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竹君:“背母打工”背后:农村老人的养老现状

陈竹君（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教师）

网上有个热门小视频，题目是《火车站等车看到的一幕，一男子背着母亲去打工，你被感动了吗？》，画面上一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背上背着一位老人，在排队等候上车。时间应该是夏秋之交，等车的人大都穿着短袖、衬衫或者薄外套，而背上的老人却穿着厚棉袄，戴着厚棉帽，可以想见老人身体非病即弱。从老人的满头白发推测，老人应该在70岁以上。视频画面展示了网友的感慨留言：“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还配上了煽情的音乐，让人不胜唏嘘。小伙子为什么背着母亲去打工？显然不是为了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孝心，让人感动一把，而是实在没有其它办法。当下农村老人普遍陷入养老困境，农村养老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笔者五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不能承受的暮年之忧》，以我的家乡、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的农村地区为例，描述分析了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及其成因，其中缺少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是农村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201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此后农村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农民看病的报销比例比过去大了许多，因病致贫的现象有所缓解。近几年，湖北荆门农村地区还出台了一种新的惠老政策，由政府出面、新农保出钱，请护工来护理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老人，这对家有失能老人的农村家庭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老人的焦虑心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子女也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是，就笔者近期对湖北荆门沙洋县农村地区的观察，虽然已经全面脱贫，农民生活状况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善，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仍然很严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养老金金额太少，且增长过缓。就荆门市沙洋县来说，我的母亲今年87岁，2017年每月养老金是100元，现在每月是120元，5年增长了20元。村里的一位邻居今年68岁，8年前满60岁时每月养老金是80元，今年增加到103元，8年增长了23元。以上是没有交纳养老保险的例子。另一位亲戚今年61岁，10年前开始交养老保险，现在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是118元。与此相反的是，新农保的缴费最低金额从最初的每人每年100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元；新农合的缴费金额从最初的每人每年30元增加到了现在的每人每年300元（其中包含了上文所说的失能老人护理费，其实是由农民交的医保费中支出）。当然，与2012年之前农民无养老金的情况相比，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但与这一代农民对国家的贡献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少。目前领取养老金的农民，最小的都是1961年以前出生，从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30年，是农民为国家付出牺牲最大的30年。笔者小时候在乡下长大，亲眼见过父辈和兄姐不分白天黑夜为集体劳作的场景。父母在一年的辛苦劳作后，得到的仅仅是全家的口粮，余钱基本上是没有的，年终谁家若能分得几块钱，那都是天大的惊喜。从农民的贡献来看，这点养老金与他们的付出是不成比例的。当然有的人会提出，农民有田地，可以种田挣钱，但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偏低，而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迅速，农民种田的纯收入每亩每年不过几百元，仅能保证基本的温饱。退一步说，就算农村70岁以下的老人还能靠土地和农闲时打工养活自己，那么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农村70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数是种不来田地的，靠每月100元出头的养老金，他们的生活水准如何，可以想见。

二是劳动繁重，生存压力大。在城市，人到60岁退休后，可以过上相对轻闲的生活。而在农村，60岁到70岁算是壮劳力，是种田的主力；70岁以上、甚至80多岁的老人，只要还能走动，也大都在农田劳作，最不济也种着菜园、养着鱼塘，自食其力。并非他们天生爱劳动，而是不得不如此。60岁到70岁的人，他们的儿女年龄大都在35-45岁之间，正是压力最大的农二代（有人把农村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叫作农一代，他们的后代到城里打工的称作农二代）。以我父母所在的村子来说，农二代大都没有学过做农活，现在全部在城镇打工，也都在城市安家落户。以农民工微薄的工资，要供房子、养孩子，是根本支付不起的，因此他们年老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要不停地劳动，帮他们还房贷。农二代就算有幸在城里找到较好的工作，收入也远远不够支付高昂的房价和子女教育费用，仍需要“六个口袋”的支持。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就算他们已经帮儿女还清了房贷，他们的生活压力也轻不到哪儿去，因为儿女没有多余的钱补贴他们，他们必须攒钱为自己将来的日子打算。而且，在经济不太稳定的形势下，农二代还经常会遇到失业、房贷还不上、甚至生活费都无着的情况。这次疫情就是个例子。疫情期间，我的侄儿侄女在城镇开的店铺都关门歇业，前后近半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收入，而店铺租金、房贷、孩子上学的钱却是一分都不少交，这些开支大都由他们的父母帮助支付，我兄姐多年的积蓄为之一空。

