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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书昭，男，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手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为思想武器，正面应对西方文明观的各种挑战，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权，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国际引领力。一、西方文明观的二元对立叙事逻辑呈现出多重面相 西方文明观是以二元对立思维为叙事逻辑，以西方文明一元倾向为突出特征，以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为强大基础，以资本本位为内在逻辑的一种强势文明观。在不同时期，西方人用“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叙事相继炮制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等各种话语，展现了西方文明观的多重面相。1.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混淆“文明程度”的事实评价与“文明优劣”的价值评价，编造“文明分优劣”的伪命题19世纪，西方文明在“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下，将世界文明划分为文明、半文明、野蛮三个等级。西方国家自认为属于“文明”行列，中国则被列入“半文明”行列。于是，将文明划分三六九等的“文明优越论”应运而生。那么，文明到底有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呢？这是一个世纪之问。新文化运动初期，在以杜亚泉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两大文化阵营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东西文明大论战”。这场论战以东西文明的“动静之争”为起点，最终聚焦到“东西文明孰优孰劣”“东西文明究竟谁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等核心问题上。当然，“东方文化派”推崇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新文化派”则推崇以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梁漱溟甚至认为在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后，印度文明能够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由于论战双方均未识破“文明分优劣”的伪命题性质，故而无论怎样回答，其结论都是错误的。但李大钊却能够跳出文明优劣之争，从文化调和与融通的角度看问题。他认为东西文明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同时，他强调东西两种文明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才能“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并提出了“第三种文明”的新观点。这些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分，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别”“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等观点高度契合。可见，在有真知灼见的人看来，文明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文明分优劣”之所以是一个伪命题，是因为西方人将“文明程度”和“文明等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等同起来了。“文明程度”是以生产力或社会制度为标准的一种客观描述，体现的是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文明等级”则是将文明的主体地位划分为三六九等，带有强烈的主观偏见。那么，把“先进”等同于“优秀”，把“落后”等同于“低劣”，西方人就是凭借偷换概念的伎俩构建了“文明优越论”的话语叙事。事实上，无论先进还是落后、古老还是年轻、延续还是断流，世界各文明在主体地位和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应该彼此尊重。2.以“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叙事虚构了“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西方国家通过领导三次工业革命率先进入现代化，进而以先入为主的姿态掌握了现代化的话语权。他们不仅创造出了“现代性”的概念，也炮制出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叙事。就是把同一国家的传统文明同现代文明绝对对立起来，把同一时空下的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绝对对立起来。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按照该逻辑，非西方国家要步入现代化就必须同自己的传统进行彻底切割，就要用西方的现代性来解构其传统社会。20世纪60—70年代，一股“西方化=现代化”的社会思潮开始涌起并在全球蔓延。艾森塔斯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朝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其毫不掩饰地将“西方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罗斯托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下，欠发达国家是能够顺利进入现代化的，并且不会受到共产主义的“讨好”和“引诱”，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东欧剧变之后，“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社会思潮甚嚣尘上，“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最终形成，一时风头无两，圈“粉”无数。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经济上长期低迷、复苏乏力，政治上深陷“否决政治”的泥潭和民粹主义的旋涡，文化上娱乐至死与精神萎靡交织，社会上贫富分化与族群撕裂并存，国际上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世界动荡不安的情况日益加剧。因此，西方式现代化开始备受质疑。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希望。3.以“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制造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炮制出了“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并制造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那么，这种“假象”又假在何处呢？第一，对西方民主文过饰非，极力美化。西方学者遮蔽了西方民主的阶级属性，避而不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性和非正义性，制造了西方民主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假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比如，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人类社会将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将走向这种结局。第二，对权威进行歪曲和污名化。权威亦可称之为“威权”，具有领导、服从和纪律性等特征。然而，“权威”被污名化的现象却由来已久。恩格斯就曾经严肃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待权威的错误态度。他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但是，萨托利则声称“威权主义是民主的反义词”，“威权主义是一种几乎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的政治制度”。在西方强势话语的渲染下，“权威”逐渐被视为“非民主化”“专制”“独裁”“暴政”的代名词。因此，凡是不搞西式民主的国家，都被扣上了“威权主义”的帽子。久而久之，就制造出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诚然，将“民主”和“权威”强行拆分并对立起来，从理论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民主政治语境下，民主必然离不开权威。如果失去权威，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会失去公信力、组织力和强制力而导致自身无法运行。因此，“权威”不仅不能等同于“非民主”，且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4.以“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叙事筑牢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中心—边缘”理论是对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进行研究的一种分析范式，但却被逐渐演化成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叙事，于是产生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说，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按照这种叙事图景，西方人将先发国家视为“中心国家”，将后发国家视为“边缘国家”。“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定位是根据“先发”和“后发”的时间定位来确定的，体现了典型的线性思维逻辑。当然，“边缘国家”也并非没有雄心壮志，他们相继提出了“赶超理论”和“脱钩理论”，企图摆脱落后地位并转型为“中心国家”。而西方国家则用“文明冲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话语叙事回应和打压这种潜在的“风险”。