了相关产业的分工链条，推动微笑收益曲线模式向扁平化转变，并优化了不同分工环节。从微观层面来说，数字经济能够依据劳动力技能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如通过消费互联网带动低技能劳动力向网络主播、在线客服、快递员、外卖骑手等低技能偏向的行业流动，通过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带动高技能劳动力向机器人算法工程师、自动化生产线研发工程师等高技能偏向的行业流动。

三是推动了新的知识生产。数字经济对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环境科学、生化遗传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能源科学等领域，催生了一系列新知识新成果。这种影响不是原有维度的简单调整，而是“海量数据”这个新维度的加入，并成为重要的创新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质量发展“高”在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专业化”和“需求科学化”愈发不可分割，面向需要、面向用户正在成为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数字经济以有效方式打破时空阻隔，提高有限资源的普惠化水平，可以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用户创造新的价值。

一是推动“需要”转化为“需求”。一般来说，“需求”是指人们有能力购买并且愿意购买某个具体商品的欲望，而“需要”是指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产生的真实愿望，甚至是美好的想象。“需求”是受财力或预算约束的，而“需要”则有持续展开的空间，有不断增长的可能。数字经济直接面对的就是这个持续展开的空间，并运用数字技术、利用数据要素，为“需要”转化为“需求”发现和创造条件。

二是推动需求侧校准需求。受制于技术等客观条件，商家很难识别终端用户真实、全面和即时的需求，终端需求的表达方式也往往是局部的、非连续的，产业很难从终端来定义。并且，在产权不够细分的条件下，“需求”往往具有混合性，甚至夹带“不需要”。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和穿透性，终端用户的需求得以真实、全面和即时的表达。数字经济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催生了一大批新平台，使得消费模式更多地呈现智能化。比如，共享单车将人们对自行车的需求，细分为出行、安全、防盗、随用随取、方便停放等具体需求以及“不必随身携带”等本质需求，促进了消费模式更新换代，直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推动供给侧优化价值链。价值链由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组成。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可以有效调动供给侧长期以来积累的海量数据资源，促进供给侧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推动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在原有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形成新的产业链，形成循环往复的数据价值链。比如，网约车平台“滴滴”基于自身庞大的用户数据（司机和乘客），与比亚迪公司合作开发新型汽车，由“滴滴”提出产品定义，比亚迪负责提供技术、设计和生产代工，最终生产出更符合市场需要的汽车产品，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了价值链。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动力加速转换，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逐渐转向第三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超过50%，我国经济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发展阶段。根据美国学者威廉·鲍莫尔的研究，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从而形成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传统服务经济技术含量低、生产效率低，但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单位服务成本长期呈现上升趋势，高成本低效率的特征甚至可能拖累整体经济增长，亟需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成效比较显著，就是重要的动力之一。

一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数据是信息编码，根据美国著名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的观点，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维纳将“信息”的重要性提高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与物质和能量并列的重要地位。物质和能量是客观存在的、有形的，信息是抽象的、无形的。物质和能量是系统的“躯体”，信息是系统的“灵魂”。信息要借助于物质和能量才能产生、传输、存储、处理和感知；物质和能量要借助于信息来表述和控制。一方面，数字经济只有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才能为自身发展找准找好创新沃土。数字经济是一种快速经济，通过网络化的平台，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直接使信息传递和经济活动快速推进。实体经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同时也是数字化创新的最大的应用载体和最广的应用场景，数字化创新只有落到实体经济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数实融合能够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打破原有相对封闭的生产体系，促进制造体系向开放化、平台化、协同化方向转变，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动力、模式、机制发生深刻变革。

二是推动不同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跨产业、跨企业的一种产业形态和经济现象。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又出现了新的路径并呈加速演进态势。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间的技术融合，催生新的市场需求，推动外部管制的放松，促进产业融合的普遍发生以及创新发展。比如，5G网络、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通过计算与联接推动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

数字生产力的大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方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许多预设的制度规则和既有的治理技术可能会失效，亟需建立新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增进确定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应对这些新的不确定性，同样需要合理有效地发挥数字经济的制度功能。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开放合作的新型经济秩序开始形成。

信任在人类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信任机制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漫长、复杂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建立了基于单位和部分个体的信用机制，其背后是集体或“能人”背书，表现为人际信任或制度信任。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信任的形式和信任机制的建构模式，增加了不受物理距离或组织结构限制的交互机会，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机器的关系。

面对这种新情况，亟需建立基于更广泛主体的信任机制，实现由信用机制向信任机制的转变。新的信任机制就是数字信任。这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中介的综合信任，是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技术信任在不同环境、不同渠道间“信任转移”的结果，其本质是脱离所有权的束缚、走向依赖使用权的一种“全员可信”的稳定心理状态。这种新的信任机制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软性基础设施。

