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外投资和开放打开中美合作之窗

近日，美国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对自中国进口的一系列产品提高关税税率，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等。如何应对美国“关税大棒”？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全球主要国家希望中美合作是主流，我国要加强与主要出口对象之间的经贸互利互惠关系，诉诸国际经贸规则，开展积极的贸易谈判，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进行沟通，继续用好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

全球主要国家希望中美合作是主流

把近五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崔成对本报记者表示，21世纪以来，G8集团的GDP总和从47%下降至34.7%，但美国在其中的GDP占比一直保持在25%左右，主因是美国享受了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的红利。我们要认识到，与当年美日贸易摩擦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全球化，当年日本的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现在美国只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之一，且在电动汽车等被加征高关税的领域，美国并非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而且美日贸易摩擦时期，全球贸易中70%是制成品，2018年全球贸易中70%是中间品。20世纪80年代，全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比为5∶95，2018年则为30∶70。因此，当前中国承受的压力比当年日本要小，且回旋余地更大。

崔成表示，从短期来看，全球主要国家希望中美合作是主流。我国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欧盟等主要出口对象之间的经贸互利互惠关系，利用政界、企业界等一切有利因素，主动化解矛盾和冲突。做好“一带一路”金色十年规划与建设工作，最大程度缓冲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同时，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等多边平台，在对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提起诉讼的同时，发挥好世贸组织总干事和有关国家的调节作用，以最大诚意尽力化解冲突。加强与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联系与互动，尽力争取美国国内力量的支持，以内部压力化解外部压力。并对美国总统选举后可能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提前作出应对预案。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秘书长吴昀华对本报记者表示，可诉诸国际经贸规则，包括开展积极的贸易谈判，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进行沟通；继续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切实维护双边、多边贸易体系。扩大美国产业界的朋友圈。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指出的那样：“征收额外关税最终会使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和海外的竞争更加困难，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减少。在通胀压力持续的背景下，也会拉高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穆迪公司推算，美国消费者将承担加征对华关税92%的成本，美国家庭每年将增加开支1300美元。我国可加强与美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因为“当你锁上市场大门时，锁在外面的东西比你锁在里面的东西还要多”。

吴昀华认为，可优化重组产业链和供应链。此次关税调整后，部分行业（如天然石墨、永磁体等）的新关税将于2026年起实施。短期内，中国产业界要迅速调整供应链布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合作，通过技术输出海外建厂，寻找替代供应商，改变现有的供应链结构。强化技术先进性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升级。在电动汽车领域，可加大对电池技术、智能驾驶系统等关键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和研发，吸引海外投资、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积极制定规则标准体系。与海外相关机构开展交流，力争能在如碳足迹声明等合规、认证等方面，与欧盟、日、韩等相关认证机构合作。国内要着力扩大内需，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大国内消费，尤其是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消费，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吸引国内消费者，以此激发国内市场潜能。

应对贸易摩擦不能只局限于贸易领域

专家表示，从长期来看，应对贸易摩擦时，目光不能只局限于贸易领域。该怎么做呢？

吴昀华告诉本报记者，可以通过技术升级、对外投资等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技术升级可借鉴日本经验，推进商业化能力和发现发明能力，相互赋能、融合并进，促进产业升级与核心技术突破。借鉴德国4.0，以数字化赋能供应链，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扎实推进相关技术标准、法律制定。以数字化、绿色化为先导增强新兴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提升国内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确保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稳定性。要高度重视对外投资，实现从GDP到GNP的转变。借鉴日韩经验，鼓励海外投资，精益的专业服务始终保驾护航，大量使用目标市场所在地的高端资源（尤其是人才）。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增强企业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竞争力，切实避免国内产业的“空心化”。

与此同时，吴昀华表示，要加强对内对外开放。开放式的合作竞争，是向上螺旋。基于零和博弈观念的封闭系统，只会导致向下螺旋，甚至陷入低生产率陷阱。要开拓开放发展新领域，吸引和利用外资新优势。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全面增强发展动力。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领域的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关系。强化人才培养与招引，构建高水平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培养本土创新人才，破除用人体系中的壁垒，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机制。重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其在缓解对外贸易摩擦等方面发挥着管理与服务、监督与协调的功能。构建有效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时监测和评估可能的贸易政策变化对产业的影响。通过运用国际规则解决问题，如欧盟即将对华采取的相关贸易措施，健全多部门参与的经贸摩擦快速响应机制，完善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贸易救济、反垄断调查和执法以及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体系。

崔成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做好自己才是应对外部压力和挑战的根本，特别要发挥好工程师红利，做好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支撑。更大力度推动全球多边及双边经贸协议的发展与升级，为我国长期应对提供更大的空间。（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