但是，“中心”和“边缘”的身份转换依然无法跳出“中心—边缘”的二元叙事结构，依然在“中心论”的逻辑里面打转。在线性思维的支配下，西方人将不同国家的现实强行放在了同一个时间坐标上加以衡量，并为不同国家贴上了“中心”和“边缘”的标签。照此逻辑，“中心国家”的昨天就是“边缘国家”的今天，后者总能在前者的某个历史阶段找到自己的身影。换言之，“边缘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从“中心国家”的发展过往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有些人就习惯于将今天的中国比作20世纪某个年代的美国或日本。这无疑强化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中心国家”的自我意识，也同样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的自我认定，在削弱发展中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同时，进一步筑牢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color=rgba(0, 0, 0, 0.9)]二、西方文明观的三大症结暴露了它的内在本质 几百年来，虽然西方文明观的版本繁多、面相不同，但从其理论预设、内在逻辑和主要结论来分析，可以发现其具有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三大症结，暴露了多重假面下的真实内容和内在本质。1.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伪造出西方文明的“至尊性”二元对立思维源于排他性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中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意识，产生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的二元对立思维，“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叙事方式均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当然，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绝对对立，否定了对立双方之间的统一性。所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元论”，只不过是借用二元对立的形式来凸显西方文明的一元至尊地位罢了。比如，在“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中，西方人将“文明”和“野蛮”绝对对立起来，意在突出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而贬低其他文明的地位。但是，任何文明都不是先验性的存在，都是从“蒙昧”和“野蛮”逐步发展而来的。没有哪一种文明天生就是先进和优越的，也没有哪一种文明注定就是落后和低劣的，只是发展程度不同而已。然而，西方人却对此闭口不谈。他们在“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叙事中，一再强调和突出“现代”“民主”“中心”等一元倾向，并将其同西方世界直接联系乃至等同起来，对所谓“传统”“威权”“边缘”进行矮化和丑化，并把这些内容同非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乃至画等号，通过二元对立突出西方文明的一元“至尊”地位。2.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幻化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尺度，两种尺度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两者各有侧重。真理原则要求人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但价值原则却突出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能动性；真理追求是一元的，不会因主体改变而改变，而价值判断则是多元的，因主体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能够以正确的认识指导人们的实践；价值则以阶段性成就不断激励人们去进一步探索和发现真理。然而，西方文明观却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割裂和对立起来。一是在真理原则上做减法，掩盖西方文明的弊端。比如，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进行各种美化和包装，遮蔽了西方民主的阶级属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正义性，回避了西方民主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这个最大的事实，将西方文明的暂时先进性视为永恒先进性，将西方民主制度美化为普世性制度。二是在价值原则上做加法，夸大西方文明的成就。一方面，西方学者罔顾西方民主陷入“否决政治”和民粹主义的现实，更无视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尝试西方民主而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撕裂的事实，继续宣扬“历史终结论”和“普世价值论”。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用西方民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原则作为尺子，充当全球民主的“判官”，肆意给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贴标签。然而，一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搞得怎么样，不应该由该国人民来评判吗？不应该由历史和实践给出答案吗？可见，在真理原则上文过饰非，在价值原则上无限放大，使前者臣服于后者，是西方文明观的通病之一。3.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暴露出西方文明的虚伪性道义即道德与正义，包含顺大势、重民本、守诚信、得人心等多重内涵，是体现公序良俗和反映人心向背的重要维度。利益则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积极作用和价值，也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维度。二者关系集中反映为人们的义利观。历史地看，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文明较之封建文明在道义上的进步性，但资本主义的道义却存在巨大缺陷。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义具有虚伪性。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源。看似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都是建立在非正义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凭借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不断续写西方文明观的新剧本，设计新剧情，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各种美化和包装，将其强行推上道义的制高点。比如，“历史终结论”和“普世价值论”就将西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二是资本本位导致重利而轻义、虚义而实利。西方国家打着西方文明“优越性”和“普世性”的幌子，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绝不是为了这些国家的美好未来，而是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在经济上，让发展中国家永远依附于西方国家，不断收割其国民财富。在政治上，扶持亲西方政权，为西方势力操控发展中国家内政创造条件。在文化上，让发展中国家丧失文化自信，对西方国家顶礼膜拜，永远沦为西方世界的“精神俘虏”。[color=rgba(0, 0, 0, 0.9)]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批判和超越了西方文明观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1.坚持人民至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力破除了西方文明观伪造的“西方化即民主化”假象西方文明观秉持资本至上理念，为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主客颠倒，自私自利。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则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科学传承中华传统文明观的民本思想精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本位超越资本本位，很好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以人民至上作为自身的灵魂所在、根本所系。由此，中国式现代的独特文明观，在发展指向、主体本位和民主实质上形成了对西方文明观最为根本的批判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以牢固的人民本位论，克服了西方文明观的资本本位论。西方文明观颠倒了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关系，把人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将资本增殖视为根本目的，也是导致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种生产力要素服务于人民生活，通过科学利用资本、有效驾驭资本，使资本成为增进人民幸福的工具，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穿“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从性质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克服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本质。从过程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覆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克服了西方民主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痼疾。