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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张明接受《时代财经》专访
4月20日央行公布了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与上期相比，1年期LPR下调了20个基点，创自去年8月份LPR改革启动以来的单次最大降幅。市场分析机构普遍认为此次下调“符合预期”。
“国家希望引导贷款利率下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最后的银行贷款能够精准地‘滴灌’到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手里。”4月21日，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表示。
张明指出，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本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问题，与银行考虑贷款风险和利率市场化等因素有关。“中小企业要渡过疫情难关，不能完全指望银行信贷，同时还要严防企业利用低息贷款用于‘炒房’而非扩大再生产。”
张明认为，要全面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时发力。中小企业也可通过股权市场、债券市场、合规的P2P等取得融资。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例行发布会消息称，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我国将发抗疫特别国债，其中一个用途是帮扶企业。张明预估，特别国债规模在1万亿到2万亿之间。他还认为，尽管一季度GDP下滑6.8%，但中国设置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依然必要。“在中国体制下，设置了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协调国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政府不能干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
时代财经：4月20日，LPR如期“双降”：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如果考虑到广泛受创的服务业利润率，那么，3.85%的贷款利率是很难刺激企业扩张投资的。是什么导致利率下降不到位，制约中小银行信贷扩张？
张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问题。利率下降不到位，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中小企业本身就属于比较脆弱的群体，其信用违约风险比较高，向商业银行贷款需要有担保以及比较长的信用记录。但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在这两方面都比较欠缺。商业银行在放贷时会考虑风险溢价，给中小企业定的贷款利率比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要高。这也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第二，当前经济下行，市场风险在增加，企业的收入、利润、利润率在下滑，即便贷款利率没变，由于利润的下滑，利率相对变得更高。这些因素叠加导致目前中小企业利率成本在上升。
时代财经：部分中小企业反映希望贷款利率降低，以便投入再生产。你怎么看呢？
张明：不要指望单靠银行信贷就能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政府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商业银行实现了市场化改革。
商业银行的经营，肯定是收入与成本、收入与风险要相匹配。政府不可能通过施压商业银行提供低利率甚至无息贷款给中小企业，否则，中小企业活过来了，银行的风险却变大了。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会发生逆转。
当前要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时发力，而财政政策其实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危机的更重要手段。
时代财经：财政政策应该怎么做？
张明：给受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允许中小企业延迟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保，给它们财政补贴，甚至财政贴息。
如此一来，即便银行没有降低贷款利率，但给一些受影响较严重的企业，如餐饮企业财政贴息1—2个百分点，这相当于银行没有少收钱，但事实上企业的贷款成本下降了。所以说，财政政策更能精准发力，帮助中小企业。
事实上，政府也对商业银行施行了激励政策，比如央行调低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的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监管方面，银保监会在短期内，对相关银行在某些指标的监管可稍微松一些。
政府可以通过“指挥棒”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倾斜，但不能直接干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经营。
时代财经：现在国家希望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能推动流动性往风险相对较高的实体领域转移吗？
张明：我觉得事实上还是很难的。尽管国家希望引导贷款利率下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最后的银行贷款能够精准地“滴灌”到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手里。
4月20日传出有银行开始调查企业经营贷流到房地产的情况。就是要严防钱是到了中小企业手里，但企业没有拿钱去进行生产经营或扩大再生产投资，而是去“炒房”了。
这么大的疫情，中小企业不可能不发生调整，不可能一家企业都不破产清算。这时候只能通过一揽子的宏观政策组合在总体上降低企业面临的压力。
从二季度起，中国的出口行业或许将面临严重的外需萎缩，宏观政策不能帮助企业完全地躲过冲击，而只能部分缓释冲击。
时代财经：不能仰仗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来给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与银行资本金不足有关联吗？
张明：不仅中小银行资本金缺乏，很多股份制银行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过去这些年影子银行扩展地很快，从2016年年底起监管加强，要求影子银行资产入表，这导致很多银行直到现在都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很多商业银行都在通过市场化手段补充资本金，如通过增发股份，上市银行可以公开募集，非上市银行可以私下募集，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在市场下行时，资本金约束的确会限制商业银行发放各种风险贷款。
——多管齐下、多渠道融资
时代财经：除了银行贷款，中小企业还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融资？
张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完全依靠商业银行体系来解决，还需要另外两个市场发力、多管齐下：一是直接融资市场，包括广义股权市场和企业债市场；另外则是有微观数据作为支撑的互联网平台融资。
