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提出更高要求。

造成上面的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经济增长出现差异。图1显示了这些国家在人均GDP的各个阶段经济增长的差异。从图1可以看到：美国人均GDP 在达到1万美元后，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76%。德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GDP增速达到4.35%，但是超过2万美元后，经济增长就降到3.5%，超过3万美元后进一步下降到2.46%，超过4万美元后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到2.1%；英国、法国和日本有类似的特征。西班牙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GDP的增长是3.78%，但是超过2万美元后降到3.1%，3万美元后是负增长（-0.03%），意大利在3万美元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1.41%。

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分化、经济增长预期下降，世界贸易水平下降。一是从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而且出现分化趋势。各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世界经济预期下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放缓。世界各国经济呈现分化，2023年美国经济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四季度增速3.1%，而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欧元区四季度GDP增长速度为0.1%，从各种预期来看，2024年的世界经济将放缓至2.6-2.7个百分点，远低于3.8%的历史（2000年-2019年）平均水平。二是世界经济放缓的预期影响需求，各国需求呈现放缓趋势，世界贸易会下降。

世界呈现高利率、高风险的态势。一是世界通货膨胀水平呈现复杂态势。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有所缓解，但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虽然世界通货膨胀有所缓解，但是不同国家出现不同的态势，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二是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处于高位，世界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加剧。高利率使得国际债务风险加大，国家主权债务的成本急剧上升，违约风险加剧。

世界经济增长的分化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复杂使得各国货币政策调整不确定性增加。一是以美国、欧元区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24年货币政策会转向。美国等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世界经济有积极作用，但是也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二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日本在今年3月份就改变了20年以来一直实施的负利率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达到126.1万亿，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占世界制造业比重约30%；同时我国的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等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发生改变，我国从传统的要素驱动（资本和劳动力驱动）转变到开始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转变，为此，我国经济发展要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提出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开始改变，从以出口为导向转为利用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为此，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拓展。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实践到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人们对全要素生产率认识深化的过程。狭义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指技术创新，广义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除资本、劳动和土地以外，对生产有影响的全部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人力资本水平等。基于中国经济实践构建新质生产力理论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加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认识，也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拓展。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和指导意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具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将会进一步凸显，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形成有利于将综合优势加速转化为新的比较优势。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

因此，一个经济体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一是不断提升TFP，二是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三是传统要素的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是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分析，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增长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TFP的差异。同时需要在经济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如数据），新的生产要素的引入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另外，还需要传统要素的升级改造。无论是新的要素的引入、传统要素的升级，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是需要科技创新投入的不断增长和科技创新投入结构的不断改善。

一般地，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一产业增加值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开始起步；同时，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不断上升。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第一产业增加值继续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上升；同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上升。在经济增长的第三阶段，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份额保持稳定；一二三产业劳动力人口保持稳定。

从一二三产业的增长率比较来看，一般地，第一产业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增长率会比第二产业增长率来得低。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第二阶段，要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保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高；通过创新促进第二产业升级，保持第二产业增长率处于合适的规模和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发展现代服务业，保持第三产业增长率比较高。

经济增长需要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来支撑。过去让一部分地区发展起来，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先发展起来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这样，经济增长就需要欠发达地区、后发展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来推动。如何来推动欠发达地区、后发展地区的增长？需要从制度层面也就是生产关系着手，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畅通要素的流动，构建统一大市场，提高要素的效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增长需要内需（国内消费和投资）和外需（进出口）的共同作用。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外需，关注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因此，在关注内需扩大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外需对我国经济的作用，也就是说，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促进我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持续提升我国R&D（研究与实验发展）投入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一是拓展R&D投入来源，一方面增加政府投入水平，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各界增加R&D经费投入，确保R&D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二是改善我国政府R&D投入结构，加大中央政府的R&D投入水平。目前R&D经费投入中中央政府投入占比小，这样导致我国R&D地区差异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三是加大对农村技术创新的支持。我国整体的R&D投入强度已经达到2.64%，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差距，2022年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R&D投入强度只有0.58%，食品制造业的强度只有0.7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还只有0.40%。

改善我国R&D投入的结构，加大R&D经费中的基础研究投入。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支出力度。二要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98%以上来源于政府支出，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支出很少，需合理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多维政策工具鼓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支出。

改善我国R&D经费的执行结构，加大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加快形成创新产业链。我国基础研究以高等教育学校、研究与开发机构为主，其在R&D基础研究中的占比分别是44%与49%，企业只有7%。应进一步加强企业基础研究力度，丰富基础研究机构类型，拓展创新产业链。

以国家数据局成立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职责定位，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统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对数据交易与流通进行有效监管，构建起上下联动、左右贯通的多维数据治理生态。推动“三权分置”数据产权制度的有效落实，加快完善数据资产评估、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安全、跨境传输等基础市场制度，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夯实我国数字核心技术的优势。要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完善数据循环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类企业主体积极参与。

