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唐林等：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吗？

唐林 罗小锋 黄炎忠、余威震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数达4.9276亿人，其中市区内流动3.7582亿人，跨省流动人口数量达1.2484亿人。出于经济取向的目标，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庞大的人口流动格局，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流动人口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流动人口因其个人“理性选择”而获得发展和利益的同时，作为人口流出地的农村地区却因此遭遇了一系列发展难题，如留守群体的生活与情感需求问题，农村社会秩序、基层民主和环境治理问题等（汪小红和朱力，2013）。其中，农村环境问题尤为严重，已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梁流涛、翟彬，2016），并已成为农村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杜焱强等，2016）。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微观的主体，既是农村环境的享受者，也是环境破坏者。农户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直接造成了农村环境治理无人参与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导致农村人口的分化，使得不同农户因农村环境改善的获益程度不同而表现出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差异。那么，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究竟会对农村环境治理产生何种影响？又会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湖北省的田野调查数据，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提高参考。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众多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环境治理分别做了大量研究，但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很少有学者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环境治理结合起来考虑。部分研究虽然证实了劳动力流动会使农户的环境认知、理念以及村庄归属感等发生变化（例如王博、朱玉春，2018），但并未深入探讨这些变化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环境治理影响机理的探讨更是少之又少，而且缺乏从农户行为层面的微观分析。此外，尽管少数学者从人口学角度研究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其中林群慧（2001）指出，人口规模越大，新增人口越多，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也就越严重。而杨东升（2006）的研究并未证实人口压力会加剧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所以，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关系；并基于农户行为的视角，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以期丰富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地研究。

农村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数量以及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这对农村环境治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外流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这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环境治理处于“无人参与”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妇女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效率。此外，农村劳动力的外流除了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带来了农户认知、理念、村庄归属感的变化，也给农村公共事务管理带来了挑战（王博、朱玉春，2018）。家庭收入结构和流动人口环境认知、发展理念及对村庄归属感的变化，使得农户对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王博、朱玉春，2018）。具体来说，劳动力流动通过农户的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三个渠道，进一步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农户对村域环境治理参与的状态，本文借鉴李凡凡、刘友兆（2018）的研究并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构建了一个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变量，以此表征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具体而言，若农户至少参与一项环境治理措施（具体包括村庄绿化建设、耕地和水资源保护、秸秆综合利用和控制农药化肥使用）则赋值为1，若未参与任何一项环境治理措施则赋值为 0。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劳动力流动是本文的核心变量，本文主要参考陈媛媛、傅伟（2017）的研究，以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表示劳动力流动。同时考虑到对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的测量，可能会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比如记忆的偏差等） 而导致测量结果的偏误，故文中又采用家庭在村劳动力人数占家庭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劳动力流动，并以此来做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主要劳动力在村时间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动越少，则农户越有可能参与村域环境治理。也就是说，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替换变量和替换模型等各种稳健性检验之后，回归结果依旧显著，说明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此外，理论部分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直接影响外，还存在间接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影响的间接作用，本文选取农户的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作为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三条渠道。具体借鉴丁从明等（2018）的研究方法，首先，构建传导机制变量与表示劳动力流动的在村时间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的影响。其次，构建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变量与传导机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来检验农户环境认知和利益感知以及家庭劳动力提升在村影响力的迫切性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村时间对环境认知、利益感知及提升影响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环境认知、利益感知和提升影响力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三条渠道是成立的。

五、结论与启示

劳动力流动是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特征，但也给人口流出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虽然，劳动力外流是劳动力出于经济取向的理性选择，但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抑制了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那么，要缓解劳动力流动之殇，则有必要在挖掘劳动力红利的基础之上，注重农村的发展。只有农村留的住人，才不至于造成农村的衰败与消失，才能实现乡村的振兴。（来源：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