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城乡融合发展何以共融与共荣？

刘成晨（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西部研究基地研究员，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

“城乡关系”一直是“三农”研究的热点议题之一，且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正朝着“新型工农”的方向在发展，这也是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的一种“城市”（产业等）何以对待“乡村”（居民等）的议题。

从目前全国发展城市的趋势来看，“都市圈”已经越发成为策略之一。以长沙为例，“长株潭”即为一个典型。再以成都为例，也是如此。且成渝双城经济圈中的“重庆成为继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之后，第6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也即，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如今的城市也在“抱团式”发展，而内核的很大一部分成色就是“如何把圈子做大”，进而把之前城市未覆盖的城乡土地与人口吸纳进来，共同组成新的城市样态。

继而，在都市圈这样一种新模式下，乡村何以融入城市发展？还是像过去一样吗？例如，在农村种菜拖到城市里去卖，然后继续居住在农村。抑或是，出让土地给城市发展（在城市有需求的时候），而后农民得以一些补偿。这种发展方式，依然是把城市与村民割裂的，甚至是“虹吸”的。村民的利益会受损，而城市也无以得到村民的人口红利等。归根到底，是“城市找农村要”的发展模式。

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个论断——“新的城市剥削农村正在形成”，即——“第一代农民工从外面赚钱回村庄消费,使农村变得繁荣,并且生机勃勃。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是将农业收入拿到城市消费,并不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父母在农村耕作,并将维持温饱以外的所有剩余拿给他们到城市消费（比如买房等）。这样一来,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就不只是不赡养父母,而且通过代际剥削将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所获收入拿到城市消费。新的通过代际剥削而成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便已成型。”此种说法不无道理，例如在婚嫁市场中，湖北某地级市，男方如果在城里有房且房贷未还清则不嫁。这就决定了代际剥削后的年轻人把资源不断地供养城市，形成了“城市找农村拿”的城乡关系。

当然，这样的关系背后复杂因素还有很多，此处仅仅是以调查得到的一些样态与景观来说明上述所说的“新的城市剥削农村正在形成”。不仅如此，在1949年后城市索取农村的资源、物品、人力等还不少，但提供的回馈和保障却不多。但城市为了自身越发向好向强的发展，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拉动”乡村一起“共舞”，政策裹挟与资源吸纳，带来的结果依然是“单向度的代际剥削”。人口就是一个典型的指标，而其流动则一次次说明，城市不仅在“虹吸”，还在继续“索取”，包括人口资源、土地资源等。尤其是以房地产、低水平的加工业或服务业，无论是购买还是务工，农村人在城里举步维艰。但先前还是无以阻挡“乡村凋敝论”。加之“去农文化”和“跳出农门”让乡村越发无人、无业。

是不是城市没有意识要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就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所以实行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农业税全部取消了，国家还为农民交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有贫困户补助，所有这些社会开支一概由中央财政负责。”而在近些年开展的脱贫攻坚战略，更是此种之体现。2021年，“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这样的反哺是对过去“索取”的一次重大补偿，是城市发展未忘却乡村的重大体现。但内在逻辑，还是“拉动型发展”。为什么？比如免除农业税，是以工业为基石，让其承担更多分量而减轻农民的负担，即“拉了一把”。尽管如此，但农民的确得到利益。

其实，乡村的发展，不能光靠“免”和“给”，还需要乡村的内生式发展，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继续推动之下，发挥乡村价值，完成乡村转型。

我们还需要清楚的是，乡村是不能消失的，以日本为例，他们还曾经采取过“造村运动”，而且笔者在专著《半解乡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里面也多次提到——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还在于乡村有它自身的功能。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来看，如果乡村这样的子系统出现问题，则城市无以发展，如蔬菜、粮食这样的生活物品谁来供应？所以无论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还是“土地红线”，城市不应该继续“索取”，而是以现行的一些发展战略来驱动它一起发展——乡村振兴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在功能分化的前提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乡村要发展产业，则城市需要供给资源和机会等。如此形成城乡融合的新模式——“有边界的彼此互嵌式发展”。什么意思？边界在于城市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而乡村继续保障它的功能发挥，哪怕是“土地兜底”。城市要发挥它的市场功能，乡村则发挥它的供给能力，正如李小云教授所说：“如今，乡村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开始多元化，乡村价值正在回归，大美乡村已具备吸引人的条件。如今，城市动能正在激发乡村潜能，提升了乡村在市场中创造财富的能力。”此处所提及的“激发”正是驱动之体现。

尽管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等重要，且要实现并非一朝一日即可完成，背后也有曹锦清教授所说的“复杂性”，但城乡二者之关系，理应理顺，并呈现出城乡等值化、差异化、均衡化的价值取向才为正确。正如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那样：“城与乡承载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并需要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德国是成功的。”所以，以都市圈、城市化为抓手的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务必是城市提供资源、市场、环境、条件、人才等多方面的帮助，“激发”或者“促进”乡村一同发展。而不能“城市重，乡村轻”，那样我们会摔跤，走不远。要善于打破长期以来的“城市优先”的思维惯性，让乡村价值复兴与城市价值回归。继而培育出城乡命运共同体。城乡也要积极在“人、地、钱、技、业”等关键要素的配置上合作，城市应该利用优势驱动乡村发挥自身功能才能让振兴活化。

总之，正如雷刚教授所说的那样：“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有序流动，构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价值共同体。”而这还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上进行改革，方能促进二者同频发展，最终呈现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的美好图景。如此，城乡才能有机共融与彼此共荣。（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