商业银行很难去真正把握中小企业的具体业务，很难控制它们的风险。但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大公司，因为有大数据支撑，能更好地跟踪中小企业具体业务，为它们融资时，能够更好的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匹配。
时代财经：目前来说，股权市场是否只能帮助部分中小企业？
张明：股权市场只适合于那些自身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小企业，哪怕不是到二级市场上市，也可以通过VC/PE进行私募股权募资。
相比之下，商业模式没那么先进、竞争力偏弱的中小企业想获得股权融资还是没那么容易。
时代财经：你刚还提到企业债市场，此前有传言国家会发行特别国债，你觉得特别国债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吗？
张明：肯定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历史上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在1998年前后，目的是帮助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第二次是在2008年前后，目的是为中投公司注资。
这一次发特别国债主要是为了抵抗疫情的负面冲击，特别国债募集的资金很可能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为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来提供转移支付的。
我目前估算特别国债的规模不会低于1万亿人民币，可能在1万亿到2万亿之间。这是什么概念呢？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GDP百分之1%左右。
时代财经：最近宏观经济学界有经济学家提议国家应至少投入1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对冲疫情，你怎么看？
张明：规模多大需要经过仔细估算，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目前的规模来倒推中国的规模。
我估计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10万亿”是参照美国出台的财政刺激大概是2.2万亿美元，刚好相当于美国GDP的10%。10万亿元大致也相当于中国GDP的10%。
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第一，美国经济还在下滑，二季度会有很大的负增长，而中国一季度经济已经见底了，二季度经济会反弹，两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不一样的。
第二，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现在已经不低了，过去的十年中国地方政府积累了很多的债务，因此大规模发债还是要格外审慎。
第三，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发债很大一部分是面向全球投资者的，而中国目前的国债市场主要是国内投资者购买。所以说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发力力度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时代财经：刚你谈到股票和发债，还提到微观平台，是不是指P2P这样的一些机构可能会对中小企业融资难有更大的帮助？
张明：的确如此，就是那种规范运行的P2P平台，因为它们对中小企业更加熟悉，会进行很多细致的尽职调查，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手段判别企业的运营风险。
之前国内P2P有很多乱象，在乱象得到治理、大浪淘沙之后，会留下一批更加注重控制风险、商业模式更可持续的互联网贷款金融机构，它们在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方面未来会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时代财经：时代财经近期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P2P也看到了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巨大，但又都观望相关监管政策能放宽到什么程度。你怎么看？
张明：正因为之前P2P出了很多乱象，才导致监管非常严格，以至于发生了监管超调。
监管短期内是不可能显著放松，这是因为短期内市场下行，金融风险在上升，这时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明显放松是很难的。
——设置经济增长目标有必要
时代财经：当下外需不能依靠，内需是拉动经济的关键，由于现在的流动性很难释放到实体经济当中，应该通过什么措施拉动内需？
张明：首先还是要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如给中低收入家庭发消费券或者进行现金补贴，让他们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在家庭进行消费时，中小企业就有收入，就能活过来。这是相对而言比较良性的循环。
第二，要提高对疫情的容忍程度，尽快复工复产。中国经济就像是一个大的机器，机器因为疫情停摆了比较长的时间，时间越长其压力越大。只要机器运转起来，各方面的需求、收入就会自动产生。
第三，要加快结构性改革。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要素自由流动，我觉得非常重要。该文件提出要加快土地流转，加快户籍改革，加快金融改革。这些改革的实施会允许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培养一些新的需求。
总的来说，我觉得疫情后期首先要尽快的修复冲击造成的影响；其次应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兜底；再次应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发掘新的增长机会。
时代财经：你此前在专栏提及，中国设置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依然必要。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对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和推进有何意义？
张明：过去我们的货币政策一般都是根据特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制定的。货币政策制定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M2，就是广义货币。广义货币增速的制定一般是基于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制订。
举个例子，如果去年的GDP增速目标是6%，去年物价指数CPI增速目标是3%，再加一个点，那么去年在正常情况下，M2的目标增速应该是6%+3%+1%，应该是10%左右。最终我们看到去年M2大概是8%左右的增速。
换言之，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需要有一个目标增速作为参照。在中国这种行政色彩依然比较重的增长型体制下，设置了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协调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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