大力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一是对数字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鼓励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等新型产业发展，培育壮大基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新型就业模式。二是通过大范围实施“数据要素×”行动，推动数据与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协同，发挥数据规模报酬递增、低成本复制等特点，改善传统产品和服务，催生和培育数据型新产品、新服务，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从而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完善数字经济结构，促进三次产业数字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是不断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2022年我国农业的数字化程度只有10.5%，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发展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不断提升我国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建设良好的数字生态，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由相关部门牵头，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专家智库等组成产业数字化促进中心，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

加强现代服务业的建设，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二是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并不算低，但从其结构来看，不同于美国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占比较高，中国金融业的占比偏高，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占比偏低。三是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产业升级。总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不够，服务业生产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进一步降低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特别是降低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一是降低物流成本。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一直很高，是国外的2倍左右。近几年虽然有所降低，但2023年我国物流总费用18.2万亿，占GDP比重14.4%，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利用数字经济来打破贸易保护，畅通地区之间的贸易。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我国货物和服务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可以降低库存成本从而降低货物贸易的成本。

切实降低地区、行业之间的劳动流动成本，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便利条件。一是进一步深入户籍制度改革。东部发达地区的户籍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为劳动力的流入提供便利条件，中西部、东北三省需要为劳动力的流出提供便利条件。二是为人口流动提供保障机制。要加强基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建设，为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提供保障。三是为跨地区、行业灵活就业的新业态人员提供社会保障服务。

深化区域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城乡差距。一是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二是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有序流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降低城乡要素流动、产品流动的成本。近几年，我国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降低，但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另外，我国城乡资本的流动成本很高，需要加大力度促进城乡之间资本流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提高农村投资水平。

促进我国农村、农业投资水平提升。一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66.16%，还有33.8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农村的消费和投资环境有重要意义。二是加大农村的新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新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存在比较大的城乡差距，如城乡的互联网普及率、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存在差距。通过农村新基建可以拉动农村投资和新消费的增长。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稳定我国进出口水平。一是坚持在扩大内需战略的同时，实现高水平的外需扩大战略；二是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三是进一步实现多元化的对外进出口战略。

充分认识到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把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落实外资企业优惠措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带来了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了我国技术进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进一步强调外资企业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完善跨境电商结构，推广跨境电商的人民币支付。一是优化我国跨境电商结构。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B2B的规模达到75.6%，而B2C的规模之占比24.4%，未来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中的B2C。二是加大我国跨境电商中进口的规模。我国跨境电商中的进口规模不大，2023年跨境电商进口5483 亿元，增长3.9%，而跨境电商出口1.83万亿元，增长19.6%。三是在跨境电商中推广人民币的使用，利用跨境电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规避汇率风险。

加强国际合作，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创新产业链。一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合作，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进出口服务贸易。二是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共赢。利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现跨国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个人信息安全化，加强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三是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国际化的金融服务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之一。

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切实提高直接融资的规模。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对应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企业，如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一是拓宽企业融资途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完善我国股票市场改革，解决上市公司融资问题。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释放LPR改革效能。一是加强存款利率监管，充分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推动提升利率市场化程度。二是减少对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波动幅度的管制，健全利率走廊体系，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规范资本市场，保障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得到合适回报。近年来，我国居民的理财市场回报率明显下降，从2018年的5%左右下降到2022年的2.09%，接近于一年期存款的平均利率（2.059%），低于二年、三年的存款平均利率（分别为2.561%，3.118%）。2023年有所回升，达到2.94%，也只是三年期存款的平均利率水平。

应用大数据和系统科学，加快风险预警和评估，实现对资本市场全面的健康监控与预警。目前，缺乏对整个资本市场进行有效、全面的评估预警理论与技术，急需融合大数据技术，研发发现错综复杂市场内的关联机构、异常市场行为检测、风险评估以及健康状态评估等关键理论模型，实现对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健康发展状态全面的监控与预警。

强化居民收入增长目标，严格落实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最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长，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比GDP的增长速度低，需要特别关注。

完善要素市场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继续保持劳动者报酬与GDP增长同步，保证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要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保证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鼓励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合理引导居民配置财富资产。进一步加快农村农用地、宅基地改革，让农民通过农用地、宅基地以及各类农产品的流动获得收入。

打造新型的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一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相关课程，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加强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发，鼓励跨学科人才培养，实现关键技术与人才培养的自给。二是完善学科体系，出台培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方面的各类学位项目。三是加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鼓励地方高校根据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培养适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四是加大在职培训，推进制造业相关领域人才的在职培养。五是加大农民工培训，助力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的数字化程度。

推进教育均等化建设，提升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是通过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来提高我国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二是推进我国教育均衡化建设，优化全国人才资源的配置，通过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加强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和配置，同时对边远地区和欠发达区域提供人才支持和激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