对产品或服务的衡量，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按照对象的自然属性进行技术上的绝对衡量，另一种是按照对象的社会需求进行制度上的相对衡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于那些无形的产品或服务，技术上的绝对衡量手段已远远不能满足衡量需求，制度上的相对衡量手段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而且，情况越是复杂和不确定，越需要相对衡量来适配。在这一方面，数字经济同样大有可为。比如，对于一些产品或服务，用户可能很难从质量、性价比等方面进行技术上的绝对衡量，但在共享平台、电商平台等应用中，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在线声誉系统进行相对衡量。

在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衡量机制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知识仓库和财富仓库的认识，在知识仓库和财富仓库之间建立起更强的关联性，使得具有知识仓库性质的数字平台及其归属企业成为重要的财富仓库。这样，财富将更多地体现在未来收入上，而不是过去和现在的收入；房地产、黄金等传统的有形财富存储媒介的“保值”“升值”功能将显著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专利、数字货币等以软性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无形资产”。

一般来说，在产权划分不够精细的情况下，一个人之所以可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获得利益，是因为存在人类之外的对象——自然界的“廉价资源”。这是西方式现代化实现的前提。但当产权精细化到一定程度，人们就需要在社会系统收益中挖掘“廉价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这正是数字经济所擅长的。

发展离不开“廉价资源”，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廉价资源”。“廉价资源”往往是人们不在意的资源，从根本上说它来自整个社会的系统收益，并随之进化。比如，共享单车使停放自行车的公共区域成为新的“廉价资源”，公共区域的系统收益得以内化为每名使用者的具体收益。再比如，电商平台使“信任”这种服务变成新的“廉价资源”，“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使“信任”的部分系统收益得以内化为每个商家的具体收益，“物美价廉”使“信任”的部分系统收益得以内化为每名买家的具体收益。

更进一步说，数字经济正在使得系统收益的分配越来越成为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以数字经济中常见的交叉补贴为例来说，看似在不同主体、不同时空流动的补贴，本质上来自新的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所增加的系统收益，而非简单的富人补贴穷人、未来补贴现在、农村补贴城市等，关键在于找准了关键主体和对应的使用权。比如，在经验医疗阶段，数字医疗的发展是以服务医生为主要导向的，平台的补贴也应指向医生。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核心引擎。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蕴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当前，数据作为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引领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打通资源要素流动堵点，大大提高了各领域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是全球性的超大规模市场。虽然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但这也只是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向全球范围的蔓延；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才是真正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

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显著放大数据要素的功能效应。比如，使数字技术的“头部效应”和“长尾效应”并存——“头部效应”更强，产生更多的“独角兽”企业；“长尾效应”则意味着更容易形成市场，过去很多不能实现的交易现在实现了，“罕见”变得不罕见了。另一方面，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可以帮助超大规模市场应对“管理劣势”和“寻找失败的成功之处”。比如，可以通过大数据研究和预测公共卫生、环境承载、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最低消耗，及时解决最低消耗“欠账”的问题。再比如，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强化分工、实现协同，从而找出增进系统收益的方式方法，有效降低和规避市场风险乃至经济风险。

一般来说，要素在属性间是存在竞争的，既包括单一要素在不同属性间的竞争，又包括不同要素在单一属性上的竞争。这种属性间的竞争，反映的是人们对要素实施某种行为的不同主张。这些不同的主张，一开始表现为国家或民族、地区间的比较优势，逐渐扩展到团队和个人的比较优势，并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以数据为核心动力的数字经济时代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在全球尺度内细化到个体维度的。

比较优势的更迭，往往意味着选择的变化。数字经济可以更精准地锁定不同群体选择范围，为使用权发挥作用扫清障碍、奠定基础，进而导向更为开放的比较优势的竞争。比如，线上线下零售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线上平台的市场范围更广、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消费者可以通过智能筛选快速获取所需商品的信息；相比之下，线下销售以其详尽的服务方式、实体带来的切实感，获得了广泛认可。在互补与融合中，线上线下无缝交互的数字零售模式应运而生，这种零售模式打破了传统分割的购物模式，提供了更便利和快捷的购物方式，让消费者更加自由地选择购物渠道。

韧性往往与“不在意”的廉价资源相关。最初的“不在意”，往往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比如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污染是有害的。后来认识到了，变得“在意”了，但是相较于“穷”或者“落后”，消耗资源、污染环境还是会转变为“在意”中的“比较不在意”。再往后发展，人们“在意”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在意”的个体容量是有限的，“在意”中的“比较不在意”就会沉淀为“不必在意”。但是，当市场信心不足时，“比较不在意”可能会回归“在意”，表现为“自我服务”越来越多。比如，减少在外就餐，改为回家做饭；减少雇佣育儿嫂，改为老人照看孩子。

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更精准的供需匹配，不断巩固和扩大“不在意”的廉价资源，进而增强韧性优势。展开来说，数字平台依靠大数据资源，可以精准聚焦市场消费趋势变化，不断适应新变化，创新思维，实时调整产品+服务策略，及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更精准的数据驱动业务来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建立和完善好数字化战略和营销战略双轮驱动发展机制，从而扎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出租车经常找不到乘客，乘客有时候也很难打到车；现在有了共享出行平台就能够靠大数据减少信息不对称，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产生新的经济价值。（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