三是缺少子女关爱照顾。60-70岁的农一代，是正赶上计划生育的一代人，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只生一个或最多两个孩子（当时农村的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孩，或头胎虽是男孩但有残疾，可以生第二胎）。如今这些农二代已在城里安家，不可能再回农村，而由于城里的房子小、生活成本高、代际关系难处理等多方面的原因，农一代父母很少会与子女一起住在城里。他们完成了带孙子孙女的任务后（一般带到上小学），大多数仍旧会回到农村。儿女在城里，996、白加黑，忙得乾坤颠倒，很少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父母，节假日回家也是来去匆匆。因此，农一代精神上、情感上受冷落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父母有一方不幸亡故，剩下的那个就格外孤苦。有的农二代会把孤独的父亲或母亲接到城里，就像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个背母打工的小伙子。但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少见的，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人们不得不惦量“孝心”的时代内涵。父母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大多数也会选择留在乡下。为了让孩子活得轻松点，他们尽可能不去打扰孩子，为了孩子，他们什么苦难都能承受。

当前，农村老龄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我国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亿人，占农村人口比例达到23.81%，比城镇高7.9%，比全国平均水平18.7%也高出许多，农村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而与此相对的是，农村的养老条件远远滞后于城市。前文所说的失能老人护理政策有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定，必须是卧床不起才能享受，但凡能下床走动，即使有很严重的残疾，也是不能享受这一优待的。基层的养老院收费高不说，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也大都很落后，老人们是不愿意去的。与城镇老人相比，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实在堪忧。

关于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待遇，多年来一直有人在呼吁，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但总体来说工作进展跟不上问题严重化的速度。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研究，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养老金相差达22倍，城市远高于农村，这在世界上都属罕见。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说，提高农村老人养老水平都是当下应该着手做的事。“老有所养”是民生大事，是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农一代年轻时被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固定在土地上，为国家无偿交公粮、修水利，为建设农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农民的贡献与工人为国家建设所作的贡献同等重要！当初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农民为国家作出牺牲也属应该，但现在国家富了，国家富裕的功劳薄上有农民重重的一笔，让农民“老有所养”，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回报，也是“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目标。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养老基本上靠的是子女，因此有“养儿防老”的传统，目的是避免老无所依。因此在改革开放前，一般农民家庭都生有三个以上孩子。1970年代晚期，农村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正值生育年龄的农一代相信“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或最多生两个，他们把养老的大部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现在是政府履行责任的时候了。

从现实层面来说，政府在不增加额外财政支出的条件下，提高农民的养老金也是可以做到的。前面说过，农民与城镇居民养老金的差距是22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统筹城乡，改革养老金上调机制，高的少调低的多调，形成制度，将差距逐年缩小。与此同时，大力建设农村养老机构。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只到乡一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可鼓励以村甚至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开展村民互助，集体养老，政府不必投入太多的资金，由老人们自行集资雇人照料，政府主要负责监管和指导。以上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除此之外，以查抄地方贪官的赃款来建设当地农村养老机构，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贪官贪的是当地老百姓的钱。中国农民历来有忍辱负重、知足长乐的传统，他们的要求并不高。根据我在乡下的调查，农民大都认为每月有三四百元的养老金就感激不尽了！当务之急，可以先一次性将7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金上调至每月300元以上，让他们付得起基本生活费，再逐年上调60-70岁农民的养老金，确保他们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还能养活自己，让这些为国家建设作出过牺牲和贡献的人有一个有尊严的晚年。(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