从效果上看，它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重过程轻结果、重程序轻实质、重讨论轻决策的弊病。2.坚持自信自立，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根本上超越西方文明观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西方文明观充斥着文明冲突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基调，狂妄自大，咄咄逼人，对其他文明指手画脚。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以高度的自信自立、强大的开放包容，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宽阔胸怀，很好回答了“我是谁，我和谁”的问题。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人民充满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同世界人民一道为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共同奋斗。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人类文明有“姹紫嫣红之分”，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都具有本国家本民族的特点和优点，是其他文明不可替代的。因此，应该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使其成为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文明整体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让世界文明的百花园繁花似锦、异彩纷呈。中国式现代化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超越西方文明观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文明平等指的是文明在主体地位和价值上是平等的，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也是国际民主化的内在要求。不能因某种文明暂时先进就高人一头，也不能因某种文明暂时落后就低人一等，更不能妄图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只有坚持文明平等才能有力批判和超越文明优越论。同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因包容而共存。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对话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这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世界历史潮流而形成的不可阻挡的历史铁律。同样，文明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只有坚持文明包容，世界各文明之间才能和谐相处，才是对“文明冲突论”的釜底抽薪之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自信又谦逊，自立又有活力，是批判和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先进文明观。3.坚持守正创新，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念超越西方文明观的线性思维西方文明观坚持线性思维，割裂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是今非古，是己非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牢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系统观念贯彻始终，很好回答了“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从何处来”，就是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向何处去”，就是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依靠开拓创新奔赴美好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深处走来，没有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其更好地适应与融入现代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之中；不断开辟和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和新成果，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深深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在牢固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超越文化文明界限，以开放的胸怀充分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牢牢坚持系统观念，有力克服和超越西方文明观的线性思维。线性思维的优点是便于找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和把握历史规律，其缺点就是容易走向形而上学。西方人用线性思维裁剪丰富多彩的世界，认为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即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认为世界中心和文明高地也只有一个，即西方世界。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明确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和全局观，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强调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各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面貌，这也决定了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有其特殊的文明形态、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贯穿历史与现实，把握现象与本质，统筹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远、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就是用唯物史观取代了线性史观，用唯物辩证法批判了宿命论和循环论，以雄辩的实践成果破解了西方文明观的思维弊端和理论假象。4.坚持胸怀天下，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观以自我为中心，鼓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穷兵黩武，恃强凌弱。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立足于当今时代本质和世界百年变局的现实，很好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西方国家依然用西方文明观为其霸权行径鸣锣开道，继续破坏国际公平正义和危害世界和平稳定。面对这样的世界局势，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文明观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贡献了思想智慧，显示出其强大的世界影响力和引领力。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和推动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立论依据、时代方位、最高立意、人文关怀等方面，全面超越了西方文明所标榜的“普世价值论”。西方文明把自身的思想体系、发展道路、文明主张等，幻化为全人类都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在美化自身的同时阻挡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坐标，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和共同责任，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契合人类美好生活期待的世界性共识。中国式现代化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就是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把人从资本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胸怀天下与世界大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行胜于言”，新时代十多年来，我国依托“一带一路”这一优质国际合作平台，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有力打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分野”，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之别”，以共谋天下利的理念切实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中国坚持合作与开放，不搞对抗与封闭，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筑墙设垒的“反全球化”逆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人类社会制度和文明发展是迭代而不是取代的关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走互利共赢、和合共生的发展道路。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和开拓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形成了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5期“政治与党建”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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